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翔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蚌埠233041)

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戴 翔

(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蚌埠233041)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外贸持续失衡的成因探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性因素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用FDI的增加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而所谓“人民币低估”等并非中国外贸失衡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认为，以典型的“外资嵌入型”方式全面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其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性，所以“缓解”的措施应从引进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培育自身高级要素等着手。

贸易失衡;产品内分工;FDI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导致贸易顺差持续积累，这使得人民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同时，也令我国出口产品遭遇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为此，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试图减缓外贸顺差所谓“压顺差”等政策措施。但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下，200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虽同比下降13．9%，仍实现了1960．6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2010年又累计实现了1831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发展之势依然存在。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在引发诸如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频发等现实问题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就中国外贸失衡的成因分析，理论界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内需不足说、人民币币值低估说、加工贸易说等。卢锋(2006)运用“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对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1］，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Paul Krugman(2009)甚至叫嚣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是由于中国操纵汇率、依循重商主义政策所致［2］;樊纲(2007)运用经常项目恒等式对我国外贸不平衡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后指出，其关键因素在于消费不足、储蓄过旺［3］;牟新生(2007)则强调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加工贸易这种增值贸易形式的特殊影响［4］。现有研究对于我们深化对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成因认识，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即研究者大都用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贸易失衡问题，理论及其经验研究均未能“与时俱进”。

实际上，无论是内需不足说，还是人民币汇率低估说，抑或是加工贸易说等，都只能在很小程度上解释中国贸易的不平衡发展。我们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品内生产分工快速发展与中国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耦合的结果。伴随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当代国际分工模式已从传统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为主向产品内分工为主转变。与传统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相比，产品内分工的显著特征在于，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区段，按照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跨国公司借助全球生产网络将产品价值链不断分解，除核心环节外，非核心环节大多以外包的形式安排到最具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在此过程中，每个生产区段都会发生价值增值，因此，承接中间产品加工的国家或地区，必然出现出口高于进口的现象。中国凭借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构筑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平台，全面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充当了“出口平台”和“价值增值地”，笔者认为，这是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使用是中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式，即具有典型的“外资嵌入型”特征(张二震，2009)［5］。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以产品内分工视角，对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决定因素进行经验分析，以验证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

二、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一)变量的选取

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对中国外贸失衡的度量，我们采用中国进、出口差额表示。到目前为止，有两种方式定义进出口差额。一是传统方法，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间的绝对差额。使用这种方式度量可能会受到价格指数等影响，并且会出现负值的情况，这给计量模型中对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带来不便。另一种是Bahmani-Oskooee与Brooks(1999)的定义［6］，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进口总额与出口总额之比。这种用进出额之比的方式来定义贸易差额，其实质是从进出口变化的方向来考查贸易差额问题，因此，它是度量贸易差额的一种间接方式。这一方式最大的优点不仅规避了度量单位及其价格指数引起的不便，而且也便于对数化处理。为此，本文采用进出口额之比作为中国外贸失衡的替代变量。

犹如上文指出，中国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充当“出口平台”和“价值增值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因此，作为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之一，即是中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为此，本文选取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额作为替代变量，因为中间产品进口规模通常能够反映一国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中所占据的地位。关于中间产品进口额，本文使用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下的第111、121、21、22、31、322、42以及53项下的基本类零部件商品。又因为中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具有典型的“外资嵌入型”特征，所以，本文将中国引进的FDI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之一纳入到计量方程中。

此外，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表明，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出口主要受本国汇率水平和进口国国民收入水平两个因素的影响，而进口主要受本国汇率水平和本国国民收入水平两个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一国出口正向地受汇率水平(直接标价法)和进口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而进口则反向地受汇率水平、正向地受本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世界人均GDP、国内人均GDP这三个变量将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方程之中。

概言之，本文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年度进出口差额，以作为中国外贸失衡的替代量，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中国年度中间产品进口额、中国年度引进FDI额、当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当期世界人均GDP以及中国国内人均GDP。

(二)模型设定

利用上述变量，本文将经验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决定因素的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在方程(1)中，M是中国从世界市场上的名义进口额，X为中国向世界市场的名义出口额;Yd为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即名义人均GDP，Yw是世界国民收入水平即世界名义人均GDP，ER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IF是中国流入的FDI，INPUT是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贸易额，ε为误差项，其中下标t表示年份。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不改变变量原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前提下，为了减少变量的波动幅度，模型中对各变量取了对数形式。

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基本的国际经济理论，计量方程(1)中各系数值的正负情况的预期值如表1所示。

