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楚

解放初期上海城市建党的基本做法与经验

●张明楚

解放初期的上海城市建党，坚持以公开建党的方式来取代“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坚持以产业工人为主要发展对象，着力加强积极分子队伍的建设，为城市建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根据上海的实际，举办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在提高学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开展发展党的工作，为城市建党创造了新的经验。

解放初期；上海；城市建党；做法与经验

解放初期，上海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的指示，着力加强城市建党工作，从产业工人中发展了一大批优秀分子入党，迅速壮大了党的力量，并调整和改善了党的成分。

一、坚持公开建党的方式

解放初期，上海在公开党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调整党的成分，在巩固的基础上来发展党。自1949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准备发展党及部分候补党员缩短候补期的指示公布后，上海在发展党的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发展党工作的主要偏向，仍然是对发展党的可能与必要的认识不足，表现在对群众积极分子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的估计不够，因而怕发展；表现在对党支部经过公开党和整风已有提高的估计不够，因而怕发展后影响巩固；表现在多数支部没有把发展党列在工作计划上，当做一件重要的经常工作来做”[1]，使发展党的工作还停留在准备阶段上，而没有更有步骤、有重点、有计划地进行。如普陀区是一年来发展党的数量最多的区，全区仅公私纱厂就有21家，工人3.8万多人，1950年8月至10月的3个月中，据18家纱厂支部积极分子的统计，可以培养为发展对象的就有383人，但结果只发展了33个党员。又如海员工会建立以来，在3.4万海员中竟没有发展过党员。这种状况，不仅使得全市发展党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且使党员中工人成分偏少，在几千名新党员中，工人成分仅占34%。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公开党以后，还没有做好公开建党的教育工作，因此，障碍了党的发展工作，特别是在产业工人中的发展工作”[2]。

上海做好发展党的工作，必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发展党的重点，二是发展党的方式。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今后发展党的重点，应放在城市中，首先是工人阶级上，在三年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收三分之一的人入党。这一任务，在今天全国胜利的条件下，是可能与必要完成的。”[3]并强调要以公开建党的方式来取代“自报会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所谓公开建党，是指党在劳动人民中间应公开地进行关于党纲和党章的宣传教育，普遍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考察一切要求入党的人时，不仅听取介绍人的报告、本人的意见及党内的反映，而且还要采取各种方式征求群众的意见，使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才能对被考察者有较全面的认识。”[4]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上海工作实际，同年11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提出了今后发展和巩固党的具体要求：一是要克服单纯的“为发展而发展”的片面观点，“应该把发展党的工作作为每一支部，各级党委，以及为全体党员有计划有步骤的经常工作”；二是“要求以产业工人（特别是老工人与技术工人）为主要的发展对象，结合市委基层工作有重点的加强若干重要区、重要工厂企业，发展党的工作”；三是“必须严格执行中央‘采取严格审查的方针和稳步前进的办法’，支部必须通过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结合各种运动与工作（特别是与生产运动相结合），分配每一党员负责联系一定的积极分子，并进行有计划的教育与培养，并在群众组织中，特别是积极分子中，根据具体对象，结合各种工作，进行公开建党与党纲党章的教育”。[5]在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党组织在工厂企业中积极地开展以产业工人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公开建党工作。老怡和纱厂共有职工845人，支部只有7个党员（其中3个是候补党员），都担任工会和团的领导职务。由于党员数量太少，因而在车间、小组中，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就没有党员在做工作，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影响力和战斗力。而全厂在反轰炸斗争中，在生产运动中，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其中一部分经过各种运动考验的积极分子要求入党，并有4个积极分子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报告。但由于支部对发展工作重视不够，再加上工作忙，便耽搁和影响了发展党的工作。1951年3月，在总结抗美援朝工作时，支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支部将经过考验的优秀分子关在门外；另一方面却由于党员少，不能在车间、小组中与群众保持日常的联系，因而与群众脱节，使工作难以深入贯彻。在中共榆林区委组织部的具体指示下，支部决定迅速而认真地解决这一问题，召开支部大会，并邀请老工人、技术工人、青年团员、车间积极分子参加，对4个申请入党的对象进行公开审查讨论。通过公开建党，既吸收了群众的意见，帮助支部考察了发展对象，同时又向积极分子进行了一次党章及党纲的教育，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启发和巩固其入党要求。国棉一厂党委也以公开建党的方式，在1951年八九月间发展了第一批新党员30人。中共长宁区委组织部根据申新、启新、双龙等工厂支部公开建党的经验，总结出公开建党的几种方式：一是在讨论新党员入党时，有准备地召开支部大会，吸收工会、青年团、车间积极分子参加。二是当有必要考察党的发展对象时，可以吸收与发展对象在生产和工作上比较接近的积极分子以及其他群众参加讨论，或者个别地向他们征求意见。三是在积极分子的会议上，结合中心工作，进行党章和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通过总结这些支部公开建党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了公开建党是教育党员，教育积极分子与群众，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帮助支部更全面地审查新党员的重要方法”[6]。

