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2月25日下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召开“《世纪》杂志出版100期座谈会”。本刊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保持特色 积极探索

龚心瀚（中宣部原副部长）：本次座谈会气氛很好，开得很成功。《世纪》办得是成功的，文章内容厚重、史料翔实、读者层次高，我相信《世纪》第二个100期会取得更大进步。我建议《世纪》以后要扩大报道面，不仅要有政治、军事的内容，更要扩大到教育、文化、经济等内容，今后也要加强口述历史，组织力量征集文史资料。要坚持厚重的特色、上海地方的特色、统战的特色。

朱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务长、教授）：我是《世纪》老作者，《世纪》也是我长期阅读、为数不多的刊物之一。《世纪》的特点不仅有亲历者的回忆，更有学者的研究。《世纪》文章质量较高，希望以后要保持自己的办刊特色，在选题上更多的考虑多样性，可以在挖掘历史的深度上更进一步。

徐建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世纪》杂志的特色有两点：1、可信。《世纪》基本上没有史实方面的错误，为我们留下了“信史”。2、可读。体现了文史的特点，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文风都很敦厚、平和。建议：1、坚持“三亲”风格，今后可以更注重解放以后历史事实的挖掘与整理。2、保持朴实的文风，“文史笔记”类的文章要进一步加强。

任防飞（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处副处长）：《世纪》杂志除了“三亲”以外，还有“三有”的品质，即“有层次、有品味、有创意”。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我们可以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如《世纪》杂志和《文汇报》联合举行的征文活动，就是在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进行对接方面，进行了一次良好的尝试。

完颜昭元（上海书店出版社资深编辑）：《世纪》杂志有如下四个特点：一、取向严肃不猎奇。二、文风平实不取宠。三、存史资政不规避。四、四平八稳不违纪。这四个特色很好，要坚持下去，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有“口述与回忆”、“翰林风采”、“世纪论坛”三个栏目，尤其对最近几期开的“世纪论坛”这个栏目非常关注，尤其喜欢。

陈麟辉（上海市文明办调研处处长）：自创刊以来，我一直是《世纪》杂志的忠实读者，我认为《世纪》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挖掘了一大批史料，对民国史的研究有所拓展；二、传播了思想，有很多精彩文章，形成了自己的言论；三、培养了一大批人。

秦维宪（《探索与争鸣》副主编）：我是《世纪》的忠实读者和作者，《世纪》文章的转载率很高，不仅在上海还是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建议《世纪》作一些有益的探索，可以开创文史类杂志的先例，把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以适当的方式写下来，为年轻一代留下一些“信史”。

邓伟志（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世纪》杂志办得很好，我很爱读。文史馆有许多名人，《世纪》要加强对这批人丰富经历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世纪》杂志的内容侧重于政治类，但军事类、经济类似乎少了一点，今后要加强这方面内容的组稿工作。要继续坚持和加强“三亲”特色。

陈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杂志办得确实很好，可读性强，通俗而不庸俗，特别是“首任馆长”这个栏目的文章很好，一定要坚持办下去。上海有关经济方面的历史事件很多，如抗战前后的工厂内迁，建国后的公私合营等等，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稿件的组织工作。

拓展题材 主动出击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常常缺乏一些细节性的材料。《世纪》为我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细节材料，是对我们历史研究的有益补充。希望《世纪》加强对反映建国后历史稿件的组织，胆子可以大一点，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

姜义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世纪》要加强组织重大历史事件的稿件，提高刊物的质量。《世纪》文章的标题非常生动，可见编辑是花了不少精力的。我认为，《世纪》文章还是以精英人物为主，可以组织重点人物的专集，并尽量挖掘得深一些，使刊物更厚重一点。

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我是一名《世纪》杂志的读者，也是一名老作者，总的来说，《世纪》的特点如下：1、原创性很强，编辑部可以组织力量对某些事件或人物从档案的角度再去挖掘一下。2、《世纪》的内容侧重于历史人物，建议可以从事件的角度去挖掘、整理档案材料。题材可以再拓展一些，经济史的内容可以更多一些。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几乎每一期都有几篇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精彩文章，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已经有了一批可以“留”下来的好文章，建议《世纪》杂志社把这些精彩文章汇编成书。不成熟的建议有三点：1、《世纪》杂志可以利用文史馆的优势，加强文论、书论、画论等方面的策划。2、《世纪》杂志上优秀作品较多，可以扩大其受众面与传播面。3、希望多做一些访谈方面的文章。

