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慧 方福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1978年到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9%。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针对不平等问题，经济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一直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国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出发，利用基尼系数等可以量化的指标，来研究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二是从城乡差异、地区差异、行业差异、人力资本差异等来考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三是从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出发来考察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影响。我们知道，经济不平等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但是经济不平等并不等同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平等只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方面，仅仅关注收入分配不平等，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经济不平等。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在分析不平等时，如果将收入作为基本的关注焦点从而只聚焦于收入不平等，就会出现一个重要而又常见的问题，即人们所面临的机会的真实不平等的程度未必源于收入不平等，因为我们所能做到的或所能取得的成就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的收入，还取决于我们的体质差异和 （影响我们生活和决定我们地位的）社会特征的差异。”［1］（P247）实际上，经济不平等比收入分配不平等对个人利益和实质自由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基于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功能和能力理论来考察经济不平等更为重要，更有实际意义。功能不平等不仅能避免在收入单维空间内考察不平等带来的缺陷，而且能更深入地理解不平等的现状及其原因，以便制定合理的政策来改善不平等，进而消除不平等带来的消极影响，为建设和谐社会和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提供保证。

一、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

阿马蒂亚·森在亚里士多德、斯密、马克思和罗尔斯等人的思想基础上，明确提出用功能与能力等概念来考察人们的福利和不平等状况，这就是能力方法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和能力。

所谓功能 （function），是指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活动或所处的状态，比如拥有健康的身体、舒适的住所、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关系以及能够得到适当的休闲和接受教育等等。由于功能本身是生活水准的不同层面或侧面，因而功能的状况直接决定了人们生活水准的好坏。需要强调的是，功能不等同于商品，一个人拥有某种商品不一定能保证他具有相应的功能，不过，商品是实现个人某种功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功能是在一个人使用商品的能力中得到实现的。

所谓能力 （capability），是指一个人拥有实现各种功能组合的潜力以及拥有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作出选择的自由程度和自由空间。所以，能力是功能的派生概念，能力蕴涵着自由，拥有能力意味着一个人有可能获得实质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能力更能反映个人福利，当一个人的选择机会很少甚至别无选择的时候，即使他拥有一定的功能，其能力也还是有限的。例如，假设甲、乙、丙三人都从事同一项工作A，但是甲在选择工作时有A、B、C、D、E五种工作可选，现在甲按照个人偏好选择了A；乙在选择工作时有A、B两种工作可选，由于某种原因乙也选择了A；而丙在选择工作时因能力限制（如他没有其他技能）仅有A工作可选，所以丙只能选择A。虽然甲、乙、丙三人实现的功能大致相同，但并不能够断定他们的福利水平是一样的。一般的，一个人的能力越强，或者说可选择的自由度和空间越大，他的福利水平或满足程度就越高。在这个例子中，这三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从而选择的自由度也不同，相比之下，丙的福利水平最低。个人的能力与个人的福利水平呈正相关，提高个人福利水平的关键是要提高个人的能力。并且，个人拥有更强的可行能力，能自由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有利于社会和谐；同时，根据个人偏好作出选择，也有利于个人的创新和发展。简单地说，功能测算已实现的福利水平；能力测算潜在的或可行的福利水平。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理论，我们可以对功能、能力和福利的关系进行数学表述如下：

设bi表示功能向量，ti（xi）表示把个人i的商品转化成商品特征向量的函数，F是所有可能的转换函数集，f∈F，其中为第i个人把商品向量转化成功能向量bi时的转换函数，zi，zn，zs，ze，zp分别表示个人特性、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转换因子，x∈X，xi为个人i所拥有的商品向量，Xi表示所有可能的商品向量集，则个人i已实现的功能bi可表示为：

进一步，设Ci表示个人i能力集，则个人i的可行能力集Ci可表示为：

在相关的转换函数集F和商品向量集X既定时，可以实现的所有功能就是个人享有的选择自由，即可行能力集。

进一步，设vi（）为第i个人的评价函数，Wi表示个人i的福利集，则个人i的福利集Wi可表示为：

二、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的不平等考察

不平等思想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它是所有思想中最简单的一个，与其他思想相比，它更容易使人们获得一个不假思索的直观印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因为它涉及价值判断，以致对这一概念的任何一种阐述都是极有争议的。因此，不平等概念成为众多哲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指出，不平等表示不同的单位占有的此类属性的要素是不等量的。这里所说的单位可以是个人、家庭、社会集团、社区和国家；而具有价值属性的要素则包括收入、财富、地位、知识、权力等。因而对不平等的研究就是要解释这些要素在相应的单位之间进行分配的决定因素和后果。显然，这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不平等。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不平等的核心问题是分配主体在 “什么方面不平等”？这表明衡量不平等实质上是一个 “比较空间”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说，从各种变量 （收入、消费支出、基本物品、功能、能力、自由和权利等）中来选择人际比较的基础。