二、加强对积极分子的培养和教育

上海发展党的工作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培养和扩大建党积极分子的队伍。1950年12月13日，市委组织部在一份通报中指出，目前“对积极分子的选择与培养，缺乏计划性、全面性、及从实事求是出发”。主要表现为：不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和运动中培养积极分子，造成积极分子自生自灭；比较多地以党员标准来衡量积极分子，或以过高的政治理论水平来要求积极分子，而没有认识到“以党的以阶级的教育来提高积极分子是吸收新党员必要的过程”[7]。1950年底，全市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广大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政治觉悟迅速提高，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以普陀区为例，仅10个支部1951年5月份的统计就有积极分子1290人，这些积极分子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受到考验和提高。但是，忽视积极分子培养与教育工作的问题依然在这些部门和单位存在。市委组织部在1951年五六月份工作综合报告中指出：“目前对积极分子的确实情况，一般的还是‘心中无数’。积极分子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自生自灭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基层中对积极分子的工作尚停留在少数人身上，还没有成为全党经常的工作；单纯使用，缺乏经常的固定的联系和培养。”因而对积极分子经过加强联系与培养使用，来逐步巩固与提高，已“成为我们今后工作能否深入巩固及为建党打好基础的一个重要关键”[8]。

在市委关于“应把对积极分子的工作当作推动各项工作的力量”指示下达后，上海各级党组织加大了培养教育积极分子的工作力度。如徐汇区对积极分子的工作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过去让积极分子自生自灭的现象，已基本得到克服，半年来涌现的大批积极分子，绝大多数都得到巩固和提高。仅地区方面据初步统计就有1200名左右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着积极作用。长宁区自抗美援朝运动以来，经过参干、劳保登记和镇压反革命等群众运动，在各基层单位中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如国棉五厂、申新一厂等都有200多名积极分子。即使是一些人数较少的单位，积极分子的比例也很高。如中法药厂只有100多名职工，积极分子就达20多个；新中华刀剪厂380多名职工中，就有65个积极分子。对于这批积极分子的培养与使用问题，由于领导上还没有明确树立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一度出现了对积极分子无领导、无计划、无检查的状况。但从1951年5月起，区委及基层党组织开始注意和重视积极分子工作，并采取了如下的培养教育方式：1.吸引积极分子参加听党课，参加听课的积极分子都是历史清楚，工作积极，听从党支部领导，能完成一般任务的。2.总结各种运动中的典型经验，并进行适当的表扬，藉以提高积极分子。3.支部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听取积极分子对党的要求和意见，如天利氮气厂有36个积极分子参加支部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有的积极分子谈了自己解放后的思想转变过程，尤其是经过劳保登记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对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即提出入党要求，使与会的其他积极分子受到深刻教育。4.党内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吸收积极分子参加。5.组织参观农村土改、反特展览会，集体看电影等，通过这些活动提高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使之更加靠拢党组织。有的党支部则通过举办厂夜校和输送到区党员夜校学习等方式来培养教育积极分子。如裕新染织厂有职工300多人，参加厂夜校学习的有1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积极分子，此外还有十多个水平较高的积极分子被输送到区党员夜校参加旁听，为期3个月，接受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通过教育培养，不少积极分子成为发展对象。

