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慧颖 杨 君 赵云峰

2009年中国钱币学研究成果丰硕,既有具体而微的实物研究,也有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综合性研究方面,对铸钱业中翻砂工艺在技术史上所具重大意义的探讨和对历代钱币作伪及鉴定的系统梳理,与过去的研究成果相较有所发展。古代货币研究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焦点问题,其中对于中国货币对周边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影响以及白银在宋代以来的经济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值得关注。有关近现代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机制币和纸币研究并重;对货币生产的设备及其机构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有关钱庄、银行等金融机构与社会和政府的互动,对经济的影响,及其自身的发展历程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

一、综合性研究

周卫荣指出,在中国青铜时代之后,铸钱是规模最大、最具体系的铸造行业,也是实践量最大的铸造活动;中国古代铸钱活动推动了中国传统铸造技术向前发展,充分发挥了石范和铜范的技术潜能,孕育发明了叠铸和翻砂工艺。①作者指出翻砂工艺是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是铸钱业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并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及标准化程度而发明的新技术;中国古代翻砂铸钱至迟可追溯到北朝时期,其后翻砂工艺经中亚传至欧洲,被用于机器制造,没有翻砂工艺就没有近代机器制造,也就没有近代工业革命,翻砂工艺对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②中国古代钱币的钱文与书法艺术关系密切,戴志强指出钱文书法的变化,是中国书法艺术演变和发展的缩影;由于铸钱先后采用范铸和翻砂工艺,使得钱范和母钱的雕刻都和篆刻技术关系密切,甚至在钱币制造过程中直接使用印戳。钱文的书法艺术就是通过篆刻技术再生于古钱之上,书法篆刻艺术是中国古钱文化的精华。③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钱币造伪由来已久,但钱币学界对这一现象缺乏历史和系统的研究,杨君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和钱币实物,对改刻和挖补的两大类改作伪钱进行了研究,对每一类的作伪手法及其历史上钱币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④除了改作伪钱,翻铸伪钱也是一种重要的钱币作伪手段,并且伪钱中以翻铸赝品数量最多,因此杨君对这一作伪现象的历史沿革也进行了考察,同时指出中国近代一些知名钱币收藏家也偶尔从事翻铸古钱赝品的活动。⑤在钱币伪造发展的同时,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钱币鉴定辨伪得到了发展,使得钱币学跃升到一个新高度,杨君对古近代学者在钱币鉴定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剖析和提炼,强调从普通钱入手,掌握每个时代钱币的特征,提出多方面多角度鉴定的理念,要从铜质、铸造工艺、形制与文字、锈蚀包浆等角度鉴定钱币。⑥

二、古代货币研究

喜泉等根据河北唐山发现的一批尖首刀,并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燕国尖首刀由晚向早逆推的演变顺序为:“明”刀→类明刀→早期类明刀→早期类明刀之前刀。⑦杨槐利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四川青川县出土的七枚秦国半两,发现其直径离散度甚小,仅为5.5%,而重量的离散度却很大,达到了43.2%,指出当时半两钱的直径以 31.1m m为主,也有直径为 27m m左右的钱币夹杂其中,当时半两钱的减重已经相当严重。⑧对于蚁鼻钱铜范表面的浇铸隔离层,学术界对其成分有不同看法,金爽等对这种隔离层进行了模拟制备和成分分析,从模拟实验的铜范炭化隔离层上可以提出脂类物质,相关分析结果与实际所用油脂一致。采用脂类分析方法,样品用量少,对原文物没有损伤,适用于古代样品分析,对于鉴定古代铜范隔离层和其他含脂类物质的考古遗存有重要意义。⑨廉海萍等认为平板范竖式浇铸工艺不仅在西汉早期一直在使用,到东汉时期仍然被用于铸钱。并通过模拟实验对汉代的平板陶范竖式浇铸工艺进行了研究,指出金属制范模的制作,提高了陶范制作的效率,同时也保证了钱币在型腔尺寸和文字上的一致性。⑩宋捷结合存世的博局纹花钱,对中国古代六博游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指出博局纹花钱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并在两汉之交盛行,东汉以降博局纹几乎再没有在钱币上出现过。[11]杜维善对太平百钱与道教的关系作了考辨,列举了太平百钱的版别,并对其分期进行了探讨,认为前期太平百钱背水波纹者都是五斗米道中的 “符钱”,中后期太平百钱都是流通货币。[12]邵磊对韩国百济武宁王陵随葬的萧梁铁五铢钱进行了考察,指出该串铁钱是用作武宁王买地券中所提及的钱文入葬。根据对该铁钱的形制研究作者认为其应该是官铸铁钱,其来源很有可能是萧梁对百济的赏赐或馈赠,并对武宁王陵随葬铁钱的制度因素与文化传统进行了分析。[13]