阿马蒂亚·森认为，把收入、消费支出、基本物品或效用作为不平等尺度的理论是一种狭隘的衡量不平等的方式，这种理论忽视了人际差异，因而无法充分衡量不平等。

首先，单纯从收入角度考察不平等忽视了人际相异性。阿马蒂亚·森指出：“收入只是影响人们所享有的实际机会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例如，从收入方面来说，甲可能比乙更富有，但是由于甲患有某种慢性病，从而他的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支付医疗服务，因此他可能比乙更为 ‘艰难’。个人情况 （例如年龄、伤残、对疾病的免疫力、特殊才能、性别、是否怀孕）的不同以及个人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例如，是否流行传染病、污染程度、当地的犯罪率）的不同对于不同个人所享有的实际机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2］（P156）“尽管收入对不同人们所享有的处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以收入 （和其他资源）为一方，以个人成就和自由为另一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是自动的和不可抗拒的。各种类型的条件依存关系，使得从收入到我们所能实现的不同的 ‘功能性活动’的 ‘转化’，出现系统性差异，而这又影响了我们所能享有的生活方式。”［3］（P102）因而，仅仅关注收入不平等会导致对不平等的理解是片面的。

其次，单纯从消费支出角度考察不平等忽视了人际相异性。20世纪90年代初，国外学者开始尝试从当期消费的角度重新看待不平等问题，因为真实生活水平的高低不在于收入多少，而在于花了多少，只有消费才能带来效用，也就是说，在福利分析中，收入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虽然从消费支出的视角比从收入的视角考察福利和不平等更能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以消费支出来衡量福利进而评价不平等也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商品价格会存在差异，因而用消费支出来考察福利进而评价不平等存在着扭曲现象。第二，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相异性，同样的消费支出并不一定能带来相同的效用，实现的功能也存在差异。比如，同样的消费支出购买食物，孕妇和正常人在获得营养这一功能方面存在着差别。正如阿马蒂亚·森指出的：“认为消费相同价值商品的两个人获得了相同的效用，这在推理上是一个很大的跳跃。”［4］（P167）第三，由于消费支出的用途存在着差异，同样的消费支出实现的功能也存在差异。比如，同样的消费支出，一个人用来购买高档消费品，而另一个人用来购买药品以维持生命，显然，两个人实现的功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再次，从基本物品角度考察不平等忽视了人际相异性，陷入 “拜物教”的困境。罗尔斯根据 “正义的两个原则”在 “社会基本物品”基础上描述了人们对平等的需要。正义的两个原则指的是自由平等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与差异原则。自由平等原则是指每个人都应享有的最广泛的、全面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机会均等原则与差异原则实质上是公平地分配所有的社会基本物品。这里的基本物品是指每个有理性的人所需要的东西，它包括 “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5］（P303）同样，罗尔斯式的平等观忽视了个人的差异：如果人们是非常相似的，那么基本物品的指标也许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判断标准。事实上，人们在年龄、性别、健康、智力、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工作条件甚至是身体的高矮胖瘦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罗尔斯式的平等观也存在着某种 “拜物教”的特征，罗尔斯把基本物品看做是优势的具体体现，而不是把它看做人与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并且，无论是收入、消费支出还是基本物品，都是从 “投入”的视角来考察不平等，忽视了个人异质性和社会与环境的差异。