为了进一步加强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1951年9月，市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对非党积极分子进行登记和统计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上海解放以来，广大群众在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和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随着各种斗争和运动的继续开展与深入，必将继续不断地涌现出更多的新的积极分子。但是，目前对积极分子的确实情况，各级党组织一般还是‘心中无数’；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自生自灭’的自流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加强这一工作，是目前我们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推动工作，提高党员工作水平，以及发展党等各方面工作的重要关键。”[9]《通知》根据积极分子数量庞大，且质量参差不齐的状况，暂时把积极分子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积极分子中的骨干，经过一个时期的培养、教育及考验可以作为发展对象者；第二种是群众团体中和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比较广泛的积极分子。《通知》要求，对于第一种积极分子，支部、党员必须着重建立起分工负责、固定联系的制度，经常地、深入地了解和教育他们，并适当地分配工作给他们做，在工作中具体地培养和锻炼他们，吸收他们上党课和参加某些党的会议，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对党的认识。同时，要依靠第一种积极分子去联系团结第二种积极分子。《通知》要求党支部充分运用团、工会、学生会等组织，结合他们的工作来进行对积极分子的了解、培养与教育。并要求党小组把两种积极分子的情况分别登记在《积极分子登记表》内，然后由支部综合这些材料填写《基层组织积极分子调查统计表》，上报给区（党）委及市委，从而使各级党组织都能掌握积极分子的具体情况。对于还没有党的力量的空白基层单位，以其中的青年团、工会、学生会及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上级机关的党员干部为核心，分工与积极分子建立联系，由这些机关中的党员或支部负责登记和统计，并向区（党）委报告。《通知》的下发，使得对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工作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能够系统地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本单位本部门的积极分子情况，有利于建立同积极分子的密切和固定的联系，提高和改善对积极分子的工作水平，为上海发展党的工作奠定基础。

三、大规模地抽调工人积极分子集中培训并进行建党工作

上海刚刚解放的两年中，发展党的工作进展不快，发展党员仅6700多名，特别是产业工人中党员太少，全市1500人以上的工厂中，党员平均占职工数的2%；全市2300多家25人至500人的工厂中，87%为空白单位。[10]为了加快发展党的工作，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于1952年从产业工人中争取发展3万名新党员。

1952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的指示，中共上海市委创办了上海工人政治学校，并从5月至12月，先后从341个国营、地方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抽调5131名学员，采取短期培训的方式，连续举办了5期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其中一、二、四期由市委党校代办）。举办训练班的目的，就是为了有计划地加强工人积极分子的政治教育，并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党的工作。

对于举办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市委及有关党委十分重视，要求认真选调学员，并配备一定骨干。1952年3月，国营、地方国营、公私合营工厂基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由区委划归市委新建的工业生产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同年4月24日，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发出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第一期招生通知，规定训练对象主要为完成民主改革和“三反”运动的工人积极分子，准备发展党的对象。具体条件为：1.历史清楚，政治上纯洁可靠。2.在历次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中工作、生产、学习表现积极者。3.有培养前途，经过教育之后可以发展成为党员者。并强调：“各厂党委应根据上述条件慎重选调，不得随便指派”；“各厂在抽调受训工人中必须配备一个支部委员，和一定的党员，以便在学校学习中进行发展党的工作。”[11]同年5月2日，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又下发补充通知，对选调工作作出进一步的要求，规定：“调训学员，必须认真按照条件，慎重审查选调。凡是合于条件，加以教育即可发展而对生产影响不大者，应坚决抽调。”并要求“抽调学员，应作必要的动员，一般应先由支部提名，当众公布名单，再召集小型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然后由所属支部整理搜集有关学员的各项具体材料，随同学员到校，在来校离厂时，应在厂内召开一次群众性的欢送会，以鼓励政治学习情绪，造成来校学习是荣誉的气氛”。同时，为了在学习期间能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配备力量方面，特规定每十个学员应配备中共正式党员一人，作风要正派，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一般能够熟悉学员的情况者，在党员中各厂还必须配备一个至二个水平较高的支部委员。”[12]补充通知下达后，各厂党组织按照通知的要求，认真加以贯彻执行，有的厂由党委提名选送，有的厂则由群众推选，所选派的学员都是经过历次运动考验的积极分子、预定发展党员的对象。

