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光 方 明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6）

《矛盾论》的结构主义诠释
——兼论理解毛泽东

李 光 方 明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6）

阿尔都塞在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理论的启发影响下，提出了他的矛盾“多元决定”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研究辩证法的先河。他对《矛盾论》的结构主义诠释路径，是以把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由“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为前提；以否定矛盾的对立统一本质，把矛盾的“多元决定”规定为矛盾本质为关键；以矛盾系统的结构变化为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种研究辩证法、研究毛泽东方法论上的创新，一方面在创新中不幸失足，抛弃了辩证法的精髓；另一方面在误解中包含了形成正确理解的潜在因素。

矛盾；毛泽东；阿尔都塞；结构主义；诠释

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取得新的胜利的理论保障。然而，理解的难度在于在理解的方式、方法上的开疆拓土，这有待于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分析模式、引入新的理论资源。而且即使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本意并解读它的当代意义？透过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结构主义诠释，可以觉察到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运用对于理解毛泽东是如何谨慎的必要。从而提示一种视野意义：今天对过去的理解，不能代表思考的最正确维度和思维的最高级程度。在自信地批判前人的同时，也要摆好谦卑的姿态，等待后人的批判。

如图3A所示，5 ℃贮藏商品鳞茎的IAA含量变化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规律：120th d时上升到一个较高点，30th d时下降，至60th d时达到最高点。此外，外层鳞叶IAA的含量在贮藏20 d以后的各个时期均比内层鳞叶的含量稍高。而25 ℃贮藏商品鳞茎的IAA含量整个储藏期间持续缓慢上升但60th d时，均低于5 ℃贮藏条件下。如图3B所示，试管鳞茎的IAA含量变化和商品鳞茎类似。

一、背景：毛泽东《矛盾论》影响场域中的阿尔都塞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一般对马克思的这句话中“倒过来”的理解是：黑格尔阐明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他的辩证法仅仅是观念中的辩证法，其哲学实质是披着辩证法外衣的唯心主义。而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这一精髓，将其全面贯彻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之中。但阿尔都塞认为，这种以“物质生产”取代“绝对精神”，即以唯物主义改造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传统理解，并非“倒过来”的真实含义。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系统是简单统一体，性质单一，不存在结构，矛盾运动过程是一元决定的。而马克思的矛盾系统是复杂矛盾构成的复杂整体，它们构成了矛盾的复杂结构，其中矛盾系统的整体结构和主导结构互相决定，而主导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矛盾系统的运动是多元决定的。正如他所说：“把辩证法颠倒过来这个不确切的比喻，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黑格尔的对象是观念世界，马克思的对象是真实世界），而是从辩证法本身去研究辩证法的性质，即辩证法的特殊结构，不是对辩证法‘含义’的颠倒，而是对辩证法结构的改造。”［2］

据Ney介绍，赛土丰紧跟市场发展脚步，深耕生物技术领域，在全球已建立4个研究中心，与各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组成20多个科学联盟，并成立100多个本地化生产设施，针对土壤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现状，已成功为巴西主要经济作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下一步，该企业将拓展研究领域，发力于大田作物，逐步在生物技术领域形成更具规模的产业体系。作为一个服务于农、奉献于农的企业，奥特奇发挥专家优势，将赛土丰带到中国，为中国农业谋求新发展助力添薪。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有力武器。支撑其“多元决定”的结构主义辩证法的历史事实有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二者均不是在“经济决定论”指认的生产力最发达的区域爆发并取得成功的。而在俄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苏联模式在成功进行现代化的同时，没有完成革命最初衷的目的——对人的解放。苏联的极权模式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仍然是“经济决定论”。因此，阿尔都塞对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抱以极大希望，因为，在理论上，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理论的论述为消除“经济决定论”，构建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实践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让阿尔都塞看到了构建另类现代性的可能。

从理论上看，正是“由于充分意识到了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矛盾的相互转化，毛泽东才没有把注意力局限在经济领域和武装斗争方面，而是十分重视文化在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了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3］但是“文革”在实践上的失败正是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生产力落后（经济标准）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

