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永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整体关照 直译传神
——论焦菊隐的直译观

张思永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焦菊隐的翻译思想长期以来被中国翻译理论界所忽视，对其直译观作了尝试性的梳理和阐释。焦菊隐的直译观是辩证的，并不排除意译的翻译方法。他所认为的理想的翻译应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只是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什么是真正的直译而已，为的是消除人们对直译的误解或困惑。

焦菊隐；直译观；翻译理论

一、引言

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实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我们称之为中国传统译论。我们在承认这笔遗产与现代学术规范比较起来仍存在零散、不系统等缺陷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译论的建立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和发展，割断传统的学术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些年来，翻译理论界或著书或撰文，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现代价值进行重新探索，或对之重估，或对之深挖，或对之现代转化等，形成了一个热潮。本文拟顺应这一潮流，采取敝帚自珍的态度，从中国传统译论中选取一家之言，对之进行现代阐释。焦菊隐的翻译思想长期以来被中国翻译理论界所忽视，本文拟对其翻译思想中的直译观作一梳理和阐释。

二、焦菊隐直译观的提出

焦菊隐1905年生于天津，是中国当代最有贡献的戏剧家之一、北京人艺创办人之一，曾导演《龙须沟》、《茶馆》、《虎符》、《蔡文姬》等作品。早年留学法国，精通中外话剧艺术，提出著名的心象说理论，是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焦菊隐还是著名的翻译家，翻译过大量的文艺作品，如《契柯夫戏剧集》、《娜娜》等。卓越的艺术和理论修养加上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使他能够对翻译中的理论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贡献集中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两篇文章：《论翻译批评》和《论直译》。由于时代的局限，两文都没能跳出传统译论的选题范围。但这两篇文章从讨论的主题看，比起之前多笼统地讨论翻译的标准、方法等前进了一步，带有专题探讨的性质。

《论直译》是焦氏译论思想的代表作。直译这个题目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老生常谈，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颖的题目，因为在这之前或之后也一直有人拿直译、意译（或加上硬译、死译、乱译、胡译、顺译等）做文章。在对直译和意译不加界定或界定模糊的情况下大谈直译、意译之区别之优劣，由于各自标准不同，自然不会有统一的或建设性的结论。前几年的归化、异化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直译、意译论争的反复，虽然视角有所不同，但本质似乎未有多大的改变。虽然周氏兄弟早年就倡导直译的翻译方法，并引发了激烈的直译、意译之争，但纵观中国传统译论，单独讨论直译的并不多。从罗新璋的《翻译论集》所收文章来看，仅有周建人的《关于“直译”》、茅盾的《“直译”与“死译”》较为直接地讨论直译，但讨论的深度和理论性都不够。焦菊隐以直译为题，一方面表明了他鲜明的观点，另一方面是想纠正人们对直译的误解，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焦氏以直译为题大做文章虽然不能免“俗”，但对直译的论述却是以整体观翻译理论为线索串起来的，并将落脚点放在了直译的讨论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直译观。本文侧重于对其直译观进行梳理和阐释，旁涉其整体论思想。

《论直译》有个副标题是“写给一个初学翻译的青年同志”，文章开头部分便提出了读者遇到的问题：“ （译文）每句话若是孤立地读起来，尤其是对照着原文读起来，也还勉强懂得大概的意思，但是把全篇读完之后，整个的意思指什么，重心在哪里，味道在哪里？却一点印象也没有。最后，你觉得这是直译的毛病，于是改用意译的方法。译完之后，自己却又发现，你的译文和原文完全成了两回事。你不得不回过头来再用直译的方法。结果，译文依然是生涩，不可解，和别人的没有区别。你不由得起了个想法：直译一定是生涩不可解的——凡是生涩不可解的译文，一定都是直译的。这个想法终于又叫你怀疑：生涩不可解果真是直译的结果呢，还是我自己的方法弄错了呢？然而什么叫做直译呢？”（焦菊隐，1984 ：44-45）

作者用了三个小标题“相对的价值”、“意念的联立”、“思想的过程”，试图揭开直译的真面目，消除人们对直译的误解。从全文行文的逻辑来看，相对的价值指字或其他语言单位只有在和另外的语言成分联系在一起时才形成意义的统一体，具有相对的价值，并被整体感知。意念的联立是指在确定了相对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更大的语言单位间意念的关系获得整体的思想与情感。前两个方面是翻译的基础层面，到了第三个方面，即思想的过程，直译和意译便有了区分。焦菊隐认为，做到前两个方面基本上可以是意译了，但这种意译是不可取的，只有在第三个方面才能体现真正的直译。总的来说，三个方面层层推进，浑为一体，且每一方面都体现一种整体观思想。