最后，从效用角度考察不平等也忽视了人际相异性。什么是 “效用”？功利主义理论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定义：第一种定义把效用等同于幸福或快乐，边沁为此还提出幸福计算法和最大多数的幸福原则。第二种定义认为效用就是欲望的满足，西奇威克、拉姆齐等人就持这种观点。第三种定义把效用看做是选择行为的最大化，认为个人的选择行为基于个人的偏好，而对个人偏好的分析仍需要借助于效用。这三种定义都是从主观心理感受来度量效用的，实际上排斥了其他的生活内容，使其他生活内容只是受到间接评估，并且要看它们对快乐、幸福及欲望的满足的贡献有多大。因而在分析不平等问题时，个人主观感受问题就会显得更加突出。这与能力方法观察不平等的视角不同。例如，“一个贫困潦倒的人，当然是生活得很悲惨，但从欲望及其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的量度看，他或她的处境未必就很糟糕。由于长期处于受剥夺的状态，他或她未必总是长嗟短吁，他或她有可能选择接受现实，降低自己的欲望至适度的—— ‘现实可及的’——比例水平上……如果我们将关注点放在由社会形成的某些重要能力差别的角度上，则对这些剥夺的实质就会看得更清楚。如果从效用量度的角度看，对能力本身进行评估，就会发现很多得到的效用实际上是无用的。当从能力方法退回到传统的效用方法时，很多本应获得的东西都被清除掉 （至少是部分地），特别是低估了 ‘固化’了的被剥夺者不指望拥有的能力。”［6］（P262）虽然效用论是从 “产出”的角度来考察不平等，但是存在人际间效用不可比的缺陷；即使人际间效用可比，也存在测算效用不能真实反映现实不平等的缺陷。因而，应从功能和能力的视角来考察不平等，即不平等的衡量应基于一个人已实现的功能和可行的能力。

从功能和能力的视角评价不平等具有以下优点：首先，从功能和能力的角度考察不平等拓展了个人福利的概念。功能和能力的概念超越了收入、消费支出、基本物品、效用等福利代理变量的狭隘性，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福利概念，把人的能力和享受的实质自由也看成福利的代表，从而涵盖了生活中各种有价值的活动。其次，将评价空间从收入、效用、资源及基本物品扩展到功能和能力，大大丰富了不平等的内涵。在以往的不平等概念中，往往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比如，即使收入相同，一个残疾人并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做某些事情，孕妇不可能像同龄男子一样轻松地生活。森认为，功能和能力不平等考虑了除收入不平等以外的其他类型不平等，这使得我们加深了对不平等的理解。总之，从功能和能力角度考察不平等能够对个人福利进行更广泛和更全面的分析，更具有优势，更能体现不平等的意义。

阿马蒂亚·森在1985年出版的 《商品和能力》一书中正式提出了能力方法理论，二十多年来，经济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并应用这一理论对福利、不平等、贫困、儿童问题和性别问题进行了研究。［7］能力方法理论对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已经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为政府制定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这一理论在实践应用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我们认为个人的福利状况与个人已实现的功能直接相关，个人已实现的功能是实现实质自由 （即能力）的基础和保证，因此，考察福利和不平等状况应首先关注个人已实现的功能活动。基于这些思想，本文将对我国城镇居民的功能不平等状况进行测算，进而就如何改善不平等提出政策建议。

三、问卷设计及数据说明

由于我国是二元经济结构，有必要分别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福利状况进行研究。本文选取我国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城镇居民这一概念在我国尚无明确定义。但从我国实际使用的统计口径来看，城镇居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非农业户口，本地农业户口但已经从事非农业经济的人口、农业户口的居民到大城市打工并已定居者，以及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外出到其他城市打工或经商者，都包含在城镇居民的统计范围之内。本文所说的城镇居民是指收入来源主要是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居民，但不包括农民工这一群体。

1．问卷设计［8］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我们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的。问卷内容包括住房、休闲、人际关系、健康、工作满意度和基本信息六个方面。实际上，人们珍视的功能包括很多方面，如获得充足的营养、接受教育、读写能力、身体健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旅游、体面地交往、期望实现更高的愿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无污染的生存环境、能够自由参与社会活动并发表意见等。但是，为了把握居民的功能状况的主要方面，结合我国国情，本文主要从住房状况、休闲状况、人际关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满意度五个方面对城镇居民的功能进行测算。

2．问卷的描述性分析

我们于2007年7月至2007年12月对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城镇居民进行了典型样本问卷调研，样本涉及的东部地区有江苏、北京、浙江、上海、广东、福建、山东和河北8个省和直辖市；样本涉及的中部地区有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山西、河南、江西和安徽8个省；样本涉及的西部地区有甘肃、广西、四川、新疆、云南、宁夏、贵州、内蒙古、青海和陕西10个省和自治区。其中样本量较大的省份为江苏、北京、山东、安徽、吉林，但总体来看，样本分布比较均匀，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调查回收的样本为2 420份，其中有效样本为2 067份，回收样本的有效率为85．4%。表1至表6对问卷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均采用SPSS13．0进行处理。

表1 住房观测变量说明及样本分布

续前表

表2 休闲观测变量说明及样本分布

表3 人际关系观测变量说明及样本分布

表4 健康观测变量说明及样本分布

表5 工作满意度观测变量说明及样本分布

续前表

表6 基本信息或原因变量说明及样本分布

续前表

四、测算方法与实证分析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应采用什么样的指标来测算不平等呢？一般来说，绝对指标不宜采用。相对指标中比较 “好”的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 （泰尔指数与平均对数离差），通常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来选择采用哪种指标。本文主要测算城镇居民不平等程度，因而采用基尼系数比较合适。