韩建武等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古代金银货币进行了整理和介绍,重在公布一些未曾发表的钱币实物,其中大量的唐代金银铤和明代万历十三年 “宛大二县铺户”金铤很有价值。[14]王文成探讨了宋代 “以银计价”的现象,北宋时期白银虽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互换,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仍属少见。南宋时期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大量增加,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经历了 100多年的孕育、积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15]有关北宋铸币量的问题,钟兴龙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对北宋各时期的铸币额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6]王宁结合实物和文献资料指出,宋代钱监也铸造铜镜,时间跨越两宋,地域南北都有;由于铸镜利润巨大,宋代一些钱监利用其掌管的特殊资源铸镜取利,且钱监当地的铸镜业也随着钱监的兴毁而繁衰。[17]金德平介绍了中国钱币博物馆馆藏的一枚 “扬州元宝”银锭,并结合对背铭阴文大字 “元宝”的元代银锭的研究,指出扬州元宝的制作地是扬州,制作者是江淮等处行中书省;目前有把握的扬州元宝制作时间是至元十四年;从扬州元宝戳印铭文可看到其制作时有销银官主持,监销铸官监督,银匠操作,入库有库官主管,验秤银库子复秤。[18]刘森对元朝中统钞的发行、钞法、发行管理机构等进行了考察,指出中统钞法是元代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纸币管理发行制度,也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发行使用纸币的币制 。[19]

李小萍认为明代货币政策从禁银到用银转变的契机是田赋折银,作者考察了田赋折银的演变过程,指出金花银与金花银锭是田赋折银的最初形式,其后又派生出轻赍银、禄米折银、田赋加派折银,白银在田赋收入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实现,最初就是凭借田赋折纳白银来完成的。[20]该作者还结合1984年四川新都县出土的明代皂隶银锭实物和历史文献,对皂隶银制度进行了考证,指出皂隶银是一种徭役折银,即以银代役,是明朝中期徭役制度由力役向货币代税转变的组成部分。[21]林南中对明清时期闽南地区出现的伪造西班牙等外国银币的现象进行了探索,指出当时主要仿冒的外国银币品种是 “双柱洋”和 “鹰洋”,伪造类型主要有银皮夹铅芯、铅质、黄铜质、铜镀银等几种。[22]强文学等人考察了乾隆时期广西宝桂局的铸钱利润,指出宝桂局的铸息率长期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上下,其铸息的取得实际上是清政府对铜矿垄断经营的结果,即是铜矿垄断利润向铸钱利润的转移。[23]叶尔羌钱局是清政府在新疆最早设立钱局,王永生考察了该局的历史沿革,指出了该局在收缴及销毁准格尔普尔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分析了该局铸行红钱的原因及红钱制度在南疆确立所产生的利弊,并考察了红钱自身的减重情况,及与白银、制钱的比值变动情况。[24]贾雁民等指出,乾隆二十五年以后由于江苏藩司的上下江分治,导致了其属下官银匠和所铸造银锭系统的 “划江而治”,从而产生了清代中晚期江苏官银匠的上江、下江两大独立的系统。[25]戴建兵对清代徐鼒所著 《度支辑略》卷九 “钱法”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认为 “钱法”有可能是参照各铸局在某一个时段内的情况总括写成的,而非某个具体时间,大体推测出“钱法”内容是在嘉庆中期 (九年后)至道光早期 (八年前),就宝南局的情况而言,其内容为嘉庆十一年至十五年间的铸钱事宜。[26]吴翰儒指出,在清代铸钱局专门铸造的所谓 “宫钱”之外,有更正宗的 “宫钱”,即由内务府造办处制造的皇室上梁钱,金册、谱牒和档案的包袱钱,赏赐钱等;并对维修清代建筑时发现的宫钱和故宫收藏的包袱钱等,进行梳理,对其制作工艺、年代分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27]

