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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2011-01-10黄薇

人民周刊 2011年9期
关键词:东吴大学费孝通钱钟书

◎黄薇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

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杨绛就再没离开过。一晃30多年了,曾经的“我们仨”,如今只剩下这位百岁老人了,她有时也会喃喃自语:“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但从那时起,杨绛就把这间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已没有什么可以扰乱她平静的心灵。

生活低调,淡泊名利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却遭到了她委婉的拒绝。

杨绛先生的低调,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钟书先生的深情。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钟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钟书的诺言,“钱钟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杨绛先生的人生已经到了一种“纯净”的境界,正如她的文字,看似平凡、不动声色的表达,却充满了思想的韵味。

有人说杨绛先生长寿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在父亲的引导下,杨绛从小就迷恋上了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大学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

从早先求学于振华女校,到就读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并随钱钟书先生留学英伦,在杨绛十几年的求学时光中,与之打交道的尽是吴宓、梁宗岱、朱自清、叶公超、钱穆、李四光、费孝通、赵萝蕤这样的人物,一代民国学人的风华尽数展现在了她的生活记忆中。这一时期的杨绛先生最是享受。从女校到大学,无一不为之提供了宽松自由的氛围,其活泼的天性得遇此境,自会生出快乐的情致,为人生留下诸多美好回忆。

在把钱钟书先生数量惊人的手稿整理出来交付出版后,杨绛写了散文集《我们仨》,记录和回忆与钱先生及女儿钱瑗一起生活时的情形,写得沉蕴含蓄,精彩都在细细品读之间。4年后,她推出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老人家惜字如金,却把文字的内涵推向了极致。

杨绛在翻译界可谓大家。通晓英语、法语的她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了巨著《堂吉诃德》。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不过,现如今人们提起杨绛先生,总要提起她是钱钟书夫人,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钟书很紧张,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最贤的妻”,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虽起了个大早,但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杨绛原名)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

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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