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中元

浙江作者苏康宝先生的中篇小说《请带我去德令哈》,是我近年来读到的旨在发人深省的入世故事,也是少见的现实主义笔记体小说佳作。之所以这般说法,是因为在作者讲述的故事结束的时候,使我不能像往常一样随意地掩卷了事,而是陷入了苦涩的品味和沉重的冥想之中。唯一能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又读到了一部考量人性善恶的好作品。

《清带我去德令哈》,把两代人的恩怨编结在一条复仇的不归路上,走出了一个让读者莫衷一是的、吐不得也咽不得的鲠喉结果。这篇小说带给读者的,不是结网猎奇或舞弄暴力的快感,而是咀嚼人性善恶的悲怆的美感。

《请带我去德令哈》这篇小说,以一个轻松的标题暗含着危险的杀机,以一个复仇的题材提出心灵救赎的时代需求,以一条寻仇之路展开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德令哈八大队为场景诉说过去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复仇行动的未果为大逆转的结局,以不显山不显水渐次推进的叙述手法,讲述了“八大队”对主人公李白的心灵救赎过程。小说结构的高妙处,在于无论“八大队”采取何种软硬兼施的办法,作者最终也没有让“八大队”完成这个救赎的艰难任务,而是毫不犹豫地把救赎的“难题”扔给了读者,让读者去体验那时候德令哈农场“八大队”的生活,再从那种生活的真实出发,寻找德令哈式(抑或是中国式)的心灵救赎途径,从而经历自己的心灵救赎过程。我想,或许这就是这篇小说立意的高度。

小说里的主人公李白,少年时生活在“阶级斗争”时代的德令哈农场八大队,在过着艰难生活的同时,亲眼目睹了父辈因“劳改”而遭受的种种屈辱,然而。上辈人都熬过来了。但是,虽然处在那个不敢怒不敢言的特殊环境下,并不能“净化”掉心灵中的屈辱感。尽管李白的年纪幼小,但他幼小的心灵并不纯洁,因为沉淀了许多的辛酸。随着年龄的增长,沉淀在李白心灵深处的辛酸发酵成为对往事的痛恨,甚至是报复的欲望,这对常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导致李白将对往事的痛恨燃烧成复仇的欲火的动因,是李白的父亲因伤致病而死。于是,从这个节点出发,作者同时铺设了两条互相对立的故事线索。一条是点燃李白的复仇烈火,让他不顾父亲的叮嘱,放弃婚姻,抛弃事业,瞒着母亲,揣着大把的钞票,决然走上了一条复仇的不归路。另一条是由母亲和八大队居民组成的阻止李白复仇的防线。

小说在讲述这样一个极具对抗性的故事时,并没有采取揪住人心的悬念前置法。而是以漫不经心的口气,织衣结网般地渐次推进情节,同时又如剥笋抽丝般地摆出因果关系,让每个看似不太经意的情节都成为了结局的伏笔,回头想来,竟无一处是闲笔虚写。可见,作者的文心是何等的深沉稳健。所以,这篇小说在当下比比皆是的文心躁动的小说作品中,犹如青莲出水,卓然显露出了华文小说特有的典雅气质。

这篇小说的审美指向是考量人性之美——原谅,原谅过去的一切非人性的人和事。

《三字经》的开篇第一句就说: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人性之初理所当然地就是善的吗?上古时代,当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把投枪插进野牲的心脏里的时候;部族社会时代,当为了本族的利益而掠杀他族的时候;当文明时代为一己私利酿成暗杀和复仇的时候,人性是本善的吗?人性有恶的一面,否则,善与何物对应呢?重要的是,社会道德的准则是人心向善,人性的文化精神是抑恶扬善,性本善实则是人性以善为本。明白这一常识,并不意味着实际问题的完满解决,人性恶的一面并不可能被“性本善”干净利落地消解,人性恶的病毒偶一引发,就会激活仇恨的毒瘤。因此,小说中的王大贵就用大头皮鞋踢折了李白父亲的肋骨。李白在长大成人有了钱以后,也引发了自己人性恶的一面,尽管他有着“父仇子报”的充足理由,但在“八大队”那种“我们都已经忘记了”的大善面前。复仇的“大义”却成了失道寡助的非善行为。

从小说中。从“八大队”如今的群体心理中。我们看到了珍贵的人性大美。“八大队”经过漫长的岁月磨洗,不但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还竭力要救赎被家仇扭曲了性本善的复仇者。他们救赎的方式是:原谅过去,忘记过去。这种救赎的方式绝非懦夫的无能,而是时代的无奈,更是受过苦难煎熬的“罪人”们的人性升华。从这一点上说,《清带我去德令哈》的本意是抱着对往事宽容的态度,是对如今的“八大队”发自内心的一曲赞歌。

顺便想说的是,在那个年月里,青海这个地方不知有多少个“八大队”,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李四眼”和“王大贵”,如今也不知道有多少个“王小满”,还有多少个“李白”想着“请带我去德令哈”。我不知道德令哈农场真有个八大队也无,但我知道德令哈农场和它的几个大队是历史的真实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八大队”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活和波折,近况如何,他们是如何看待过去和现在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反思”的阶段,在身边这个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是否该扪心进入一个“反省”的阶段,以求完成各自的心灵救赎?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为,“有时历史会重演”。

但愿读过这篇小说的人们都想说:请带我去德令哈那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