三、近现代货币研究

张或定等介绍并考证了一件据闻出自原武昌造币厂的无纪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银币正面钢模,作者认为安徽银元局有可能将其银币钢模送交湖北银元局代为制造银币。[28]韩园等考察了湖北银元局、银币局到造币厂的发展历史,对其存世稀少的纸币进行了研究,指出湖北银元局于光绪二十二年开始发行纸币,仅发行面额为一元的银元票,而湖北钱币博物馆馆藏的光绪二十五年湖北银元局银元壹大元票上盖有 “官钱局银元票图记”落地章,说明二十五年时湖北官钱局已经存在,此银元票实际上是由湖北官钱局具体负责发行的。[29]徐迎新等对清末民国时期安庆造币厂的设立和铸造银币、铜元的历史进行了考察,指出安庆造币厂也参与了铜元的滥铸和倾销,甚至伪造低成色袁像银币等;作者又结合史料和实物出土,考证了安庆造币厂的厂址、厂名及其演变。[30]冯毅对美国人史威尼编纂的《伯明翰造币厂史》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以此书记载的一组 “陕西龙”镍样币为例进行了真假的辨析;进而指出了许多谱录记载的机制样币真伪存有疑问,这类钱币往往存有 “齿边缺陷”,根本的区别在于私造币缺少倒角滚边这道工序,故而形成与正规造币厂不同的齿形。[31]姚朔民对台南官银票进行了研究,认为刘永福发行此票的原意是向当地富户筹饷,而不是作为钞票使用,该票上的 “平”字样是指漕平七三的标准,即一元银圆折纹银漕平七钱三分。[32]王允庭对上海市银行博物馆藏的一枚山东烟台顺泰号汇兑钱庄银元票进行了考证,指出这是一枚目前仅见的以汇兑钱庄命名的钱庄票,其最为珍贵之处在于票背印刷有该庄在十五个城市的汇兑庄号,其中包括日本和朝鲜的一些城市,证实了清末烟台与朝鲜、日本在贸易中已可通过钱庄汇兑来进行结算。[33]王允庭还对孙中山为筹集反清经费发行的 “中华民国金币券”进行了研究,指出其性质是民间组织发行的无期限贴水债券,并对目前所见的金币券的形制、内容、版式、冠字编号、水印和印造地点等进行了分别探讨。[34]江上龙通过对“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五圆和拾圆票的介绍和追踪查访,找到了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负责庶务工作的梁龙的信函,其中有 “本部同人本拟发军用义饷凭单,派人发行,后以上海克复后已发行公债票,是以中止”等语,从而揭开了义饷凭单的神秘面纱。[35]徐渊考证了一张有确切填发年月的美洲洪门票布,指出该票布和洪顺堂票布一样,延续了国内天地会 (洪门)的历史传统,具有海外洪门的鲜明特色,应是孙中山先生改造美洲洪门、筹集革命经费的实物见证。[36]贾雁民等人介绍了清末民初陕西厘金局的历史概况,对陕西省厘金局的税率、征收库平银、征收种类、收入和支出等情况作了总结,并对存世陕西厘金银锭实物的种类进行了概说。[37]