训练班分为教育和建党两个阶段。在教育阶段，主要对学员进行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开设了“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怎样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以及“我们要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课程。通过教育，使学员明确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前途，初步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生观；明确党的性质和党员标准，懂得怎样争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启发和提高政治觉悟，端正入党动机。整个教育过程采取先正面启发，然后反复讲解讨论，最后总结提高的步骤，并采取对比的、形象化的、群众教育群众的各种适合工人积极分子的教学方法。这样，就把学员原有的丰富但较零碎、片断的阶级斗争知识和对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认识，加以系统地提高，从而为建党工作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提高学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训练班根据教育计划积极地进行发展党的工作。在教育阶段，训练班密切结合学习的进展，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学员的思想认识变化，包括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和决心，并有计划地整理学员的材料，开展个别谈话，逐步选择和确定发展对象。经过20天的教育，整个训练班将近百分之九十的非党学员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入党的要求。在建党阶段，按照中央吸收新党员的规定，严格执行入党手续，经过个别审查、个别吸收，5期训练班一共发展新党员1965人，其中：第一期385人，第二期435人，第三期419人，第四期385人，第五期341人，占非党学员的44.1%。

通过举办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的方式，集中发展一批新党员，这对解放初期上海发展党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从产业工人中大量发展新党员，这些新党员中有全国闻名的先进工作者陆阿狗、优秀的郝建秀工作者裔式娟以及创造马丁炉炼钢新纪录的陆朝根、治淮模范新国华、优秀共青团员戴巧珍等劳动模范和群众公认的各种功臣。吸收这样一批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不仅增加了上海党的工人阶级成分，而且也扩大了党的队伍。1952年下半年，上海一共吸收新党员10960人，而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发展的新党员就占到17.9%。其次，培养了大批建党骨干，充实了工厂基层干部队伍。工人积极分子训练班按照规定，配备了679名建党骨干，这些来自工厂企业的党员和干部大多数缺乏建党经验，而培养建党骨干是做好建党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因而训练班一开始就强调要“培养干部，吸收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让这些骨干与非党学员一起参加学习，并依靠他们具体领导学习和开展建党工作，使他们掌握建党的方针政策，取得领导学习和建党工作的经验，回到工厂以后，就能够担负起建党工作的任务，成为工厂企业的骨干力量。第三，也为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理论教育提供有益的经验。建党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的过程，只有对工人群众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基础知识的教育，入党才会成为他们的一种自觉的要求。群众对党员标准有了正确的认识，就能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入党问题。因此，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教育，提高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信念，不仅能够增强他们对党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而且也能保证新党员的质量。

[1][7]市委组织部通报：在目前发展党的工作上存在的几个问题[J].上海工作.十六.

[2][5]市委组织部关于发展党的工作报告[J].上海工作.十六.

[3][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Z].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43.244.

[6]长宁区委组织部吕甦.从几个支部的点滴经验中看公开建党的重要性[J].上海工作.三十四.

[8]关于积极分子工作的问题[J].上海工作.四十.

[9]上海工作.四十五.

[10]中共上海历史实录[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56.

[11]沪委工业（五二）字第三十九号通知[Z].上海市档案馆，A76-1-113.

[12]沪委工业（五二）字第四十四号通知[Z].上海市档案馆，A7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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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0）05-0006-0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