梁发祥,曹娟玲

(1.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甘肃定西743000;2.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理系,甘肃定西743000)

1 陇中干旱半干旱区水窖的发展演化

陇中因位于甘肃省(简称“陇”)中部而得名,其行政范围包括兰州、白银、天水、定西4市及甘南、临夏两州的28个县(区),面积约7.6万km2,占甘肃省面积的16.8%[1],因地表覆盖着深厚的黄土,故习惯称其为陇中黄土高原。陇中地区属黄土丘陵沟壑区,是温带半湿润向半干旱的过渡区,具有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征,生态脆弱。清代名臣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写道“陇中苦瘠甲于天下”,而“陇中苦瘠”主要由于干旱缺水且降水季节分配不均所致。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当地居民很早就摸索出了通过挖水窖储蓄雨季的天然降水在旱季时利用的方法。

从选用材质、工艺及用途等方面综合判定,陇中水窖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该阶段,当地居民主要采用红胶土糊窖,属典型的传统工艺制作,过程复杂,费时费工,农户家水窖数量有限,难以完全满足人畜饮水需要。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1995年推广“121”雨水集流工程之前。随着水泥在农村的大量使用,人们舍弃了传统费工费时且不太耐用的红胶泥糊窖的办法,改用水泥糊窖。由于材质发生了变化,挖制水窖所需人力和时间大大减少,水泥糊窖很快得以推广,农户拥有的水窖数量迅速增加,生活用水紧张状况基本得到解决。第三阶段是1995年推广“121”雨水集流工程以来。“121”雨水集流工程是每家农户建立1个100 m2左右的雨水集流场,修建2眼30～50 m3的水窖,发展1亩(667 m2)左右的庭院经济,雨季储蓄的窖水部分用于人畜饮用,部分用于发展庭院经济。“121”雨水集流工程的发展历程:1994年甘肃省水利厅和定西市政府在安定区御风乡等北部干旱山区开展了“121”雨水集流工程试点,1995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在省内其他干旱区大力推广,随后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北部省区相继在所辖区域的干旱地区推广,现在该模式已扩展到云南、广西等南方省份的缺水地区。

2 “121”雨水集流工程是陇中干旱半干旱区“抗风险适应”知识的现代应用

在长期生存过程中生态脆弱区居民逐渐形成了“常态适应、抗风险适应和补救性适应等适应方式”[2],这些适应方式中包含着丰富的本土生态知识。所谓抗风险适应是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特别是生态脆弱区,经常会出现病虫害爆发、有害植物蔓延、降水及气温巨大波动等灾变现象。虽然这些现象是人类不欢迎的,但又是生态系统按其自身规律发生而不以人的好恶转移的,世代生息繁衍于这种生态环境中的居民通过长期观察和知识积累来适应这种自然现象,以便化解各种自然风险,确保生存的延续与稳定[3]。干旱缺水且降水季节分配严重不均是陇中干旱半干旱区生态脆弱的主要表现,生活在该区域的居民为了获取生存之水,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逐步摸索出通过挖水窖集蓄雨季大气降雨以备枯水季节使用的应对方法,是当地居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抗风险适应知识,属于本土生态知识,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21”雨水集流工程则是本土生态知识中“抗风险适应”在现代背景下的有效利用,是对传统水窖的重大革新,其中“新”不仅表现在用材和工艺方面,而且在实用性方面,相比传统水窖仅仅是为了解决生活用水而言,“121”雨水集流工程则是解决生活用水与生产用水并重。

3 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及区域发展中本土生态知识的挖掘利用

本土知识是本土居民在长期生活生产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居民的生存、发展环境及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居民的共同精神财富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与力量源泉[4]。生态脆弱区居民为了适应所处的特定生态系统,逐步积累了有异于其他区域的独特的本土生态知识,是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是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1 重要意义

3.1.1 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及区域发展政策存在“共性偏颇”

在生态脆弱区,各级政府所采取的灾变救治及区域发展政策由于存在着 “共性偏颇”现象,影响了政策的实际效用。主要表现为有些政策套用了其他地区的模式而忽略了本土居民的生态智慧和技能,使得作为政策落实者的本土居民变成了被动接受的旁观者,只能依靠和借助外力推动才能勉强执行。但由于生态脆弱区生态结构的独特性,在其他地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在这里可能不具备基本的适应能力。

3.1.2 “内在发展”观强调本土居民的参与和本土生态知识的渗透

在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破坏性发展后,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本土发展依靠本土人民”的“内在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一种唤醒的过程,是激发社会大多数成员创造性力量的过程,而不是由计划者和学者从外部来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发展观把本土居民从过去发展的“边缘”拉至发展的“核心”,赋予本土居民发展的主体地位,视本土知识为促使本土发展的“转变力量”[5]。对此,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会议也强调:研究各地原住民对环境的适应性和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经验对生态系统的改善非常重要;要加强科学家与原住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将原住民丰富的本土知识与当代科学知识更好地整合[6]。