喻战勇从民间所见钱币实物出发,介绍了民国陕西 2分铜元的情况,对主要的版式类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陕西 2分铜元由最初的委托外省代铸的标准版式,发展到了本地军阀自铸和土匪的仿铸,形成了质量的差异和版式的繁杂。[38]余榴梁结合收藏实践,并向曾在钱庄工作过的黄国栋先生请教,剖析了钱庄票的一些特点,对典钱票、注销票、空白票与使用票、暗记图章,以及钱庄票的支票功能等,做了还原性的揭示。[39]缪汝平对 1935至 1936年之交短暂发行的中国银行民国七年版 “滨改沪券”,揭示了其改印、发行和收回的原委,并对有关券别特征进行了描述。[40]周祥考察了民国三十五年台湾银行发行的第一套台币,对三十五年台币的版式、印制、发行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41]吴旦敏对中南银行纸币中的加盖英文暗记票进行了整理分类,并结合中南银行档案进行了考证,作者指出 “Y”、“K”、“S”、“C”四个英文字母正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英文首字母的缩写;而 “S Y”、“S K”、 “S S”、 “S C” 和 “H Y”、 “H K”、“H S”、“H C”分别是四家银行向上海和汉口准备库领用纸币时加盖的暗记。[42]陈晓荣对民国时期的商会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指出商会票具有辅币职能、准法币 (基础货币)职能和商业流通 (存款货币)职能,体现了商会与政府、地方驻军、各商号之间的关系,商会票的存在对于服务社会经济和救济市面有积极意义,但在政局动荡的大环境下,其作用只能是辅助和有限的。[43]

马陵合认为清末币制借款最初是作为清政府联美政策的产物出现的,清政府试图以此作为在东北实行均势外交的工具。但是随着四国银行团的成立,清政府对借款失去了自主权。币制借款应当说是清末外交的一大败笔,清政府由此进一步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44]叶世昌指出,中国近代银行迟迟没有设立的原因,在于传统金融行业的强势和清政府的消极态度;叶氏对清朝末年设立于上海的 17家本国银行进行了梳理,并就其成败、发行纸币和一元起存的存款制度等进行了专门探究。[45]清末成立的信义银行是中国第一批倒闭的华商银行之一,它的倒闭留下了许多需要妥善处理的难题,困扰着当时的地方官和当事人,过去金融史家对信义银行的了解甚少。叶世昌利用 《申报》等资料,对信义银行的设立、倒闭过程和结案处理作了系统论述,认为创办人尹克昌在经营时的盲目发展和夸大宣传,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46]尚碧仁翻译了有关清末伯明翰造币厂出口到中国各省的造币设备的文章,该文有助于了解清末各省的造币情况。[47]

陆军介绍了一批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山西平遥日升昌银号 (后改称钱庄)的史料,反映了民国时期这一著名商号的部分发展状况。[48]潘连贵对中国近代一家官商合办的股份制银行 “农商银行”进行了历史考察,回顾了农商银行创立、发展和衰变的历程,并对其发行纸币的始末和券别进行了叙述和考证。[49]王炜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的有关档案等资料,对大中银行的历史沿革作了考述,并且对其发行纸币的券种、版别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列表。[50]刘克祥指出,近代农村钱庄资本相对薄弱,经营规模较为狭小,经营管理亦不如城市钱庄规范、专业,大部分兼营或主营商贸业务,且投机、欺诈盛行,相当部分地区的钱庄带有浓厚的高利贷色彩。农村钱庄在近代农村金融业的发展过程中是重要的一环;在调剂、融通农村资金,促进乡村农业、手工业发展和商业流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51]李勇军等以汉口钱业工会入手,探讨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政府加强了对汉口钱业公会的监督和管理,钱业公会在稳定市场交易秩序、统一货币、救济金融风潮等诸多方面,与地方政府形成了有效的互动,共同促进了汉口金融业的发展。但由于各自利害关系不同,二者在金融债券、金融政策及税收等方面又难免发生冲突。[52]傅为群对民国时期上海金市的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对交易的各类金货种类作了介绍和分类,并以祥和金号的沉浮为个案补充诠释。[53]严绍林根据上海中央造币厂 1935年刊印的 《工作经过报告书》,整理出了 “船洋”银元的铸造设备和生产工艺流程。[54]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仍然制定了一系列的货币金融政策,力图改革清末以来混乱的币制金融体系,崔晓峰认为这一措施的实行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5]卓志宏分析了在 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英、日、美三国错综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虽然三国在法币改革之前、法币改革中和法币改革后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态度,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在法币改革中掌握对中国金融的领导权,从而实现本国利益在中国的最大化。[56]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发行大量伪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维持其有效的统治,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发展经济,及时处理了伪币问题。马学磊等人认为其措施存在种种不当之处,结果造成伪币处理上的失败。[57]

