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蕾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论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中的“春秋笔法”

杨朝蕾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范晔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运用于史论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史论笔法,在其《后汉书》帝后纪史论中更是多处可见,主要表现为：微言见意,婉而成章;言近旨远,文略理昭;伏脉千里,褒贬互见。使其史论情感表达曲折幽深,讽喻多致,文约而意丰,委婉而多讽,体现出其史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诸细意甚多”的特点。

范晔;《后汉书》;帝后纪论;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为历代史学之权衡、史家之悬鹄。最早对其内涵进行阐发的当属《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1]钱钟书指出：“五者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虽以之品目《春秋》,而《春秋》实不足语于此!”[2]161“春秋笔法”,概而言之,实体现出史笔“真”、“省”、“效”、“雅”的特点。尽而不汙者,“不隐不讳而如实得当,周详而无加饰”[2]163,求其“真”;婉而成章者,乃“文词简严,取足违意而止”,求其“省”;志而晦者,乃“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3]161,求其“效”;微而显者,乃“义生文外,秘响旁通”[4]632,求其“雅”。真实雅达,言简意赅,为“春秋笔法”之精要,而传情达意又为其目的,具有“惩恶劝善”的社会功利价值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的修辞原则与方法[5]。

历代史书多将“春秋笔法”运用于史传中,视其为史传叙述的手法,以达到“一字定褒贬”的美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