徐福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原馆长、《世纪》杂志社原社长兼主编）：中央文史馆的历任领导非常支持《世纪》杂志。上海市人大、政协都订阅《世纪》杂志，其他省市的文史馆也扩大了征订。编辑部应该每年抽出一些时间加强通联工作，花一些精力去组稿，这一块工作必须加强。希望《世纪》杂志每一期都有几篇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文章。

严建平（《新民晚报》副总编辑）：《世纪》杂志的文章是《新民晚报》书摘栏目的首选，读者对《世纪》杂志有很高的评价，无论在全国还是在上海，文史类杂志都很多，如何办出自己的特色，突出自己的特点，世纪可以作一些探索。“文史笔记”短小精悍，内涵丰富，《世纪》杂志要加强此类文章的组稿。

廖大伟（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我想说两点：1、《世纪》杂志的风格重视“三亲”，方向正确，今后要坚持并加强，但“三亲”类文章要靠历史档案文献来建构、检验。2、《世纪》杂志上海方面的内容要有所取舍与侧重，今后要更多着力于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

过传忠（民革上海市委原副主委）：我想讲四点：一、《世纪》杂志的特点是“三亲”，可以把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放在一起分析，选一个视角作为新的切入点，今后材料的组合角度可以多一些，范围可以广一些。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的亲历者早已去世，《世纪》杂志可以组织力量去采访后人，写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三、过去发生的事就是历史，《世纪》杂志的时间点可以适当朝后延伸。四、《世纪》杂志的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

谢燕华（原《青年一代》副主编）：我曾在《世纪》杂志社工作一段时间，编辑部工作人员少，但个个都很精干，而且工作认真负责。我提两点看法：一、编辑部可以在组稿范围上再拓展一些，除了上海以外，可以去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组稿。二、“三亲”类题材可以再细化一些，可以依靠大学历史研究者的力量，进行一些采访。

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纪》杂志近年出现一个可喜变化，就是反映建国后历史的文章越来越多，分量也越来越重。在建国60周年，精心策划的“共和国的曙光”系列文章，社会反响很好，今后要加强此类选题的策划。

徐忠良（世界书局常务副总编）：我对《世纪》出版百期表示祝贺，提四个建议，供杂志社参考。一、希望《世纪》多关注上海近代史的内容。二、口述历史非常重要，杂志在这方面可以多花精力；三、充分关注年轻人的思想状况和阅读习惯。四、把《世纪》的优秀文章汇编成书。

姚以恩（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我是《世纪》杂志的特约编审，承担着《世纪》杂志稿件的审读工作，《世纪》杂志强调“三亲”，我非常赞成，要继续坚持并加强。今后要加强建国后题材的组稿，要加强对一些世纪老人口述历史的“抢救”整理。建议编纂建国后题材的文史笔记丛书。

办好《世纪》服务现实

沈祖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世纪》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我们开座谈会的意图是总结以往，开拓未来，在专家学者建言献策的基础上，更好地把准《世纪》杂志的发展方向。每位专家都发了言，都有很好的见解，有对我们的鼓励，也提出《世纪》今后怎么办，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听了受益良多。这里我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作一个简要的回应。

一、《世纪》杂志今后要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三亲”题材的挖掘，凸显特色。我们要强调《世纪》是文史馆办的，与其他文史杂志错位竞争，不赶时髦，甘坐冷板凳，更显存在的价值。既然是文史馆的杂志，发表的文章要有深度，言论方面也是必要的，要增强思想性。

二、《世纪》杂志要成为重要的文化阵地，它不仅是文史馆的杂志，而且是各位专家、学者参与的杂志，要把它办成广大读者欢迎的杂志，成为大家的刊物。欢迎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写稿，并提供组稿线索。专家参与了，分量就比较重。也要加强与报刊媒体的互动，要靠各媒体扩大影响，希望获得更多的报道与转载。

三、《世纪》杂志要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努力策划，积极工作，提高水平。加强“口述历史”的工作，抢救史料，同时也要拓展题材面，时间跨度要长一点，要有为现实服务的意识，增加建国后的题材。同时不仅要有政治、军事内容，更要有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内容。文章要有新意，要有深度。

四、《世纪》杂志的读者群面向中高层次，所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精英人物，这一点不能削弱，要积极去做。春节前我们到北京中央馆，意在更好地接受中央馆的指导，希望中央馆支持我们在北京的组稿工作。组稿要以上海为基地，面向全国，重点突破在北京。

五、触及敏感问题，我们要平和一点，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宣传纪律意识，要谨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学术眼界和学术思想，我们要注意表达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争取把《世纪》杂志办好，不辜负大家的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