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

摘要：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原因，港剧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既有现代文化的一面，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而最重要的在于，在港剧中现代和传统互相融合和互补，一方面它颠覆了传统的压力，用现代主义的原则重新规定了世界的价值和制度，给了大众一个真善美的终极期待；另一方面，它回避现代文化中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顽疾，用传统文化中仁爱、血缘的纽带解决了现代性的矛盾和压力，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崇尚知识、平等、自由、博爱的真善美的世界。这种融合与互补是港剧最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点也正是港剧、港产影片、流行音乐乃至整个香港文化吸引观众之所在。

关键词：港剧文化融合互补

从１９６７年香港电视有限公司制作播出了香港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太平山下》开始，香港便成为中文电视剧的重要产地之一。几十年来，港剧发展蓬勃，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倾倒无数观众，被誉为“文化传播基地”。香港的电视和电影节目出口量占全球第二位。１９９０年，仅香港无线台，就销售出一千多小时的节目（主要是剧集）至全球２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港剧还获得包括１９７９年度、１９８３年度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金奖，１９９７年度、１９９９年度、２０００年度亚太电视大奖，２００１年英国广播协会设计大赛银奖等在内的多次国际大奖。①

由于中西文化交融下的香港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港剧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即现代性和传统性的融合互补。这种融合和互补体现在：一方面以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弥补现代文化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以传统血缘亲情的纽带改善现代文化中工具理性带来的个体异质化；另一方面，以平等自由理性的现代观念缓解传统文化中伦理等级的压力，以真善美的终极目标赋予人生意义从而摆脱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缺乏终极目标的困境。

以“仁”的思想来弥补现代文化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

所谓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②。现代性的本质是反对神权和愚昧，崇尚自由、平等、理性和进步。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现代性本身的矛盾渐渐表露出来。首先是现代文化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爱尔维修的功利主义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不是传统抽象的善或恶，而是尽可能多地享受快乐逃避痛苦。“立法的全部艺术在于，根据人的爱己之心促使他们经常对人公正……人虽关心自己而忽视他人……乃视共同利益如何而定”③。功利主义早期是对一种人类本性自由的呼唤，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功利主义转而成为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主体为生存和发展，不断向外攫取，为达目的，主体注重的是‘手段和‘工具，而本身的‘善和‘正义等终极问题不在考虑中”④。在这样的社会压制下，人性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个体成为不择手段的功利攫取者。

港剧在反映现代社会实际生活的同时极力回避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压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思想来弥补现代社会中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扭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原则和儒学的核心原则，尽管“仁”包含着多重含义，但究其根本，其基本规定为“爱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诸多观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无不体现出对“人”的重视是“仁”的中心。换言之，工具和手段作为自然存在而只具有外在的价值，而只有人才有“仁”的内在价值。港剧以“仁”的价值观塑造出一批现代社会中的君子形象，用传统思想的仁义理智来解决功利主义带来的个体利益至上的缺陷。港剧中的小人物们在关键时刻总有舍生取义、舍己为人的作为。这些人物在平时信奉的都是利益均衡的功利主义原则，但是一旦到了生死关头，则立刻显现出性格中“仁”的一面：或是面对亲友的危难挺身而出，勇猛得和平时判若两人（如《陀枪师姐》中的小警察）；或是面对民族大义抛弃自身利益乃至生命（如《上海滩》中的许文强）。这些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侠义精神和英雄气概，融合于现代理性下的“人性”之中。港剧正是用传统中“仁”的思想重树起一些值得敬畏和固守的价值观念，弥补了功利主义对人性的忽略和压制。

以血缘亲情的纽带改善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带来的个体异质化

在现代文化中，理性求真精神的原意是打破神权的统治。然而当理性逐渐异化成为一种工具理性，个体不得不按照社会体制规范行事时，“社会的合理性也已变成了非理性，启蒙运动所高扬的自由和进步的理想沦为完全控制和退化的困境”⑤。这种个体的孤立和人的异质化是现代文化所固有的顽疾，其起因可以追溯到作为西方现代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社会在进入奴隶制文明社会之后，彻底清除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制度、风习和思想，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氏族血缘纽带，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基于个人的财产、利益以及由政治、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中，直接与政治、法律相联的“公正”观念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则只具有从属于“公正”的次要意义。西方从政治、法律层面去看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表现为各个独立个体的利益通过政治、法律而得到被认为是“公正”的满足。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所说，现代性是一个不断理性化、规范化和控制人的过程。机器文明的社会中，规范化的社会分工导致每一个个体都成为整个社会机器中的片段和零件。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观念和血缘亲情的崇尚恰恰能够消解这种由工具理性所带来的个体的异质化。“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不是以奴隶制的国家取代由氏族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宗法社会，而是形成由家族走向国家的‘家国一体的格局”⑥，这样由氏族社会延续下来的血缘关系持续千年并成为联系着人们的重要纽带。在这种文化传统中，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并且成为政治和法律不能违反的根基。香港是深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现代社会，人的异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同样是香港社会不能回避的问题。港剧用中国传统的家族血缘感情消除现代社会中人的异质化，把散沙状的个人通过血缘的纽带结合起来。从早期的《流氓大亨》、《义不容情》到后来的《大时代》、《流金岁月》、《创世纪》，港剧中家族题材的故事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在其他题材的港剧中，血缘亲情也往往作为重要的情节出现。在绝大多数港剧中，主人公无论职业、年龄和性别怎样，总不是孤立出现的。他（她）的故事中一定有家庭的背景，他（她）的生活中一定有家庭的存在，他（她）一定有朋友、亲人、爱人的陪伴和帮助。不仅如此，主人公个人奋斗的动因甚至不是积累财富或者促使社会进步，而只是为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正是运用血缘亲情的纽带，港剧才轻而易举地回避了现代社会的顽疾。