唐启炎认为大江币通过发放农业生产贷款、工商业贷款、收购农产品、军政费用支出,缓解了财政压力、净化了货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人民稳定的生活。[58]该作者还考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与伪币、假币之间的斗争,根据地为限制、禁止日伪币的流入,通过政策引导、规范、物资管理、货币斗争等措施,巩固了皖江根据地的经济安全。[59]王志萍考察了上党银号及其发行上党票的历史,指出上党银号作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为我党的经济工作和金融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上党票在打破日寇经济封锁,保障我军后勤供给,支持根据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60]岑凯杰对 1945年浙东北红色政权印制的镇海县政府临时流通兑换券进行了专题研究,内容涉及兑换券的发行背景、印制时间和地点、券别说明,以及收兑情况等。[61]

四、外域货币研究

林钧永谈到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便制造了铜镍合金币,研究者大都认为该王国制造铜镍合金的镍原料来自中国的云南;林氏对中国云南的镍远输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可能的路线进行了推测。[62]林英对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中出土的两枚拜占庭金币进行了研究,结合南北朝史料中有关 “金钱”的记载和柔然汗国财产观念的演变,认为出现在 《北齐书》和 《草名诗》中的 “金钱”,最有可能指拜占庭金币。[63]杨崇哲对 18世纪流通于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协定塔勒银币进行了研究,认为它的流通为德意志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作出了不小贡献,并且其币制奠定了奥地利此后 100余年的货币基础,并且规范了南部和西南部德意志货币体系。[64]鲁国才对1021年至今俄罗斯硬币上造币厂印记的演变做了研究。[65]

五、出土与发现

林文君披露了新近出土于西安窝头寨西汉铸钱遗址附近的五铢陶范,分面范和背范,都是模印阴文范;以前西汉五铢陶范多见用来铸造铜范的阳文陶范,这种阴文西汉五铢陶范尚属首次公布;这是用来直接铸钱的陶范,它的出土,说明了西汉五铢的铸造有多种形式和方法同时存在,为研究五铢钱铸造工艺提供了新的资料。[66]胡强介绍了2008年于河北永年县广府城东出土的一批王莽 “大布黄千”残陶范,认为这组钱范应当是官铸钱范,它们的出土,是曲 (直)梁县治就在广府城东附近的直接物证。由于永年具有悠久的冶铸历史和成熟的冶铸技术,王莽时广平郡 (富昌)才在此开炉铸钱。[67]张鸿亮等介绍了 2007年于河南洛阳三十里铺西晋纪念墓出土的大泉五十、五铢、大泉当千等七种,其中大泉五百、栔刀五百是首次在洛阳西晋墓中发现,这些钱币的出土为全面了解西晋时洛阳地区钱币流通使用情况,尤其是统一后三国钱币的广泛流通提供了新的材料。[68]党志豪对 2006年出土于河南卫辉市乞扶令和夫妇合葬墓的小五铢进行了探讨,这是一种以前未见披露的新种五铢钱,作者推测其为南北朝时期的私铸币。结合墓志记载乞扶令和夫妇都死在隋朝,最晚的下葬时间在唐朝贞观年间的情况来看,这种类型小五铢的出现显得突兀,其性质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69]刘健平介绍了 2009年 4月在湖州仪凤桥发现的近千枚铁质开元通宝,里面还杂有数枚乾元重宝,认为这批铁钱是吴越国铸的以开元通宝为主的铁质钱币。这是仪凤桥地区在 1987年出土几千枚开元通宝铅钱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70]文汉宇介绍并考证了云南出土的一枚广东 “运同”银锭, “运同”即指清朝在广东潮州设立的盐运分司,也简称 “盐运同”或“潮运同”,此银锭是潮桥盐运分司解缴入库的盐税银;作者指出在乾隆及嘉庆初年,官缴盐纹锭是 “潮运同”戳,嘉庆中期以后改为 “运同”戳。[71]张或定等就新发现的两枚常州 “万盛”商号手写钱票进行了解读,考证出所印 “辛酉”年为咸丰十一年,常州当时正处在太平天国政权管理之下,该票对研究太平天国民间货币具有价值。[72]

