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莉

模式有不同的领域,建筑领域有建筑模式,软件设计领域也有设计模式。至于非政府组织,在一些场合,已被列为与企业—市场体系和政府—国家体系并列的第三体系,即非政府组织体系①赵黎青《:非政府组织问题初探》,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4期,第120页。。随着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成熟,自然也会呈现一种模式。虽然就现状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尚有不足,或许并没有形成“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但大多数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样式,因此我们在此姑且将其称之为模式。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针对服务对象的工作更多体现为对其的一种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与帮助,也是一种社会交换②向德平、陈 琦《:艾滋病患者的社区支持》,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第141页。。而已有的研究中,缺乏对社会支持工作模式的实践及理论的探讨③张友琴《: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96页。。本文中我们将非政府组织介入服务对象社会支持的工作模式简单界定为,组织在长期的工作中形成的,针对服务对象提供支持的一种模型或样式。由于工作模式不是单一具体工作侧面的体现,而是工作各个方面高度综合的整体反映,因此我们认为它可以包括工作意愿、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效果。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其中,针对服务对象,我们设计了服务对象需求调查问卷,调查中我们通过滚雪球抽样方法,选择了100位服务对象发放问卷,回收99份,有效问卷98份,有效率98.0%。针对非政府组织,一方面,我们通过立意抽样,选取了5个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并随机抽取其中的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另一方面,我们制定了非政府组织支持工作状况的调查问卷,并在全国范围内发放,共回收包括21个省市自治区在内的有效问卷123份。

一、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意愿

工作意愿,是指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对服务对象提供支持前进行价值判断后的反应倾向。非政府组织对提供支持工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是一种认识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非政府组织将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进而作出对支持工作的取舍。也就是说,非政府组织支持工作的意愿是一种融非政府组织对支持工作的认识、感情和选择于一体的心理活动。

(一)工作意愿的基本情况

针对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意愿,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信息:

第一,我们了解到工作意愿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工作意愿得分最高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改善服务对象的生存质量(92.83分)”。其次是“希望能为服务对象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92.67分)”,接着是“希望能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帮助(92.61分)”,以及“希望能及时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92.61分)”。而工作意愿得分最低的三项分别是“希望能为服务对象解决实际困难(87.06分)”、“希望能满足服务对象社会交往的需求(84.37分)”、“希望能为服务对象提供物质帮助(76.72分)”。

第二,11项工作意愿的得分都比较高,即使最低的一项意愿得分也达到了76.72分,最高的工作意愿得分更是达到了92.83分。在11项内容中,90分以上的有5项,80分以上90分以下的有5项,80分以下的只有1项。这种情况表明,目前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的意愿都比较强烈。从主观层面来看,艾滋病防治领域的非政府组织都有为服务对象提供各种服务的良好愿望。进一步计算其11项工作意愿的总平均得分为88.99分,标准差为11.69分。

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11项工作意愿的指标进行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8以上,6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7.457%,KMO检验值为0.875,巴特利特球体检值达到697.940(P<0.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得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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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表示,通过进行因子分析,我们把11个项目的工作意愿,根据其内容的相关性逻辑化为6大工作意愿(6大公共因子),分别是“发展性支持意愿”、“精神性支持意愿”、“社会性支持意愿”、“权益性支持意愿”、“物质性支持意愿”与“信息性支持意愿”。

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信息性支持意愿与精神性支持意愿得分最高,分别达到了92.61分和91.26分,说明非政府组织在提供信息与精神方面服务的意愿最强烈。一方面是由于非政府组织在工作中发现,服务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其弱势性的表现是体现在无法获取相关的有利于其自身的信息,往往由于自身以及社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处于一种信息“屏蔽”状态之中,成为改变其自身现状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服务对象的心理弱势也是其发展的内在性障碍因素。由于这种发展的障碍性限制,使个人能力降低,心理空间狭窄,现实选择减少,并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因此,非政府组织正是在工作中意识到服务对象信息性与精神性需求的迫切性,使得他们在这两个方面的支持意愿最为强烈。而在所有的支持意愿中,我们发现物质性支持意愿得分最低,仅为76.72分。经深入调查后,发现物质性支持意愿不强是由非政府组织主观与客观条件共同决定的。不过由于其他方面支持意愿得分普遍较高,因此,总支持意愿的得分也达到了88.99分,这说明非政府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的工作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而这正是非政府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动力所在。

