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民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开封475001)

文学理论的生成因素是多样的，经济、商业因素对文学生产虽然有很大影响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但决不是唯一的、绝对支配性的因素。高等教育对文学理论(文学观念、文学知识)的生产和文学理论形态的生成，同样起很大作用。从体制角度而言，除了职业批评和专业的研究机构，高等教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支配着文学理论的生产。

一

1930年代，国民政府虽然疏于文学市场的引导、管理，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却不曾放松，因为民国政府相信“教育为立国之大本”。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其中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1］16

“学科内容”、“专门知识”的教育宗旨规定，为文学活动走向专业化的精神生产提供了体制保证。专业化和制度化无疑是现代学科知识得以发展的基本社会前提，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部门的大学和研究院(主要是大学)是文学认识科学化的物质载体。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文学生产的专业化和制度化是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因为它把知识人的生活空间从政治、道德空间中剥离、分立，使之生存在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这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减负”。在这种“精神减负”之后，现代知识分子不必再象传统社会的“士”那样，在知识追求之外，还得为立德立功、博施济众、老安少怀的庙堂理想而努力，为“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之类的玄想理想伤脑筋，为“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的两难选择而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