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海峰

2009年，极富改革气质的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一部新书的出版回归公众视野，重又激起人们对其本人的情感涟漪和对改革家的热切期待。

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被公认是“天底下最艰难的事情”。列宁说过：“几何公理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受到反对的。”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亲自跑到不愿改穿胡服的大臣家里，苦口婆心劝说，嗓子都说哑了，可见阻力之大。而在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变动不居的当下，改革成本之高，更是令人望而生畏。面对“改革者没有好下场”的古训，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恐不足以闯过改革的急流险滩。

在此大背景下，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致力于推动改革的、完整的领导链条，就成为改革者“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基础环节。综观2009年涌现出来的地方新锐官员群体，无一例外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同与支持。例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因在“躲猫猫”等事件中的出格举动，被指“工作观念过于超前，会把云南引入舆论灾难”，省纪委甚至出台红头文件建议对其“谈话提醒”。直到省委书记白恩培表态“这是一次尝试”，伍才得以过关。又如，在听取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的工作汇报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评价：“你们的GDP没完成，不是你们不努力，而是你们的指标定的有问题。”显然，锐意改革者一旦赢得上级的认同与支持，就会获得更大的制度变革空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便难以起到决定性的否定作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革者大多出自云南、广东、江苏、湖南等省，应当不仅仅是巧合。

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挂图：“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放眼今日中国政坛之景观，与“小康之世，士在僚采”一句颇有暗合之处：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者，只要官声斐然，便有可能擢升至省部级及其以上；专注于技术层面政治领域的改革者，但凡表现不俗，同样可能擢升至地厅级或省部级；而专注于政治领域中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党内民主等层面的改革者，即使政绩突出、好评如潮，往往最终也只能止步于县处级或厅局级。

根据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奥尔森的理论，集体行动中的领袖也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包括历史成就和历史地位，否则，集团领袖将不可能受到激励。当然，他们的个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与集团利益或社会利益保持一致。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是否突破现状、发起创新，如何平衡政府创新带来的预期收益与预期风险是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若为个人职位安全计议，地方改革者很可能放慢甚至放弃了改革创新，转而寻求一条更为稳妥的进取之道。而这，或许正是近年呈现出的“改革疲倦症”的根源之一。

大胆甚至破格起用改革闯将，乃是当前营造生动改革局面的必由之路和现实选择。原四川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力推党内民主改革，被迅速擢拔为巴中市委书记；原江苏沭阳县委书记仇和，大刀阔斧挑战某些体制局限，在争议中屡获升迁。借助这种“徙木立信”的方式，中央改革家和地方改革者相互呼应，与守旧势力放胆一搏，构成了地方改革者脱颖而出、竞相涌现的重要动力机制。不过，此一机制仍然难以彻底解决官员“能上不能下”、改革者“人走政息”等历史积弊。

若从更为长远的角度观察，及时将成熟的改革创新政策上升为法规制度，乃至逐步建立健全体现更多竞争、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选举机制，才是根本动力所在。只有直面竞争的挑战、接受社会的监督、承担淘汰的风险，为政者才能真正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而不致于热衷“翻烧饼”、“假改革”、“瞎折腾”。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撰文指出：“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有危险。”种子已经播下，总会开花结果，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还将被未来继续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