(二)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进一步分析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总支持意愿是否存在差别,即哪些组织的总支持意愿相对更高,哪些组织的总支持意愿相对较低。

表2中的结果表明,人员稳定性、政府支持力度、资金不足的程度、开展活动场所的需求程度、经费的需求程度、项目管理技术的需求程度、设备与物资的需求程度、政策法律信息的需求程度、建立完善评估体系的需求程度、与政府合作的需求程度、财务管理能力状况、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状况、宣传能力状况、社会动员能力状况以及活动组织能力状况等15项内容不同的组织,其组织工作(支持)意愿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反之,其他因素对总支持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我们对这一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针对工作人员稳定性不同的组织,其支持意愿有显著的差异。随着稳定性的下降,组织支持意愿也在不断弱化,因为人员稳定的组织更容易形成在工作上相互依存、心理上彼此认同、感情上相互影响、行动上一致规范并负有共同责任和统一目标的团队。这种团队往往能够将个人的意愿聚合为组织的意愿,形成强大的工作意愿,成为组织开展实际工作的动力。所以组织人员越稳定,其支持意愿也就更强。

表2 非政府组织总支持意愿一元方差分析 N=123

第二,政府支持力度不同的组织,其支持意愿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政府支持越少,意味着政府管得越少,实际上也就是越纯粹的草根组织,其支持意愿越高。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草根组织的参与者完全是出于自发和自愿凝聚在一起的,形成组织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目标人群提供帮助。因此,他们的支持意愿也最强。同时结果还显示,政府支持力度很大的组织,其支持意愿也很强。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支持力度很大的组织往往是具有很强的官办色彩,而政府扶持这些组织,就是要为政府去解决这些服务对象的困难,因此在这类组织当中,支持意愿也特别强烈。

第三,资金情况不同的组织,其支持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非政府组织特别是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一直以来,资金不足就是影响其组织发展与组织活动开展的“瓶颈”问题,因为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助,而且往往由于身份的“不合法”,又无法接受社会的捐赠,因此资金运转一直是捉襟见肘。而资金情况较好的组织往往是由于其“官办”色彩,而获得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从结果来看,表现出越“草根”支持意愿越强,另外就是“官办”色彩很浓的组织支持意愿也很强,个中原因,与上文中的解释颇为一致。

第四,组织开展活动场所的需求程度、经费的需求程度、政策法律信息的需求程度以及建立完善评估体系的需求程度不同,则组织支持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并且都是随着需求程度的下降,其支持意愿也不断弱化。这说明,当组织不断要求满足开展活动场所、经费以及相关政策法律信息等需求,同时希望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时,表明组织希望通过不断完善与发展其自身,有能力为服务对象提供内容更多,质量更高的服务,因此其支持意愿也就越强。

第五,组织对项目管理技术的需求程度、设备与物资的需求程度、与政府合作的需求程度不同,则其支持意愿也明显不同。当组织对项目管理技术、开展活动所必需的设备与物资,以及希望与政府建立合作机制的愿望越迫切时,则其支持意愿也越强烈。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那些迫切需要项目管理技术、需要开展活动所必需的设备与物资,以及希望与政府建立合作机制的组织主要是那些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因志愿精神而集结的草根组织,其支持意愿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此外,随着这些需求程度的下降,其支持意愿也在下降,但从结果中我们发现,若组织对以上内容不再需要时,其支持意愿又进一步增强,形成了一个“U”字形。而当我们进一步探究为何有些组织不再需要项目管理技术、也不再需要开展活动所必需的设备与物资,以及不再需要与政府建立合作机制,发现实际上这些组织基本上均是具有一定政府背景,正在由政府提供支持的组织,因此,组织这些方面的需求已经满足。而他们支持意愿很强也是由其成立时的宗旨与目标决定的。