刘志良等介绍了 2008年于山西长治发现的第一套人民币 1949年版 “贰拾圆”整版试机钞票,并以此为契机,对冀南银行总行所在地黎城小寨村及其周边的西村后山印钞厂旧址和茅岭底的中国人民银行二局三厂旧址进行了实地调查。[73]

本年度的学术活动也开展较多,其中“中国钱币学会 2009年全国货币反假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荆州市召开,会议就古今中外反假货币的法律法规与打击措施、古代货币防伪反假技术的沿革、国内外假钞案发趋势、当前我国假币假钞犯罪的特点与对策、基层与农村地区反假货币工作举措、货币防伪反假技术的新进展以及贵金属币和纪念币如何反假等方面问题展开了研讨。“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 2009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召开,相关钱币专题的研讨中,2008年考古发掘的山西汾阳东龙观村 5号金代墓室中一幅壁画引起了参会者的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该幅壁画反映的是金代钱钞兑换的金融活动。此外,上海召开的“国际金融中心与上海货币”学术研讨会,集中了一批关于近现代货币与银行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了 2009年的中国钱币学研究。

本年度公开出版钱币学、货币史领域的书籍二十余种,涉及古钱、银锭、铜元和纸币等各类钱币,主要有:《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74]、《中国历代货币大系 ◦元明货币》[75]、《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铜元卷》[76]、《川康银锭 》[77]、 《纸币图解 ◦景物篇 》[78]、 《五铢图考》[79]、 《货币贵族——中国现代金银纪念币 》[80]、 《辽金钱币 》[81]、 《江西地方银行纸币 》[82]、《铜元收藏与投资 》[83]、 《交通银行历史货币总览》[84]、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套人民币版别图录 》[85]、 《大明泉谱 》[86]、 《钞票上的名人 》[87]等 。

注释:

①周卫荣:《中国古代铸钱工艺及其对传统铸造业发展的贡献》,《深圳金融◦深圳钱币增刊》,2009年。

②周卫荣:《翻砂工艺——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 《中国钱币》,2009年第 3期。

③戴志强:《书法篆刻艺术——中国古钱文化的精华》,《中国钱币》,2009年第 2期。

④杨君:《中国古近代改作伪钱现象考察》,《中国钱币》,2009年第 1期。

⑤杨君:《中国古近代翻铸伪钱现象考察》,《中国钱币》,2009年第 2期。

⑥杨君:《中国古代和近代钱币鉴定的理论与方法考略》, 《中国钱币》,2009年第 3期。

⑦喜泉,仁久,冬梅:《记河北唐山发现的刀币》,《中国钱币》,2009年第 2期。

⑧杨槐:《从统计学观点重新认识 “青川七钱”》,《西部金融◦钱币研究增刊》,2009年。

⑨金爽等:《蚁鼻钱铜范浇铸隔离层的模拟制备与分析》, 《中国钱币》,2009年第 2期。

⑩廉海萍等:《汉代平板陶范竖式浇铸法铸钱工艺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年 8月。

[11]宋捷:《汉博局纹花钱小考》, 《收藏》,2009年第 7期。

[12]杜维善:《太平百钱考略》,《西部金融◦钱币研究增刊》,2009年。

[13]邵磊:《百济武宁王陵随葬萧梁铁五铢钱考察》,《中国钱币》,2009年第 3期。

[14]韩建武、万晓:《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古代金银货币》,《西部金融◦钱币研究增刊》,2009年。