在计量方程(1)中，系数α1应为正，因为国内收入水平即人均GDP(Yd)的上升通常会导致中国进口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使得中国进出口差额降低，亦即Mt/Xt这一比值上升①根据本文使用的贸易差额定义可知，当(M/X)上升时，表明M相对于X是相对上升的，这也就意味着贸易赤字的扩大或顺差缩小，反之，当(M/X)下降时，表明M相对于X是相对下降的，意味着贸易赤字的逐步缩小或顺差逐步扩大。。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预期系数α2应为负，因为世界人均GDP水平的上升通常会导致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增长，这样就会使得中国进出口差额相应上升。对于本文计量方程中所选取的两个关键解释变量IF和INPUT，对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的影响方向，上文已经做出说明，所以我们在此预期这两个变量的系数(α4和α5)值也将为负。至于人民币实际汇率ER，根据国际收支调整的J曲线理论，在货币贬值初期，一国贸易收支通常会恶化，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逐渐改善，但是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满足马歇尔－勒纳条件，即一国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之和的绝对值必须大于1。然而，许多旨在验证J曲线理论的经验研究也是结论不一，这充分说明汇率变动对一国进、出口的净影响仍然没有定论。

表1 方程(1)中各变量系数正负情况的预期值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以上所设定的模型涉及到的主要变量包括中国进口总额、出口总额、流入的FDI数额、国内人均GDP和世界人均GDP、中间产品进口额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本文将数据的样本区间设定在1980年到2009年间。其中1980年到2009年间的中国进、出口总额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统计手册(Handbook of Statistics);1980年到2004年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DI)数据(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业)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也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手册，而2005年到2009年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年到2009各年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1980年到2009年中国人均GDP数据及世界人均GDP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1980年到2009年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各年度国际金融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计算以联合国《广义经济类别分类》(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BEC)为基础，根据BEC分类法，取第111、121、21、22、31、322、42以及53项下基本类零部件商品进口额，其在样本期间的数据均采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本文所使用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1980－2009)

注：其中历年中国人均GDP数据已经按照当年实际汇率折算成美元表示;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世界人均GDP、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DI)以及中间产品进口额均以美元为计量单位;实际汇率水平采取的是直接标价法即一单位美元的人民币数量。

三、实证检验结果和分析

由于大多时间序列数据具有非平稳性从而造成伪回归现象，因此，为反映上述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先对上述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结果表明是同阶单整的，或者能够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我们将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考察这些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关系。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C．J．Granger等学者通过多次模拟分析发现［7］，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经常发生伪回归现象，从而造成所得结论失效等不良结果，因此，对时间序列的经济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通常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辨明序列平稳性特征，只有当时间序列数据满足平稳性要求时，才能进行回归分析。若时间序列数据不满足平稳性条件，但满足同阶单整，或者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整检验，以明晰时序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在此，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检验时序数据的平稳性，其结果见表3。

表3 平稳性检验结果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原变量除了贸易差额时间序列外，其他均存在单位根。LnYw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其余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所以各解释变量的原变量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而被解释变量为I(0)序列，满足进行进一步协整检验的条件。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如果时序数据满足同阶单整且存在协整关系，或者解释变量中有单整阶数高于被解释变量一阶的，则这样的解释变量至少在两个以上的，且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些时间序列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以避免产生伪回归问题。因此，对于经过平稳性检验后验明为同阶单整的序列来说，要进行协整性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目前，滞后期的选择是进行协整检验面临的一个尴尬问题，因为既要考虑所选滞后期能够正确反映模型动态特征，又要考虑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考虑到本文的样本空间有限，在SC准则和AIC信息准则的基础上，本文选择的滞后期为2，采用Johansen(1991)提出的极大似然法检验上述变量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见表4。

表4 协整检验结果

表4的检验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均存在至少3个协整关系，这说明贸易差额、中国人均GDP、世界人均GDP、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INPUT)在样本期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回归分析

利用以上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计量方程(1)采用OLS法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5中的第一栏所示。

表5 OLS回归估计结果

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就中国贸易差额而言，中国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而世界人均GDP的系数估计值为负，表明中国人均GDP的增加对中国进出口的净影响是负面的，也即当贸易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情形下时，中国人均GDP的上升会“缓解”进出口不平衡发展的趋势;而世界人均GDP的上升则产生正面影响，即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不平衡发展之势。但前者的t统计量偏小，说明前者对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后者的统计量表明其影响是显著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系数估计值为正，这说明目前在中国出口高于进口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反而会起到加剧作用。换言之，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持续性原因是由人民币贬值所致。但是从t统计量来看，该变量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回归估计中另一重要的结论是，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IF)和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INPUT)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具有显著性影响。这说明FDI的流入对当前中国外贸的不平衡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与中国引进的外资大部分是出口“导向型”的事实是相吻合的;而中间产品进口额的增加，会进一步“拉大”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距，使得当前中国外贸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加剧。上述估计结果与我们先前的预期基本一致，其中有两个不具显著影响的变量，即国内人均GDP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此可以将这两个变量从方程中剔除然后进行重新估计，所得结果如表5中的第二栏所示。该结果显示，在剔除了国内人均GDP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这两个变量后，其余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与第一栏结果相比，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

