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旻 王 烽 林 莉

高等教育：直面“钱学森之问”

■杨旻 王 烽 林 莉

据教育部发布的《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3.3%。到2009年4月，全国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770所，普通高职院校1207所，独立学院318所，经国家审定的分校办学点85个。但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差距依然显著（见图1）。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为629万人，比上年增长4%，增幅有所放缓——前两年的增幅均为5%。受适龄人口减少等因素的影响，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020万人，比2008年减少 3.8%。考生被高校录取的几率进一步提高，平均录取率预计接近62%。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在由规模、数量的增长转向提升教育质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结构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需要”。2009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公众教育满意度调查显示，大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指标的城市满意度均未达及格线，成为教育质量满意度的短板。

一、“钱学森之问”激发高教改革之争

2009年岁末，季羡林、任继愈、贝时璋、钱学森、杨宪益等众多学术大师相继辞世，引发人们的缅怀。荣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无疑是对教育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留下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激起全国上下反思高等教育改革的新高潮。

2009年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的讲话，赞同并引用钱学森的意见：“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中国现在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方式办学……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他强调要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数日后，安徽高校11位教授在《新安晚报》上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短短三日，该报读者热线和信箱共收到读者来电、来信达数万条。11月20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表示这是教育部下一步工作的重要内容。“钱学森之问”迅即在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甚至成为百度百科、互动百科的新词条。

在这一轮讨论和反思中，有几则资讯尤为引人注目。一是中国科学家再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二是汤姆森路透集团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科技论文从1998年的2万篇激增至2008年的近11.2万篇，数量仅次于美国。而2009年10月8日，英国《泰晤士报》与英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Quacquarelli Symonds)推出的2009年世界大学排行中，美英两国大学席卷榜单高位，中国香港有3所大学进入前50名，而中国内地只有清华大学进入前50名，北京大学排在第53名，随后是排名第104名的复旦大学。与此同时，频发的学术腐败和行政腐败案件令大学蒙羞。武汉理工大学校长、辽宁大学副校长与学生共同署名的论文被曝抄袭，西南交通大学副校长因抄袭被取消博士学位；国际《晶体学学报》撤销了井冈山大学研究人员70篇涉嫌造假的论文；武汉大学腐败案、湛江师范学院腐败案、武汉科技学院腐败案接连曝光。

不论是围绕诺贝尔奖的热议，高校对论文增长和学术能力的争议，还是高等教育失却学术尊严所承受的批判，都进一步叠加了对大学管理、人才培养模式、学术评价制度等的压力与质疑，为改革高等教育体制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契机。《人民日报》求解“钱学森之问”的讨论，开篇之作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培养创新人才根本在于“去行政化”》。

回溯200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不妨以“钱学森之问”为注脚，考察政府、高等学校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二、高教体制改革提上政府日程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答复安徽教授的公开信时，称袁贵仁部长前一段就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个回应：“非常受教育，非常受启发，也非常受鼓舞。”但发言人也坦承：“教育的问题是多少年来形成的，马上要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需要一步一步来。”纵观2009年教育部的工作，确实有了一些令人可喜的有益尝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

（一）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2009年是教育部、财政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施的第三年，质量工程的各项建设内容继续推进：批准2009年度国家精品课程普通高校650门、军队院校（含武警）课程29门；批准152门课程为2009年度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确定第四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671个、第五批特色专业建设点83个；142个实验教学中心成为2009年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305个教学团队为2009年国家级教学团队；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表彰了100位获奖教师。

教育部希望高等学校探索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创新，形成有利于多样化创新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2009年1月继续审批2008年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建设项目共100个，11月公布2009年建设项目101个（含军队院校1个）。2007～2009年已累计批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421个，经费超过2亿元。在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的影响和带动下，三年来一批批省级、市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也纷纷建立。尽管还没有相关统计，但可以推测至少有一半的本科院校拥有等级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教育部一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已于2009年底悄然实施，一度以“珠峰计划”的名称而流传，其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入选高校是国内11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主要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基础学科开展。

