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特约专家 程晓陶

应对水旱灾害要注重转变发展模式

□ 本刊特约专家 程晓陶

近日，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降大雨，久旱之后又经历着“旱涝急转”的考量。面对水旱灾害频发的现状，我们应认真思考灾害应对之策。

2010年春天，我国水资源相对充沛的西南五省，遭遇了秋冬春三季连旱的沉重打击；2011年5月，已是入汛时节，长江中下游区域经受了持续干旱无雨的困苦煎熬。据气象部门统计，1—5月，湘、鄂、赣、皖、苏、沪，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三至八成，许多地方出现近6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大量塘坝近于干涸，水库水位降至死水位以下，洪湖、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严重萎缩，农业与水产养殖业损失惨重。尽管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缓解下游旱情加大了下泄流量，但仍成为社会上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误解的对象。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这是我国自然地理的特点之一。而令人难以接受的严酷现实却是，年降水量比北方高出一倍以上的南方地区，近年竟连续遭受严重干旱的袭击。然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我国南方水多，并不意味着南方就没有特大干旱，只是发生的年份相对稀少一些。据史书记载，1646—1649年，四川连续4年大旱，“全蜀大饥，人相食”。1785年，长江中下游各省大旱，出现了“草木树皮搜食殆尽，流民载道，饥殍盈野”的惨景。1934年，“苏、皖、赣、鄂、湘五省受旱农田共约一亿亩，其中绝大部分减产百分之八十左右”。可见，在没有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之前，长江流域特大干旱也偶有发生。

近年，我国南方频繁发生的干旱灾害，反映了大气环流异常、不稳定性增加的全球气候变化趋向。2010年我国西南五省大旱发生的同时，泰国、缅甸、老挝、印度南部、非洲北部也经历着严重干旱的困扰。2011年3—5月，德国亦在经受100多年来最干旱的春季，降雨量为18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全球观测资料表明，伴随着气候温暖化，一方面局部高强度暴雨发生更为频繁；另一方面，干旱危害的范围在扩展，年降水量1000mm以上的区域也频频遭受不同程度干旱的威胁。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进入了一个水旱灾害频发重发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旱威胁增大的趋势中，人为因素的影响亦达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据专家分析，2011年春旱，鄱阳湖水量较常年减少了180亿m3。其中，赣江等五河来水量少了90亿m3；环湖的工农业用水量增加了60亿m3；长江水位下降20cm，由此导致鄱阳湖水失去了应有的顶托，多泄掉30亿m3。三者影响的比例分别为50%、33%与17%。中原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省份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沿海一些高耗水、重污染的企业借机迁往内地。在干旱期间，天然水体自净能力明显降低，而引水量与排污量的增加，无疑又加剧了水环境的恶化，使可利用水源进一步减少。人类活动的此类影响，也是干旱趋于常态化的重要成因。

长江中下游区域的特大干旱，不仅再次暴露出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薄弱，也迫使我们对自身发展模式与抗旱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新的形势下，分散的农户如何重构集约化的发展模式，才能既适应市场的风云变幻，又增强抵御重大水旱灾害的能力？面对可能连季连年发生的严重干旱，如何选择明智的应对方略，才可能既避免因将有限的水源尽快耗尽而陷入更大的困境，又不对生态系统造成难以恢复的灾难性影响？显然，只有依赖科技与管理的进步，将发展模式与抗旱模式的调整结合起来，我们才可能走上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6月长江中下游进入主汛期，通常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大的月份。久旱之后“旱涝急转”，给防汛抗洪造成很大的压力。在积极防汛救灾的同时，对大旱之后头道洪峰下来，很有可能形成的危害性巨大的污水团，也是相关部门应予高度警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