第六,组织财务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宣传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活动组织能力不同,其支持意愿也有显著差异。当组织这些方面的能力越强时,意味着组织发展越完善,表现出其支持意愿也越强。随着这些能力的降低,支持意愿也不同程度随之下降。

总的来说,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支持)意愿,不仅与组织自身的发展程度有关,而且也受到不同组织自身具体情况的影响。

二、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内容

艾滋病防治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仅有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的工作意愿是不够的,意愿要转化为行动才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实际的支持。因此,社会支持的工作内容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纽带,也是一座桥梁①周林刚、冯建华:《社会支持理论——一个文献回顾》,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3页。。

(一)工作内容开展的基本情况

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12个问题来考量非政府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实际支持的情况,从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信息:

第一,让我们知道了非政府组织不同支持内容支持情况好坏的排列顺序。支持内容得分最高的3项分别是“与服务对象联系、沟通(82.797分)”、“通过一些宣传活动,消除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81.709分)”、“为服务对象传达政府政策(77.241分)”;而支持内容得分最低的三项分别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权益保障(59.067分)”、“为服务对象提供生存技能培训(57.815分)”、“为服务对象提供物质帮助(54.188分)”。

第二,12项支持内容的评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最高的得分“与服务对象联系、沟通”达到82.797分,说明该内容的支持情况较好。但是,最低的得分“为服务对象提供物质帮助”只有54.188分。在12项支持内容中,得分情况在80分以上的有2项,在70分以上80分以下的有6项,在60分以上70分以下的有1项,在60分以下的有3项。这种情况表明,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对服务对象的支持情况一般,各项支持内容之间的差距客观存在。进一步计算其12项内容的总平均得分为71.20分,标准差为15.89分。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各项工作内容的支持情况,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以上12项工作内容的指标进行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5以上,4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4.155%,KMO检验值为0.788,巴特利特球体检值达到664.981(P<0.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得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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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根据12项支持内容的内在相关逻辑,用因子分析方法将其简化为四大项内容。分别为“扩散性支持”、“工具性支持”、“评估与反馈”以及“心理支持”。

我们进一步分别计算总支持内容、扩散性支持内容、工具性支持内容、评估与反馈以及心理支持内容的得分情况,可以发现,在实际支持工作中,扩散性支持、评估与反馈、心理支持等三项内容的支持情况差别不大,基本上都处于一般的水平。而工具性支持情况最差,只有58.74分,尚未达到及格线。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大多数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发展还很不完善,自身能力存在诸多欠缺,在这种情况下,要深入服务对象内部,为其提供各种具体的工具性支持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大多数非政府组织自身资源都很有限,更谈不上将这些资源拿来支持服务对象了。正如一位被调查者在填答完问卷后,在一空白处写道:“我们也很想给他们提供物质帮助,或者给他们请培训人员来培训生存技能,但是可能吗?我们的专职人员有时连工资都没着落。”

总的来看,非政府组织总的支持情况一般,仅得到71.20分。说明要为服务对象提供完善的服务与支持,目前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内容开展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二)工作内容开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进一步分析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总支持内容是否存在差别,即哪些组织的总支持情况相对较好,哪些组织的总支持情况相对较差。