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有很多种，如曲线回归法、平均差分法、矩阵方法等。本文采用阿马蒂亚·森推导的基尼系数公式［9］（P30）。

用基尼系数来测量不平等有以下优点：（1）基尼系数不受绝对收入水平的影响，摆脱了完全只关注均值差异的缺陷；（2）基尼系数避免了方差法、变差法以及对数方差法的随意性；（3）基尼系数满足庇古 道尔顿转移条件，即对低收入家庭和中间收入家庭之间的转移支付更为敏感；（4）基尼系数对收入差距进行最直接测算，考虑了每两个人收入之间的差距；（5）基尼系数便于直接测算且直观；（6）基尼系数介于0和1之间，其他指数则取决于样本的数据，从而会处于不同的数量区间；（7）基尼系数本身是有含义的，而其他常用的相对指标只是一个刻度，具体的数值没有实质含义。由于上述优点，基尼系数方法在不平等测算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以往的文献多是用基尼系数来测算收入不平等，本文认为，基尼系数也可用于测算功能不平等。

在不平等测算中，除了住房状况、休闲状况、人际关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工作满意度五个方面的功能以外，收入也是功能的一个方面。在本文研究中，收入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收入作为物质福利被包括在福利测算之内，成为功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收入作为传统单维福利测算，进而与功能和收入多维福利测算形成对比。表7对住房、休闲、人际、健康、工作满意度及收入六个方面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7 住房、休闲、人际、健康、工作以及收入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我们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采用阿马蒂亚·森的基尼系数公式，对我国城镇居民的不平等进行测算，其结果见表8。

表8 我国城镇居民单维和多维基尼系数不平等测算

从表8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386，已经接近国际警戒线；功能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21，还处于相对平均状态。第二，当前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其次是休闲和住房，再次是工作满意度、健康和人际关系。第三，在55岁以前，收入不平等和休闲不平等都随年龄的增长而加剧，但工作满意度不平等未随年龄的增长发生显著变化。第四，工作满意度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远远小于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第五，在45岁以后，健康不平等随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长。

五、结论与建议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要密切关注功能不平等问题，我国的改革、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应把缓解功能不平等作为长远的政策目标。从上面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首先，功能不平等测量结果更能真实反映社会不平等状态，功能不平等比收入不平等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不平等测算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程度远低于收入不平等，尽管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比较严重，但由于受社会文化、传统习惯、历史背景、教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个人对生活的期望存有差异，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并没有同比例造成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的扩大，因而从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来看，目前我国社会还相对稳定。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一方面，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21，而且城乡差距以及农村居民占全国居民的比重很大，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收入、住房、休闲、健康及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些事实，因此，如果以全国居民为样本进行测算，我国居民功能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将会更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水平的提升，城镇低收入人群以及农村居民对生活的期望值会越来越高，进而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即使收入不平等保持不变，功能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也会上升。因而，社会稳定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其次，收入不平等和住房不平等仍是影响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功能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一是要关注收入不平等。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为0．386，如果以全国居民为样本进行测算，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将会更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分析，2010年全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接近0．5，我国居民功能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相应地将会更高，因而缩小收入差距势在必行。阿马蒂亚·森认为，每个人的初始禀赋是不同的，但拉平禀赋分配并不是公正的目标，造就个人利用禀赋的平等能力才是公正的最终目标。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主要体现为教育、就业、投资等方面的不平等。教育可以使一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增强，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分配起点出现了差距；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投资机会不平等造成了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因而政府应采取措施消除教育、就业和投资等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关注机会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结果不平等，政府应对那些先天能力差的人、需要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提供保障措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二是要关注住房不平等。在房价过高的情况下，住房分配不平等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和社会满意度。《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指出，房价问题的关注度在逐年上升，半数城镇居民当前对政府的首要期望是加强廉租房、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降低房价。正如 “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实现广大群众居有定所。

最后，我们不但要关注收入不平等、住房不平等，也要关注休闲、人际关系、健康、工作满意度等功能分配 （配置）的不平等。随着收入不平等和住房不平等的时间累积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休闲、人际关系、健康、工作满意度等对功能不平等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显著。“十二五”规划指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

［1］［2］［4］［6］阿马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8］方福前、吕文慧：《中国城镇居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载 《管理世界》，2009（4）。

［9］Sen，Amartya K．On Economics Inequal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