（二）谋划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也是2009年中国教育界的最重要的任务。各界在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创新人才培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方面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2009年初，《规划纲要》进行了第一轮征求意见工作。第一阶段，社会各界针对36个专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公众最关注的10个问题之中包括了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第二阶段所凝练出的20个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中，有3个问题直接指向高等教育：①如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健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②如何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健全质量标准和质量评价制度？③如何推进高等学校科学定位、分类办出特色？

从《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看，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纳入日程。2009年1月4日，新华社发布了温总理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提出“要坚持改革创新精神，要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多方面进行大胆探索”；他还提出：“具体到每所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国务委员刘延东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9年教师节表彰大会上作了题为《国家发展希望在教育，办好教育希望在教师》的讲话，强调一定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找准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要推进教育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结合正在制定的《规划纲要》，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将以更强有力的声音回应“钱学森之问”。

三、大学改革之风乍暖还寒

在《规划纲要》历经调研、撰写、征求意见、修改等一系列环节之后，大学内部逐渐吹起一缕缕改革的春风——尽管校内管理体制实质性改革尝试还不够彻底，涉及的学校也尚属零星。

（一）“政学分权”低调推进

北京师范大学组建教育学部，在全国高校中拉开了学部制改革的帷幕。北京师范大学打破院系壁垒，在整合教育学院、教育技术学院、教育管理学院、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教育部质量监测中心、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等相关机构的基础上，组建教育学部。更重要的是，组建教育学部之后，学校将把更多的管理权下放到教育学部，行政管理职能由学部行政部门统一行使；学术研究方面的事务，则完全以教师为主实施管理。担任学部行政领导职务的人员，不能再担任学术机构的职务；学术机构负责人通过竞争产生，不设行政级别。

我国还有一些高校也在推行或酝酿学部制改革，被称之为高校的“大部制”改革。比如，浙江大学对现有管理架构进行重组，组建人文、社科、理、工、信息、医、农业生命环境7个学部，将学校的管理重心适当下移；北京理工大学组建了4个学部，组建了第一届学部委员会，学部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实行聘任制，不确定行政级别。

吉林大学的政学分离改革更加令人瞩目。2009年7月，吉林大学制定了新的《吉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担任各级学术委员会委员职务，实现了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使得学术委员会能够独立和自主行使职权。吉林大学的改革，被认为是顺应了“教授治学”的历史潮流，也彰显了学术委员会的制度价值，有利于划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线，防止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侵害。不过，吉林大学的改革还是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尾巴，那就是各学院院长等可以担任学术委员会职务。事实上，各学院的院长同样是学院的行政长官，不宜进入学术委员会担任职务。

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学实行学院制以后的规模扩张，使原有的行政管理部门不堪重负，为解决长期以来突出存在的“行政化”问题提供了改革的契机。在高校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严重失衡的今天，“做加法”的方式在不断增加行政管理的层次；学术组织本身如何避免“行政化”，如何调试错综复杂的政学关系以达至动态平衡，并最终利于大学的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南方科技大学”呼之欲出

2009年，另一股涌动的“去行政化”力量当属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自2007年正式启动的南方科技大学（筹）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他也是首位通过国际猎头公司全球选聘的国内大学校长。

南方科技大学拟实施若干项“去行政化”的措施：一是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交深圳市人大审议，避免政府直接与学校打交道造成的行政干预，实现大学自治；二是校领导中至少一半由教授直选产生，由教授来担任，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实现教授治校；三是南方科技大学本身没有行政级别，学校的行政人员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四是借鉴境外教育拨款投资委员会等制度设计，让政府拨款，又不对学校事务进行干涉。由此可见，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还在于它所体现出的反省及批判大学旧体制、探索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精神。

以建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为目标，南方科技大学的创建给了公众极大的期待。不过，在叫好的同时，人们仍有担忧。朱清时校长本人也以“打破这套体制是非常艰难的，希望大家做好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这样的话语来勉励“志同道合”的同事们。然而，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一是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校长的方式。在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下，党的组织部门、政府与猎头公司合作，既体现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政府相关规定，又注重了实用性和灵活性，为改革高度行政化的大学校长任用制度提供了经验样板。二是南方科技大学制定的《大学章程》，经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具有地方法规的性质，规范了新型的政校关系，成为依法办学的制度基础。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块试验田，南方科大的改革与创新任重而道远。