以平等自由的现代观念来缓解传统文化中伦理等级构成的个体压力

伦理，就是对个人在社会中位置的一种定位。正所谓“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用一套“三纲五常”定义每一种身份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使一个民族和一个群体有明确的等级和较强的凝聚力。传统伦理思想为社会成员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自我塑造标准，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个体的身份、地位、应当做的和不能做的都清楚明白，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已确定的位置遵循“礼”的规定去思考行动。正是这种明确的定位使得个体生存于强大的专制压力之下，而这种专制压力恰恰是现代人所无法忍受的。

在港剧中我们看到基于伦理的忠孝节义，却没有看到这种针对个性和自由的专制压力。港剧并没有高明到提出一套传统思想现代性转型的理论，它只是自然而然地用现代文化的信条回避了这种压力。“现代性……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⑦，现代文化宣扬平等、自由、理性，摆脱权威与等级的束缚。“通过理性批判，从传统的独断中摆脱出来，获得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⑧。港剧中所使用的正是现代文化中平等、自由、理性的信条。在《司机大佬》中，宣扬家庭间的爱，但家长却不是一定要领导全家乃至压制家庭成员选择自由，相反，在出现家庭成员和家长——子女和长辈、弟妹和兄长等意见相左时，通常的做法是在作为子女的一方的努力之下，曾经持反对意见的家长终于理解了自己的子女，认可其个人的选择。在《金枝玉孽》中，着力表现爱情的伟大和忠贞，但是反对对于女性贞节的强烈要求，转而推崇自由自主的情感追求和女性对于自身命运的把握选择。在《Ｏ记实录》中，表现普通人对于职业和岗位的恪尽职守，但是同时又明确地表现出上司并不见得比下属高明，甚至上司昏庸而下属神勇无畏，强调小人物的不懈奋斗。在《一号皇庭》中，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但是这种友谊并不包含毫无选择的自我牺牲，而是基于一种公平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互利互助，友谊不是对个人生活的阻碍或者牺牲，而是在每个个体自由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基础上有原则地互相接受和信赖。

港剧用现代文化中最易为人接受的力量对抗着传统观念中令现代人不满的部分。在港剧中，自由与平等、反家长制、反权威、反特权、推崇个人奋斗、知识改变命运等，这些现代性的种种信条颠覆了伦理等级产生的个体压力，自由和理性取代了重群抑己的传统制度，以基于理性协商的社会契约来规范社会行为的现代文化模式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崇尚。

以真善美的终极目标赋予人生意义

传统的儒家思想只有伦理道德的实用理性，而缺乏本体论的哲学思考。儒家宣扬积极的人生态度，肯定人的努力和奋斗，但是人的奋斗最终会带来什么，人为什么有这样那样的命运遭际，生活的真谛意义又在哪里，儒家思想并没有从哲学本体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尽管这种思考可以从“佛”与“道”的宗教哲学中找出答案，但“佛”与“道”将人生终极目标归于因果与虚无，而这对于科学思想深入人心的现代人来说，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科学的发展已经确切地告诉我们没有鬼神没有宿命，那么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对于终极意义的思考实际上影响到一部作品的最终结局与主题意义，传统文化的危机恰恰在于终极意义的模糊和迷惘。港剧用一种浅显易懂的现代文化信条解决了终极意义的问题，给予观众一个光明的回答，那就是现代文化所坚信的终极目标——真、善、美。现代文化告诉我们，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理的和进步的；人类应该不断发现新的科学知识来合理地改造世界，让它更加美好。很多人批评港剧中结局的老套和重复：司法题材剧中正义一定战胜邪恶（如《刑事侦缉档案》），家庭伦理剧中人性归于善良，结局多为幸福大团圆（如《誓不低头》）。殊不知港剧正是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相信：个人奋斗、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历史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指向个体与群体的永恒幸福。港剧用现代性的进步理念描绘出美好的未来理想，给所有的故事光明的结局。

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原因，港剧中呈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既有现代文化的一面，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而最重要的在于，港剧中现代和传统互相融合和互补，一方面它颠覆了传统的压力，用现代主义的原则重新规定了世界的价值和制度，给了大众一个真善美的终极期待；另一方面，它回避现代文化中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顽疾，用传统文化中仁爱、血缘的纽带解决了现代性的矛盾和压力，最终形成的是一个崇尚知识、平等、自由、博爱的真善美的世界。这种融合与互补是港剧最独特的文化特征，这一点也正是港剧、港产影片、流行音乐乃至整个香港文化对观众的吸引之所在。

注 释：

①香港电视有限公司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ｖｂ．ｃｏｍ

②③④⑤⑦⑧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⑥张岱年：《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５９页。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博士）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