对“文革”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文革”使经济状况退到了崩溃的边缘；二是“文革”中发生了一些惨烈事件。关于第一点，如果用矛盾的“多元决定论”分析，显然是不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因为这一点批评恰恰就是“经济决定论”。第二点仅是一种道德层面的谴责，缺乏深层理论支撑。因为中国人民抗击各类侵略的战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解放战争在现象上都是惨烈的，对这样的惨烈不仅不受谴责而且是受颂扬的，这在逻辑上是违反辩证法的。因此需要在哲学层次上对“文革”的理论及实践做深入的批判。

风影要随师父一起去做一场法事，那个桃花死了。道场做了三天三夜，人在红尘之中，总会有一种东西是永远也撕扯不断的，就像风影梦幻中一直飘着的红腰带，还有那悠扬的笛声，如果一定要断开的话，那除非生命从这个世界上彻底地消失。桃花谢了，整个世界都空了，了空法师的心也真正空了。回到白云寺院，站在山门口，师父不再让风影进寺院，他说风影到底是尘缘未了，让他回去。风影站着不动，看着师父茫然不知所措。了空法师又开言了，他说快回去吧，有一个人正在等着你，她很需要你。

矛盾的特殊性（个性）是每一矛盾特有的运动形式，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9］矛盾个性的形成需要一定条件并在与其他矛盾的比较中显现，因此是相对的。在复杂矛盾总体系中，某一矛盾体系在与其他矛盾体系的力量比较中突出为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系统中，矛盾的某一方面在与其他方面的比较中突出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种在比较中获取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这些都显示出矛盾特殊性的相对性。毛泽东在论述矛盾同一性（当然是特殊性）时就非常注意“条件”的作用：“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10］可以高度概括出矛盾同一性的本质就是“条件”。共生需要条件，转换也需要条件，矛盾同一性的关键就是“条件”。

毛泽东认为，矛盾特殊性问题包括三个论题：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阿尔都塞认为，这三个概念实际上指涉了矛盾体系是一个“既与的”、有结构的复杂整体。“正是这种特殊结构确立了矛盾与矛盾之间、各矛盾方面之间存在的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是矛盾的基本关系。”［4］“不平衡法则没有例外。这是因为不平衡法则本身就不是一个例外，它既不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一条次生法则，也不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会合过程中出现的一条次生法则。相反，它是先于这些特殊情况而存在的原始法则”［5］“内部不平衡才是第一性的”［6］。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阿尔都塞的这种诠释显然是在努力把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由“特殊性”上升为矛盾“普遍性”。按照他的逻辑，“既然任何事物的矛盾都是不平衡的，任何矛盾的各个方面也是不平衡的，那么不平衡性就是矛盾的本质属性，它贯穿于矛盾发展过程的始终，因而它就是普遍的、绝对的。”［7］而对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毛泽东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8］而阿尔都塞正是在这个“精髓问题”上先天失足，犯了毛泽东批评的 “抛弃辩证法”的毛病，走上了结构主义道路。

二、前提：把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由“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的《矛盾与多元决定 （研究笔记）》、《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两篇文章中，直接涉及毛泽东的矛盾思想。正是在《矛盾论》中关于矛盾不平衡理论的启发影响下，阿尔都塞提出了他的矛盾多元决定理论，开创了结构主义研究辩证法的先河。

不论对历史事件如何评价，毛泽东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以及其哲学支撑层面的矛盾观，都极大地影响和启发了阿尔都塞，在《矛盾论》的场域影响下，他构建结构主义辩证法的路径是明确的。

澳大利亚《F-10体育与健康国家课程标准》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引导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体育与健康的相关问题进行思考，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来评估多种渠道所获取的体育与健康的相关信息。我国目前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多是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习得，很少引导学生以批判性的思维来看待知识和思考问题，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进行思考，这样可以激活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从而发现更多的问题，引出新的思考，提升学生的求知欲。建议加强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金融支持水平（fint）：陈志伟用期末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衡量金融支持水平[9]11。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并考虑到城镇化推进或城镇发展过程中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以及交通、通信、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需求，以及产业发展所需设备更新资金，本文采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年末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之比来衡量金融支持水平。