表4显示:工作人员稳定性、与大众传媒的联系频率、活动成果推广情况、组织工作人员能力情况、受益人配合情况、工作人员专业性情况、项目管理经验、筹资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宣传能力、社会动员能力、活动组织能力等13项状况不同的组织,其组织工作(支持)内容存在着显著性差异。我们对这一结果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组织工作人员稳定性不同,其支持内容有显著差异。组织工作人员稳定性越强,其支持内容的评分就越高。因为组织人员的稳定,有利于组织开展各种活动,而服务往往寓于活动之中,各种各样的活动意味着组织提供的支持在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延伸。随着稳定性下降,支持内容的评分也随之下降。

第二,组织与大众媒体联系的频率不同,其支持内容的差异显著。与大众媒体保持较多联系的组织,其支持内容的评分也较高。这说明,一方面,如果是组织主动与大众媒体保持频繁的联系,表明组织很希望通过自己不断提供的各种支持,借助媒体的作用,来不断扩大组织的影响力与公信力,这时组织一般会自觉地为服务对象提供内容更多、质量更好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是媒体主动与某些组织保持频繁的联系,希望报道组织活动的情况,则说明这类组织一般发展得较为完善,在活动中为服务对象提供了形式多样、成效明显的支持。总之,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些与大众媒体能够经常联系的非政府组织都能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持。

第三,组织活动推广情况不同,则其支持内容也存在显著差异。组织活动推广情况很好的非政府组织,其支持内容的评价也很高,因为能够将组织活动成功推广意味着这些组织的发展都较为完善,因此,在活动中可以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持。随着活动推广力度的下降,其支持内容的评分也开始下降,说明非政府组织若在活动推广中受阻,其支持情况也势必受到影响,而且阻力越大,影响就越大,支持内容的评分就越低。但是我们从表中可以发现,当非政府组织认为组织活动推广情况非常不好时,其支持内容的评分却很高,呈现出当活动推广情况很好与很不好时,其支持内容的评分均较高的情形,即形成一个“U”形。我们试图通过进一步了解,弄清楚为什么当活动推广不力时,其支持内容的评分会较高。结果发现,对这一结果产生影响的几家非政府组织,其成立时间均不长,往往由于缺乏活动推广经验,因而造成其推广效果不甚理想,但成立之初的热情很高,且工作极为投入,因此即使是认为活动推广情况不佳,但仍然投注了组织全部的精力与时间去为服务对象提供尽可能的服务。

第四,组织工作人员能力、受益人配合度、工作人员专业性、项目管理经验等状况的不同,其支持内容的差异亦很显著。结果表明,组织工作人员能力越强、专业性越强,其支持内容的评分越高,因为工作人员能力及专业性与其提供支持的多少与好坏直接相关,能力越强、专业性越强则可以提供的支持越丰富,质量越高;受益人的配合程度越高,其支持内容的评分越高,因为受益人的配合程度越高,与组织之间的互动就越顺利越频繁,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也更容易有针对性地提供支持,同时这种互动也有利于促使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更好的支持;项目管理经验越丰富,则其支持内容的评分越高。因为组织管理经验是建立在组织不断发展以及组织不断进行的项目管理基础之上的,经验越丰富,说明组织发展越完善,开展的组织活动越多,因此提供的支持内容也就越丰富。

第五,非政府组织筹资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宣传能力、社会动员能力、活动组织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其支持内容就存在着显著差异。随着各种能力的增强,其组织工作内容的得分也就越高,意味着组织提供的支持内容越丰富越优质。因此,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的能力建设,从而为服务对象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总的来看,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发展得越完善,其为服务对象提供的支持就越丰富。

三、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效果

工作效果,即工作后的实践结果。当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在工作意愿的推动下,完成了具体的工作内容,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则是直接影响组织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结果好与不好,对于非政府组织后续的工作及其自身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组织工作者对工作效果的评价

在针对非政府组织的问卷中,结果分析发现,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对组织的工作效果满意度比较高,达到82.31分。同时他们认为服务对象对组织工作效果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达到80.83分。另外我们还通过服务对象之间的交流、与外界的交流以及他们之间互助与自助的效果等方面对组织工作效果进行衡量,结果表明,除了服务对象之间的交流在工作中效果明显外,服务对象与外界的交流以及服务对象之间互助与自助的效果一般。