（三）“高校联盟”悄然萌动

2009年10月，9所首批“985工程”建设高校，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一致同意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签订《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九校联盟”（简称“C9”）的诞生，被誉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10月13日，百度百科词条“C9”首次加入了“中国版‘常春藤’联盟”这个新解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则明确表示，教育部支持和鼓励9所高校成立联盟。

“九校联盟”的主要功能是开展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方面的合作，共同培养拔尖人才。更令人期待的是，联盟的建立有利于促进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理念的接轨，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提供更宽广的平台。高等院校联盟的相互承诺与实质性合作，会进一步提升他们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在未来教育经费竞争、生源竞争等资源综合竞争中占据更多的主动。“九校联盟”的做法也受到了来自其他学校的批评，有人对它的预期效果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将加剧对资源和生源的不公平竞争。与美国的“常春藤”相比，“九校联盟”存在一些先天不足：一是这些学校还远没有具备像美国名校那样的办学自主权，现代大学制度也尚未建立；二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内功”远没有修炼好。正因如此，人们期待“九校联盟”能推动各校内部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动与政府关系的调整，从而避免变成单纯的利益同盟和深化改革的障碍。

类似的还有高校之间悄然萌动的横向合作，包括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将实行“五校联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北京的五所高校也实行“五校联考”。华中师大、湖北师范学院等16所在湖北的高等师范院校成立“湖北高校师范教育联盟”，学校互相承认学分，学生可互选优势专业，成为省属高校对师范生教育资源进行深度整合的尝试。

（四）院校教学、培养方式等改革日趋活跃

南开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勇于向博士生培养“零淘汰”现象说“不”的高校。2006～2009年，该校被淘汰博士生的数字已累计达168名，力度之大，在国内高校中尚属罕见。对此，南开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佟家栋认为，打破博士生“零淘汰率”，是加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举措。淘汰落后是为了培养尖端、培养优秀，如果没有淘汰机制，就不会产生优秀人才。南开大学也在计划完善博士生淘汰制度，从最终淘汰向过程淘汰转变。目前，全国不少高校也在进行各自的尝试，认为建立淘汰机制能够保证博士生、硕士生培养质量。虽然末位淘汰制度或者固定淘汰率在高校内部仍存有争议，但是这些学校敢于“吃螃蟹”的勇气可赞。

中山大学尝试打造“无专业”本科教育，于2009年创设博雅学院。与普通本科教育不同，它是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学院。学院从8000多名新生中遴选出30位新生接受四年不分专业的精英化博雅教育，学生毕业后将获得哲学(博雅)专业学位。在今天这个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大环境下，该校“招生简章”上的一段话令人耳目一新：“博雅学院推崇的人生价值不是金钱，而是智慧与修养。博雅学院学生的人生榜样不是亿万富翁，而是学富五车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面对博雅学院这一新生事物，赞赏和质疑之声蜂起。尽管这场试验直指中国高校教育的最深层矛盾，其成效和趋势尚未明确，但是可以肯定，大学通识教育正在进行一次具有示范性作用的实践。通过这种尝试，境内比较单一的大学教育模式渴望获得新的突破，在大学特色发展道路上更进一步。

获准自主招生的高等院校2009年对招生考试制度作了不同的调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批知名大学加入大学平台招生的队伍，按院系大类招生或学科大类招生，积极推动个性化培养方式。北京大学招生试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被各大媒体所报道，对其成效褒贬不一。这些高校的自主改革与行政主导的改革不同，彰显着高校自主性的觉醒和成长，因而值得钦佩。

2009年7月5日至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召开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与会者通过了题为《高等教育与研究在促进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新动力》的大会公报。公报阐述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时，指出“自治是实现高等教育机构在质量、适切性、效能、透明度和社会责任诸方面使命的一项必要条件”。“通过在机构自治、学术自由中所发挥的核心职能（研究、教学与服务社会），高等教育机构应加强对跨学科问题的关注，提升批判性思维和积极的公民关系。这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全面发展和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人权的实现。”

显然，中国高等教育在2009年出现的积极信号，还远不足以对“钱学森之问”作出圆满的答复，过于单一、僵化、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仍然需要实质性的突破。“钱学森之问”需要以深化改革作答，大学改革要“突出重围”，必须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去除教育行政化弊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本文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