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清

在地方财政的约束下,地方政府会选择怎样的制度变迁路径?本文试图以1984年之后的中国城市户籍制度①本文只研究中国城市户籍制度,不包括农村户籍制度。城市户籍制度是指,在城市共同体内,进行利益分配的基础性机制。变迁为案例,从地方财政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分析制度变迁的两条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已有学者论述了财政压力是制度变迁的动力(熊彼特,1918;希克斯,1969;诺斯,林毅夫),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提出,在财政压力下,政府会采用“甩包袱”和“向新兴财富征税”两种路径(何帆,1998),也有学者对“甩包袱”和“向新兴财富征税”进行了四类排序,包括先“甩包袱”,然后再“向新兴财富征税”;“甩包袱”与“向新兴财富征税”并行;先向“新兴财富”征税,然后再“甩包袱”;先“甩包袱”,然后等“新兴财富”成长起来后再向其征税(车维汉,2008)。现有关于财政压力与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质疑,现有研究仍然存在如下缺陷,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第一,没有区分政府层级,他们讨论的主要是中央政府推行的改革。第二,没有分析变迁路径对制度形态的影响。换而言之,新旧制度之间有什么关联?旧制度如何演化成新制度?第三,没有分析“甩包袱”和“向新兴财富征税”两种路径之间的关联。

现有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存量与增量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Steven M.Goldstein,1995;俞可平,2003;杨瑞龙,1998;金祥荣,1999)。第二,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1994;Ruttan Vernon W,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