(二)服务对象对工作效果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服务对象对组织工作效果的评价不应仅由组织来判断,更重要的是服务对象自己的评价。故我们在针对服务对象的问卷中,也设置了“您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效果的满意度如何”这一问题。结果百分制得分为90.74分。可见,服务对象对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效果相当满意(当然这与我们在抽样时,仅选择了接受过非政府组织帮助的服务对象有关)。

在针对服务对象的问卷中,我们还设计了对组织12项具体工作内容效果评价的问题,结果发现,服务对象对组织各方面工作效果的评价差异较大,评分最高的3项首先是“艾滋病防治知识了解的效果(95.62分)”,其次是“艾滋病防治行为加强的效果(91.93分)”,再次是“自己对自己的积极态度效果(91.22分)”;而评分最低的3项分别为“信息渠道畅通的效果(79.40分)”,“生存技能提高的效果(75.27)”以及“经济条件改善的效果(66.48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工作,服务对象对经济条件的改善评价最低,这一点正好与我们前文中所显示的非政府组织在物质支持的意愿偏低以及在物质支持内容的缺乏相一致。正是由于非政府组织在物质支持方面的意愿不足,直接导致了在物质支持方面的欠缺,进一步反映为服务对象对其在经济条件改善的评价中评分最低。

总的来看,服务对象对组织工作评价在90分以上的有3项,90分以下80分以上的有5项,80分以下70分以上的有2项,70分以下的有1项。即针对不同的具体工作,其工作效果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进一步计算12项工作效果评价的总平均得分为84.21,标准差为12.72。可见总的来说,其工作效果评价还比较高。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支持效果,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以上12项工作效果的指标进行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都达到0.45以上,2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58.306%,KMO检验值为0.847,巴特利特球体检值达到463.136(P<0.001),说明这些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得表5。

表5根据12项不同内容支持效果评价的内在相关逻辑,用因子分析方法将其简化为两大项内容,即“外在支持与工作效果”与“内在支持与工作效果”。

我们进一步分别计算总支持效果得分、外在支持与工作效果和内在支持与工作效果的得分情况,可以看出,内在支持效果与外在支持效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内在支持效果评价得分比外在支持效果评价得分高出13.81分。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在外在支持中大部分是属于工具性支持的内容,在前文工作内容的考察中,已经发现非政府组织在工具性支持方面做的明显不足,因此,服务对象对组织这方面支持效果的评价偏低也就不难理解了。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若要提高服务对象对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外在支持与工作效果的评分,则要求组织必须提供量多质优的服务内容,而这对非政府组织自身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要求组织必须不断发展完善自身,不断增强各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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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工作模式的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意愿都很强烈,这也是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的前提,是促使组织工作者提供各种服务的重要推动力。其次,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内容开展情况一般,且各项内容之间差异较大。一方面说明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内容的提供上有所侧重,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大多数非政府组织不具备为服务对象提供全面服务的能力。最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效果较好,不论是非政府组织工作者的评价,抑或是服务对象的评价,都认为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达到了较为满意的效果,进一步说明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得到了组织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认可。但是当我们将工作内容与工作效果共同考察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非政府组织工作内容开展情况一般的前提下,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会对工作效果作出较高的评价呢?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与我国“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观念有关。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理所当然”地应该保障弱者,而对非政府组织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只要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服务就会感到满意,而多与少、好与坏并不十分重要。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人们对于非政府组织功能的认识还很不足。

总之,就整个工作模式而言,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总体的运作情况良好,也较好地体现出非政府组织的职能优势①赵黎青:《非政府组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载《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第48～49页。。当然在组织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通过不断努力,进一步完善这一工作模式,也是众多艾滋病防治领域非政府组织下一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