概言之，上述回归估计结果表明：世界经济的增长对中国当前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促成作用;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外贸持续性的不平衡发展是由于人民币贬值所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对中国外贸的不平衡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使用1980年到200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采用OLS估计方法对本文所构建的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计量方程进行估计，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①世界经济增长对当前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具有促成作用。这一点与传统国际经济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因为世界实际收入水平上升，会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进口需求，在其它因素不变情况下，必然会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即中国外贸失衡。②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并非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所致，相反，从回归结果来看，人民币升值不但不能解决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趋势，反而会使得这一趋势加剧。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人民币币值变动所产生的贸易量效应会超过价格效应，所以当人民币升值时，中国外贸失衡的局面不但得不到“缓解”，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这一结果与现实状况也是极其吻合的：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累计升值约达25%，但中国贸易不平衡发展趋势在此期间却有增无减。这从另一层面也说明，马歇尔－勒纳条件对于当前的中国贸易收支而言是不成立的。③重要的是，本文所关注的两个重要解释变量，流入中国的FDI以及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额，是促成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结果证实了本文开始的理论推测，即以典型“外资嵌入型”的方式全面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出口平台”和“价值增值地”，是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④中国人均GDP的上升，即中国经济增长，对中国贸易差额并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无论对于理解中国外贸失衡的原因，还是“缓解”不平衡发展加剧的趋势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①本文上述结论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并不相悖。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进一步扩大对FDI的利用，以及进一步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我们可以预测，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趋势，会伴随中国经济成长和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传统的“压顺差、促平衡”的政策思路并不值得提倡。②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是在特定的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国以其特有的要素禀赋优势、通过大量利用FDI、快速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所导致。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趋势的形成具有这一特定背景，并且其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变化，因此对中国外贸的不平衡发展趋势进行调整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这再次说明了“压顺差”的措施解决不了中国外贸失衡问题，对此，只能采取“缓”的措施。从FDI对中国外贸失衡影响的角度来看，缓解的措施应包括短期和长期两类。就短期而言，应根据FDI对中国外贸影响的渠道有意识地引导FDI的产业流向，逐步缓解“出口导向型”FDI流入的增加;就长期而言，出口导向型的FDI大量流入是与中国特定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分不开的。因此，改变FDI流入领域和数量的根本措施在于改变中国的要素结构，实现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战略升级”(张幼文，2009)［8］。这需要包括加大政府对基础和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大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的投入、加大基础设施以及改善民生的投入等。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是导致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会有利于减缓中国外贸不平衡发展势头。因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和工序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不仅能够通过从上述国家进口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且还会因为“出口平台”的逐渐转移，从而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发展起到缓解作用。当然，对于如何缓解中国外贸不平衡持续发展问题，本文也只是给出了一些启示性结论，具体如何应对，已经超出本文探讨范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大课题。

［1］卢锋．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1978—2005)——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J］．经济学(季刊)，2007，36(3)．

［2］D KRUGMAN．The chinese disconnect［EB/OL］．(2009－10－27)［2011－05－01］．http：//www．nytimes．com/2009/10/23/opinion．

［3］樊纲．外贸顺差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J］．现代营销，2007，15(2)．

［4］牟新生．关于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及其顺差问题的一些思考［J］．求是，2007，72(2)．

［5］张二震，安礼伟．关于我国外贸顺差的理论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09，53(2)．

［6］BAHMANI-OSKOOEE M，A Y WANG．The j-curve：china versus her trading partners［J］．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2006，58(4)：323－43．

［7］易丹辉．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79－82．

［8］张幼文．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论生产要素从引进、释放到培育的战略升级［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68(3)．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Unbalance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DAI X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 233030，China)

In recent years，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been the focus in rebalancing global economy．Under this background，studies on the reasons of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aroused many economists'interest．From perspective of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econometric model analy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unbalance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and carries out empirical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rease of China's input imports and inflow FDI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China's unbalance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but so called under-evaluation of RMB is not．Accordingly，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ina's involvement into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system with characteristic of using FDI to act as export platform for MNC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China's unbalance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This determinants will not change in short run，so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will continue for long time，and more effective measures easing China's unbalanced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 terms of inward FDI policy．China enterprises should go globally and cultivate China's advanced factors．

unbalanced foreign trade;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inward FDI

(责任编辑 何志刚)

F752．0

A

1009-1505(2011)04-0047-07

2011－05－23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后危机时代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研究》(10YJC790039)

戴翔，男，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开放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