三、焦菊隐直译观的现代阐释

如前所述，相对的价值、意念的联立虽没有直接涉及直译观，但却是直译观的前提，而思想的过程则直接提出了直译观。三个方面层层推进，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本文以前两个方面的探讨为基础，重点讨论第三方面体现的直译观。

1 相对的价值

相对价值是对于绝对价值而言的。焦菊隐（1984：45-46）认为：“任何语言里，每一个字都有本身的价值，也可以称之为绝对的价值。……绝对价值没有绝对的意义，只是一个静止的，孤立的，不发展的，抽象的符号。它必须和其他符号联系在一起，才被别的符号的相乘相因相消长而建立起意义来，这种字的联立下所确定的意义便是它的相对价值。”相对的价值是翻译的最基本条件。《论直译》多从字或词的角度强调上下文对字义或词义的制约作用，其实任何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都要从语境中确定。

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论来看，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价值产生于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关系是价值的基础。语言里的每项要素都是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有价值，即价值不是产生于真空中，而是语言单位按照一定的规约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组合而成的整体价值。翻译的任务就是确定字或词在语境中的相对价值，并在译文中将其表现出来。

就小的语言单位如字或词来说，搭配意义往往就是它的相对价值。多义字或多义词在这方面表现尤其明显，如play若分别与basketball, football, kite 搭配，便会有三个不同的相对价值，分别译成“打”、“踢”和“放”。这种搭配意义就是一种语境意义，表现出一种整体性。即使字或词没有明显的搭配意义，也一定具有语境意义，如有人喊“火”，只有根据语境才能确定其相对价值。有时一个语言单位无法确定相对价值，这多是由语境的模糊性造成的。这种情况下语言的相对价值便出现多维性，译者可以通过自我理解选其一，并在译文中具体化，如《哈姆雷特》中to be or not to be 的翻译，可以保留其多维性，以歧义译歧义，以空白译空白。在译入语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后一种翻译更可取，也更能体现译者的创造性。

2 意念的联立

译者在相对价值的指导下译出正确的句子后，又遇到新问题，读完全段乃至全篇，整体含意却依然有些不清楚，甚至某些句子完全不懂，而单独读每一句却都能懂。面对读者的迷惑，焦菊隐（1984：50）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症结所在：“这个毛病，出在译者没有‘整体’（ensemble）的概念上。译者没有先去抓住原文的整体思想与情感，只孤立地了解了句子或段落，孤立地译了句子或段落。……如果领悟了原文思想与情感的‘整体’，从这个‘整体’出发，去翻译每一句每一段的话，……那么，全段全书，都会因此而有机地连贯起来，活跃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意念的联立与相对的价值的关系。如果说相对的价值涉及的还只是字或词意义的确定，体现出一种整体观，意念的联立就是从更大的语言单位——字群乃至语段、篇章来确定意义，强调整体思想与情感的重要性。两者是互相推进的关系，但都以整体性为目标和手段。字的价值之所以是相对的，因为它是为字群（句子）服务的，而字群的联立关系是为整体的思想和情感服务的。必须掌握住意念的联立关系才能更明确、更丰富、更活跃字与字群的联立关系及其相对价值，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字的联立←→字的相对价值←→字群的联立←→字群的相对价值←→意念的联立←→整体的思想与情感

3 思想的过程

焦菊隐认为，真正正确的翻译方法应该是直译，文章的落脚点也是什么是真正的直译。在处理好相对的价值和意念的联立后，译者已掌握原文的整体思想与情感，并把自己也融入到原文的思想和情感中，并用自己的态度、表现方法和笔调把思想与情感重新表达出来。所得的译文是否就是理想的译文了呢？作者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认为这时的译文属于意译，而不是理想的直译的译文。因为这样意译的译文所用的词汇、采用的格调都是自己惯用的，与原作的精神不符，以致歪曲了原作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翻译实际上已变成了自己的作品，与翻译名不副实。这种意译的例子在翻译界不少见，傅东华的《飘》便是典型，某些所谓的“伪作”也是如此。

什么才是真正的直译呢？焦菊隐（1984：54-55）认为：“直译是叫意念联立关系之表现，服从于原文作者的思想过程（way of thinking）和所以产生这个思想过程的民族，地区，意识形态，立场，态度，精神，重点，和风格等等。作者思想的出发点、重心和情感的分寸（shades,or nuance），是用怎样方法表现出来的，必须在译文里尽量予以保存。”这个界定中的关键词是“思想过程”和“保存”，这正是直译区别于意译的关键。

思想过程就是思维方式，每个民族的思维方式都有共同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像汉民族和欧美民族。语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如洪堡特所言：“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姚小平，1995：135）作为个体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中既包含整体的民族思维方式，也体现个人独特的语言风格，是思维方式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的统一。原作便是作为民族成员之一的原作者的思想过程，即思维方式的体现。原作体现的思想过程既是群体性的，又是个体性的。群体性的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体现既有语法形式层面的，也有文化内容层面的。焦菊隐认为，原作者的思想过程是由两个客观条件决定的，一是原作中的民族和地区语言特征，二是原作者的风格。前者是群体性的语言文化特征，体现在原作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上；后者是个体性语言特征，是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意识形态、立场、情感等的综合表现。对源语读者来说，前者是一种常规，后者是一种变异，但对译语读者来说，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带有变异特征，而直译就是要使这种变异特征在译文中保留下来。