而阿尔都塞对矛盾不平衡性的分析是以否定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本质为前提的，通过把不平衡性上升为矛盾的普遍性，他把“矛盾的不平衡结构视为第一性的、原始的复杂整体，作为辩证法理论的总体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和出发点来理解矛盾，规定矛盾的本质、作用和功能，甚至规定矛盾的存在。”［13］

三、失范：对矛盾不平衡性不加区分的分析

正是因为有意或是无意的这种混淆，一方面，他才得以建构自己的结构主义分析架构，用结构分析弥补了矛盾分析的不足（下文详述）；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他对辩证法的误解、对毛泽东的误解一步步加深，在误解中开创了对矛盾的新视域理解。

而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是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密切联系的。矛盾同一性的两层含义是矛盾双方依一定条件共存或者互相转换，关键因素是“一定条件”。这个“一定条件”，当然是有不同的具体内涵的，即体现的是矛盾特殊性。而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体现的是矛盾的普遍性。需要把“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问题同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联系起来考察”。［12］平衡性是矛盾同一性的外部显现，不平衡性是矛盾斗争性的外部显现。既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当然平衡也是相对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

显见矛盾的不平衡性问题在不同的分析背景中，具有不同的结论特征。对于这个看似矛盾之处的疑问，正确理解是：矛盾不平衡性是绝对的这一结论不能超出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这一关系领域。阿尔都塞对于矛盾的不平衡性没有做出这样详细的区分，仅仅片面强调不平衡性是绝对的。在这里，阿尔都塞对分析概念的使用是“失范”的。而我们知道，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才是矛盾问题的精髓。阿尔都塞的这种分析，显然是舍本逐末的。

毛泽东在论述矛盾问题时，详细区分了两组概念：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2.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特殊性，是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矛盾论》第四部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一节中，有一段论述值得深入研究：“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11］这段论述中提出的 “平均”、“不平衡”、“势均力敌”等概念显然表明这是在论述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矛盾地位的特殊性的表现。因此，矛盾发展不平衡性是属于矛盾特殊性范畴的。也就是说矛盾的不平衡性是相对的。

四、对立：矛盾的对立统一分析和矛盾的结构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本质都是从对立统一关系方面来理解的。毛泽东把同一性和斗争性规定为矛盾的两种根本属性，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问题，都是对立统一的具体表现，并不改变矛盾的本质。肯定矛盾的不平衡性，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分析，而不涉及否定这一对立统一关系。

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区别是如此之明显，阿尔都塞之所以还会把矛盾“特殊性”上升到矛盾“普遍性”，是犯了概念混淆的错误——把矛盾特殊性的普遍存在现象，当作矛盾系统本质层面性质的普遍性；把一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当作事物本质规律的普遍性。阿尔都塞的理解，事实上消解了矛盾特殊性概念的存在。让人疑惑的问题是，在阿尔都塞那里，矛盾特殊性究竟所指为何？

阿尔都塞否定矛盾的对立统一本质，当然不能承认只包含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和只分为两个部分的 “原始”的矛盾统一体。但是，在作为他建构工具灵感来源的《矛盾论》中，毛泽东在论述矛盾不平衡原理时说得明白：“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14］阿尔都塞显然淡化了对这一点的认识，他论述道：“毛泽东提到‘简单过程’只是为了备忘，他没有举任何的例子。但是，在他全部的分析中，我们接触到的仅仅是一些复杂过程；而这些复杂过程又作为原始过程（不是作为次生过程）产生出一个具有许多不平衡的矛盾的结构。”［15］

为了能够自圆其说，他提出了“半自律性”这一概念。所谓的“半自律性”，比如在批判“经济决定论”时认为：“尽管经济因素可能占有主导地位，政治因素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完全由经济因素派生出来的，导致政治因素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政治中某些因素或许也可以还原成经济因素，但是政治中肯定还存在着不能还原的因素。”［16］凭着“半自律性”，阿尔都塞论证了复杂过程始终作为 “既与的复杂整体”，无论在事实上或在原则上都不可还原为原始简单过程。