[15]王文成:《两宋 “以银计价”史料考释——宋代白银价值尺度职能补论之一》, 《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 5期。

[16]钟兴龙:《北宋铜铸币额考论》,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3期。

[17]王宁:《宋代钱监也铸镜》, 《中国钱币》,2009年第 3期。

[18]金德平:《从馆藏元代 “扬州元宝”谈起》,《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增刊》2009年第 1-2期合订本。

[19]刘森:《论中统钞》,《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增刊》,2009年第 3-4期合订本。

[20]李小萍: 《试论明代的田赋折银和折粮银锭》,《中国钱币》,2009年第 3期。

[21]李小萍:《明代的皂隶银锭考》, 《西部金融◦钱币研究增刊》,2009年。

[22]林南中:《闽南早期番银仿制现象》, 《收藏》,2009年第 9期。

[23]强文学,王德泰:《乾隆朝广西宝桂局铸钱利润的考察》,《中国钱币》,2009年第 1期。

[24]王永生:《清代叶尔羌局及其铸钱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之二》,《中国钱币》,2009年第 4期。

[25]贾雁民、张煜:《清代中晚期江苏官银匠的两大独立系统》,《中国钱币》,2009年第 3期。

[26]戴建兵:《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铸钱研究》, 《江苏钱币》,2009年第 4期。

[27]吴翰儒:《清代宫钱刍议》,《收藏》,2009年第 8期。

[28]张或定、张哨峰、张劲峰:《罕见无纪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银币正面钢模》, 《江苏钱币》,2009年第 1期。

[29]韩园,李立,张或定: 《湖北银元局及其纸币考》,《中国钱币》,2009年第 1期。

[30]徐迎新、周沁园、张杰: 《安庆造币厂及其铸币》,《安徽钱币》,2009年第 2期。

[31]冯毅:《正确认识鉴定近代机制币的方法》,《收藏》,2009年第 1期。

[32]姚朔民:《“台南官银票”的实物与史事》,《中国钱币》,2009年第 1期。

[33]王允庭:《山东烟台顺泰号汇兑钱庄银元票析》,《钱币博览》,2009年第 2期。

[34]王允庭: 《关于中华民国金币券实物的研究》,《钱币博览》,2009年第 4期。

[35]江上龙:《同盟会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寻觅记》,《钱币博览》,2009年第 2期。

[36]徐渊:《致公总堂天运丁未年票布》, 《中国钱币》,2009年第 4期。

[37]贾雁民、张煜:《清末民初陕西厘金局及其相关银锭实物概说》,《钱币博览》,2009年第 1期。

[38]喻战勇:《漫谈民国期间的陕西 2分铜元》, 《江苏钱币》,2009年第 1期。

[39]余榴梁:《初探钱庄票》, 《钱币博览》,2009年第 4期。

[40]缪汝平:《中国银行民国七年版 “滨改沪券”初探——种财政部未允备案的纸币》, 《江苏钱币》,2009年第 4期。

[41]周祥:《民国时期台湾银行发行的第一套台币》,《中国钱币》,2009年第 4期。

[42]吴旦敏:《中南银行纸币上的英文暗记》, 《钱币博览》,2009年第 1期。

[43]陈晓荣: 《民国时期的商会票概论》, 《中国钱币》,2009年第 4期。

[44]马陵合:《从 “联美”到均势外交——清季币制借款的外交功能及其缺失》,《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 1月。