原作的思想过程 原作的语言色彩（群体性） 原作者的风格（个体性）原文（对源语读者） 常规 变异↓（转换） ↓（直译） ↓（直译）译文（对译语读者） 变异（保留源语色彩） 变异（保留原语风格）

原作的思想过程 原作的语言色彩（群体性） 原作者的风格（个体性）原文（对源语读者） 常规 变异↓（转换） ↓（意译） ↓（意译）译文（对译语读者） 常规（改变源语色彩） 变异（改变源语风格）

直译就是将原文常规的民族语言译成译文的变异语言，保留了异域风情，同时丰富了译入语的表达。直译将原作者具有变异特征的风格在译文中进行保留。风格有整体风格，也有局部风格，这就要求译者首先判断原作的风格是什么或原作者的用意是什么，然后以严肃译严肃，以啰唆译啰唆，以长句译长句等，让译语读者领略到原作者的风采。

不管是原文的民族语言色彩还是原作者的风格，对译入语读者来说都具有变异特征。变异是针对常规来讲的，原作的语言是语言变异和语言常规的综合体。前者表现在原作语言的方方面面，如语音、语法、语义、语用等层面，形成原作独特的风格，需要在译文中通过直译进行保留，即以变异译变异。原作的思想过程作为译文的变异特征通过直译予以体现，保留其整体性，体现原作的“原汁原味”，这是翻译的本分。

需要指出的是，由思想的过程所决定的原作的语言色彩主要是指具有独特民族和地方色彩的语言表达，并不指语法形式层面。语法形式在每种语言中确实是受思想过程的影响，如汉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和欧美民族的分析思维方式分别对汉语的意合句法和印欧语言的形合句法的影响。每种语言虽然都在不断地变化，但语言中最具惰性的就是语法层面，因此，原作语法层面的语言特征虽具有民族特色，在翻译中也很难或不宜在译文中保留下来。五四时期许多所谓直译的翻译作品的失败或寿命短暂就是由此造成的。当然，原作的语法层面也不是一点不能借鉴，只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才会被接受，并对译者的双语能力要求极高。傅雷在谈到此问题时提到：“老舍在国内是唯一采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罗新璋、陈应年，2009：613）焦菊隐（1984：57）也认为语法层面可以采用意译的方法：“根据你所消化了的意念联立关系的‘整体’精神，去修正每一句的译法和句群的译法，使每一句，每一句群，都能为这个思想与情感的‘整体’服务。做到这个程度，便是意译。”《论直译》一开始提到的意译是指译者运用自己的思想过程，自然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直译和意译在相对的价值和意念的联立两个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只是在思想的过程这个方面体现出了直译和意译的区别，即直译保留了原作者的思想过程，意译则采用了译者的思想过程。焦菊隐认为，在语法层面应采用意译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直译是建立在语法层面意译的基础上的。

四、结语

焦菊隐的直译观是辩证的，并不排除意译的翻译方法。焦菊隐所认为的理想的翻译应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只是作者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什么是真正的直译而已，为的是消除人们对直译的误解或困惑。焦菊隐的直译观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来讲的，对于非文学翻译，由于涉及的民族色彩和风格不明显，直译的方法不一定合适。即使对于文学翻译，也要兼顾到文学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有机结合。对于含有丰富文化色彩的源语习语，直译要视译语接受度的情况补充适当的背景文化，疏通译文理解的通道。当原作者的意图不在习语的象而在意时，可以通过意译进行“换‘象’存‘意’”或“去‘象’保‘意’”，如将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意译成“一箭双雕”和“一举两得”。直译和意译的存在其实有一个前提，即源语和译语存在差异，若无差异，则直译和意译无从谈起。如果源语和译语出现完全对应或基本完全对应，可称之为顺译。如将Wall has ears 译成“隔墙有耳”。

[1] 焦菊隐. 论直译[A].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2] 罗新璋, 陈应年.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 朱伊革. 鲁迅直译观的美学价值[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 (1).

[4] 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Jiao Juyin’s translation theory has been ignored for long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be into his view on literal translation.It finds that Jiao’s view on literal translation is dialectical, and free translation is not excluded. Jiao holds that a good translation result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He focuses on literal translation in order to clear up people’s m isunderstanding or confusion of literal translation.

Jiao Juyin; the view on literal translation;translation theory

H315.9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665X（2011）01-0034-05

2010-08-02

张思永（1970-），男，副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典籍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