然而这种利用矛盾存在形式 “简单”和“复杂”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把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分析和对矛盾的结构分析完全对立起来却毫无道理——对立统一是对矛盾的普遍本质的概括，而矛盾的结构则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不存在所谓对立。在复杂矛盾中，不过是某一矛盾与其他所有矛盾组成的整个阵营相对立，这完全可以纳入在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下。阿尔都塞之所以必须否定矛盾的对立统一本质，是因为他是把它当作前提或基础攻击的，而不是把它作为本质理解的。只有毁掉了他认为错误的前提，他才可能构建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哪怕他的新体系事实上仍然是按照他反对的规律运动的。

南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从何着手？通过对几十年来波罗的海的环保合作的发展经验进行显微镜式的解剖，本文提取了3个核心要素，作为当前构建南海海域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石。

五、弥补：结构分析方法存在正确理解辩证法的“潜在因素”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是不承认矛盾的对立统一本质的。他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矛盾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不平衡性’或‘多元决定性’，而不平衡性本身又是矛盾的存在条件的反映，换句话说，始终既与的复杂整体的特殊不平衡结构（主导结构）就是矛盾的存在。根据这种理解，矛盾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建立在矛盾多元决定基础上的转移和压缩，由于它们在矛盾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规定着矛盾的阶段性（非对抗阶段、对抗阶段和爆炸阶段），这些阶段构成了复杂过程的存在，即‘事物的发展’。”［17］显见，阿尔都塞认为矛盾的结构是矛盾的本质；矛盾运动方式只是“转移”、“压缩”、“爆发”，前二者是矛盾系统的量变，矛盾的主导结构不发生改变，后者是矛盾系统的质变，形成新的主导结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不是本体论的结构主义’，而是包含不同共时系统，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动力和时间规划的总体。该总体超越了共时和历时的对立，并以辩证的方式向历史敞开自身。”［18］因此，阿尔都塞对辩证法的结构主义分析有其合理之处，但他本来不必一定把这种分析方法和对立统一规律对立起来。

矛盾的本质是对立统一，但是矛盾系统内部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方面之间确实以比较稳定的联结方式建构成关系、力量、地位错综复杂的结构体。客观地看，对立统一显然也是一种结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尽管矛盾分析构成结构分析的重要方面，但它不能代替结构分析，因为……从结构的观点来看，分析复杂的矛盾结构时，只指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仍然是粗线条的，特别是对结构整体的意义没能揭示出来”。［19］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武器。“人”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辩证法，在宏观结构上容纳了一般辩证法在总貌层面对人类社会进行对立统一分析，在微观结构上突出了在细节层面对各类矛盾细致分析，是内蕴了对人的关怀的，对辩证法的运动方式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理解路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的生命力正在于总结和提升各时代哲学和科学的最新成果，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继承这一原则，不断发展和丰富对辩证法概念和内涵的理解，才能发挥其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功能。“在将现代科学引入哲学的场域，用现代系统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新的因素不能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确定性原则构成冲突与分歧。”［20］症结在于如何理解“冲突与分歧”，是指补充和增益还是指拒斥和消解？在阿尔都塞对《矛盾论》的结构主义诠释语境中，双方是兼而有之的。这是不必困惑的，因为这本身就是符合矛盾对立统一本质规定的。

可以看到，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发展不平衡理论的诠释，是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这一方面是研究辩证法、研究毛泽东方法论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创新中不幸失足，抛弃了辩证法的精髓。其哲理启示或许是：理解是困难的，只有在知识对等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谈理解，否则，常常只能达至误解。但是误解犹如患病的母亲，之所以还能产下健康的婴儿，是因为误解中包含了形成正确理解的潜在因素。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

［2］［6］［15］［17］（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7，80，208，189，212－213.

［3］［4］［5］枫叶，邢立军.毛泽东的矛盾观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关系论析［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4）.

［7］［12］［13］［19］蔡英田.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2）.

［8］［9］［10］［11］［14］毛泽东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0，309，327，322，327.

［16］［20］张一兵，尚庆飞.理解毛泽东：一种结构主义的尝试——从阿尔都塞的 《保卫马克思》谈起［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6）.

［18］李金辉.结构与历史的辩证——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J］.北方论丛，2005，（2）.

责任编辑 姚黎君

B505；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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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426（2010）09－0007－03

李光（1982－），男，安徽霍邱人，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方明（1967－），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