[45]叶世昌:《清末上海的本国银行》, 《钱币博览》,2009年第 4期。

[46]叶世昌:《信义银行的设立和倒闭》,《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 4期。

[47]尚碧仁编译,世华校注:《伯明翰造币厂出口中国的造币设备》,《中国钱币》,2009年第 4期。

[48]陆军选辑: 《馆藏日升昌银号史料》, 《民国档案》,2009年第 2期。

[49]潘连贵:《农商银行及其纸币探微》, 《钱币博览》,2009年第 4期。

[50]王炜:《大中银行及其上海分行》, 《钱币博览》,2009年第 4期。

[51]刘克祥: 《近代农村钱庄的资本经营极其特点——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 3期。

[52]李勇军,刘俊峰:《汉口钱业工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1928-1938)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 7月。

[53]傅为群:《近代上海的金市与金条》, 《钱币博览》,2009年第 1期。

[54]严绍林: 《“船洋”银元的铸造设备及工艺》,《中国钱币》,2009年第 4期。

[55]崔晓峰: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及措施》,《东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 12月。

[56]卓志宏:《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英美日关系分析》,《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 16期。

[57]马学磊,马海涛:《浅析战后国民政府对伪币的处理》,《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 9月。

[58]唐启炎:《大江币与皖江根据地经济建设及历史作用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 6期。

[59]唐启炎: 《皖江抗日根据地与伪币、假币的斗争》,《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2期。

[60]王志萍:《抗币——上党票的历史风云》, 《文物世界》,2009年第 3期。

[61]岑凯杰:《镇海县政府临时流通兑换券》,《安徽钱币》,2009年第 4期。

[62]林钧永:《我国云南白铜与世界最早镍币杂谈》,《新疆钱币》,2009年第 2期。

[63]林英:《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南北朝史料中的 “金钱”》,《中国钱币》,2009年第 4期。

[64]杨崇哲:《协定塔勒简述》, 《中国钱币》,2009年第 1期。

[65]鲁国才:《1921年至今俄罗斯硬币上造币厂印记的演变》,《中国钱币》,2009年第 1期。

[66]林文君:《西汉五铢钱陶质阴文子范的发现和研究》,《西部金融◦钱币研究增刊》,2009年。

[67]胡强:《广府城新出土王莽 “大布黄千”钱范及相关问题》,《文物春秋》,2009年第 3期。

[68]张鸿亮,卢青峰:《洛阳三十里铺西晋纪年墓出土钱币》,《中国钱币》,2009年 2期。

[69]党志豪: 《唐乞扶令和夫妇合葬墓出土小五铢考》,《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 4期。

[70]刘健平:《湖州仪凤桥发现吴越国铅铁钱》,《安徽钱币》,2009年第 2期。

[71]文汉宇:《清代广东盐税银锭 “运同”考》,《钱币博览》,2009年第 2期。

[72]张或定、张哨峰、张劲峰: 《清代常州 “万盛”商号手写钱票及考证—— 一种太平天国地区流通的民间纸币》, 《江苏钱币》,2009年第 3期。

[73]刘志良,田秋平: 《寻访人民币在太行山的足迹》,《中国钱币》,2009年第 1期。

[74]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75]马飞海总主编,叶世昌 [等]分册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元明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76]《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段洪刚主编,《中国钱币大辞典◦民国编◦铜元卷》,中华书局,2009年。

[77]丁贻平主编,《川康银锭》(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中华书局,2009年。

[78]石长有编著,《纸币图解◦景物篇》(中国钱币丛书,乙种本),中华书局,2009年。

[79]杜维善: 《五铢图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80]张向军主编,马涛 [等]编撰, 《货币贵族——中国现代金银纪念币》,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

[81]李卫:《辽金钱币》,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82]徐安民:《江西地方银行纸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83]段洪刚编著,《铜元收藏与投资》,华龄出版社,2009年。

[84]张鉴编,《交通银行历史货币总览》,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年。

[85]唐平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套人民币版别图录》,巴蜀书社,2009年。

[86]刘征主编,《大明泉谱》,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年。

[87]苏荷编著,《钞票上的名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