3.1.3 本土生态知识在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及区域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态环境脆弱的深层原因在于本土居民的主体性被忽视,多样的本土知识与自然生态的文化链条被打破,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中本土经验和知识缺失[7]。而生态脆弱区本土生态知识是本土居民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本土居民认识和处理自身与所在区域生态环境关系的行为准则,对本土居民的生态环境态度和行为具有很强的规约作用,是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和区域发展的基础、源泉、根本以及最节约的方式与最佳办法。如果在灾变救治及区域发展中充分考虑了本土居民并将本土生态知识进行了合理渗透,则会得到本土居民的有效合作而取得预想效果;否则,如果引入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脱离本土生态知识或与本土生态知识相悖,则会因缺乏接受的基质而使既定办法失灵。因此,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及区域发展应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本土居民的生态智慧和技能,激活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让他们用自己的独特的办法去开发利用资源,避开当地生态结构的脆弱环节,在有序利用中开展灾变救治并推动生态恢复。

3.2 基本原则

3.2.1 树立本土生态知识与普同性知识并存互补观念

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及区域发展中挖掘利用本土生态知识,必须坚持本土知识与普同性知识并存互补原则,通过两者取长补短来实现共生共荣[8]。

3.2.2 秉持开放与宽容理念

地方文化重建应秉持文化宽容原则,避免过分文化自恋与文化自足,提倡文化流动与文化共享精神[9]。本土生态知识作为地方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挖掘利用中同样应该秉持开放与宽容原则。

3.2.3 坚持保护、挖掘、利用和传承相结合原则

利用生态智慧和技能的过程既是一个挖掘、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也是知识和技能推广与社会运行相磨合的实践过程,其保护、挖掘、利用和传承应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7]。保护、挖掘、利用和传承应是本土生态知识开发利用的完整链条,在实践中应该坚持相互结合的原则。

3.3 重要环节

生态脆弱区本土生态知识具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解释系统、资料积累框架以及逻辑推理规范,要在现代背景下有效挖掘利用,必须注重保护、挖掘、利用和传承4个紧密相关的重要环节。

3.3.1 保护

生态脆弱区本土生态知识是本土居民千百年积累与传承下来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代人有责任和义务对其进行保护并使之造福于子孙后代。一是要开展本土生态知识遗产的抢救行动。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很多本土生态知识资源濒于灭失,地方政府及有关组织应展开本底调查,尽快摸清家底,制定可操作的保护措施,通过建立本土生态知识遗产陈列室等方式进行就地保护和修复。二是运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本土生态知识遗产。应借鉴国外利用法律手段进行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构建有别于现代知识产权体系的本土知识产权制度。三是重视本土生态知识的社区内传承性保护。社区是本土生态知识传承的理想源地,保留有丰富的本土生态知识资源,应重视本土生态知识在社区内的传承性保护,使社区成员保持对本土生态知识的记忆、认同和热情。

3.3.2 挖掘

生态脆弱区居民凭借着智慧和技能适应生态环境,是将知识与行为融为一体的经验积累过程,形成的本土生态知识打上了特定人群活动的烙印,与本土居民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贯穿于本土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局外人鲜有知晓,离开对特定人群的观察和分析就无法发现其实质。因此,对于本土生态知识的挖掘,一方面,要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立足于本土居民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寻找线索,并在特定的生态背景下揭示相关区域居民的特殊知识、技能和智慧,整理出他们对所处自然环境的认识、理解和利用,把握其基本轮廓;另一方面,在本土知识日趋边缘化的背景下,应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抢救性挖掘,建立本土生态知识数据库。

3.3.3 利用

本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在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和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应加以合理利用。一方面,吸收本土居民参与生态脆弱区灾变救治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发挥本土生态知识对政策制定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注重利用本土生态知识,取得本土居民的合作和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本土生态知识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抱残守缺,而是要根据时代发展变化实现本土生态知识的自我创新,确保其自身活力和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实现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和合理嫁接,使本土生态知识更加合理和更具科学性。

3.3.4 传承

因为主要通过本土居民世代心手相传和心口相传,生态脆弱区本土生态知识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因此,在继续坚持传统传承方式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现代传承手段的利用。一是教育灌输。本土知识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弱项,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了乡土课程开发,为本土知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生态脆弱区应充分利用这一契机,积极培育本土生态知识传承团队,通过基础教育加以普及。二是借势宣传。有计划地组织本土生态知识培训、论坛、研讨及生态文化观光考察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参加,借势开展宣传,也可通过制作与本土生态知识相关的图文、声像和影视资料,提高本土生态知识的社会影响力。三是示范引导。通过培植本土生态知识挖掘利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典型,对其事迹进行总结、宣传和表彰,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

[1]陈昌毓.陇中古今生态环境巨变[J].气象知识,2006(3):28-33.

[2]田红,彭大庆.本土生态知识的发掘与生态脆弱环节[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1(2):104-108.

[3]麻春霞.生态人类学的方法论[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9-11.

[4]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327-329.

[5]石中英.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2001(8):13-18.

[6]杨福泉.埃及之会:乡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对话——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行动研讨会小记[N].中国民族报,2004-07-30.

[7]杨庭硕.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过程中的价值[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3):24-34.

[8]罗义群.苗族本土生态知识与森林生态的恢复与更新[J].铜仁学院学报,2008,10(6):59-64.

[9]萧放.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概念阐释与地方文化传统的重建[J].民族艺术,2009(1):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