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碧园 潘利锋

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玫瑰》和中国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都是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丁作早于《玫瑰》两年即1928年发表），这在当时来说，都可视为写出了“性格多么深刻的形象”，因而具有了格调殊异和戛戛独创的风貌，而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都应归结到女性生活的悲情或悲剧这一层面上作出若干比较性阐释。

一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是作者第一篇以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为中心的杰弗生镇为背景的短篇，塑造的是一位具有性变态心理，被传统习俗毁了一生的老处女形象。她毒死了自己的情夫，并把尸体锁在阁楼里达四十年之久，一直到她死后人们才打开了这个谜。爱米丽生长于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有顽固陈腐思想的封建卫道士。她还是个妙龄少女时，就受到父亲的严厉的束缚和掌控，让她对本阶级传统秩序循规蹈矩。身穿黑衣、盛气凌人的老头手握鞭子的形象，分明是那死死束缚爱米丽的邪恶父权的象征。这个父权要“纳入个人以及性的个体自身，以促其核心的瓦解”①。爱米丽的“核心”确乎瓦解了。这种瓦解特别表现在她父亲死去之后爱米丽竟不许埋葬他父亲，她顽固地认为父亲没有死。后来，她又把她父亲的肖像供奉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上，这证明爱米丽对父亲全身心的依恋。人死了还能这样，活着就不用说了。她似乎永远是她父亲的影子。于是人们用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评说作品，用“伊德”（id），“埃勒克特拉（恋父）情结”（ElectraComplex）来评说爱米丽。我们认为，即使爱米丽有那么一点恋父情结，问题的症结仍不在这里。

有人认为，爱米丽杀死情人荷默·伯隆的原因可归结为“恋父情结”，以为爱米丽是因为自己与别的男人有了关系而感到亵渎了父亲，因而才杀了荷墨·伯隆。这个看法，貌似有理，实则理由不足。如果这样来诠释这一人物，似乎也过于简单化了。不待说，爱米丽的所作所为，有着更为深厚的贵族文化和阶级遗传的原因。但是作品的叙述是遮蔽着的。这在美国评论家艾肯看来，是一种极其动人的文体形式，即“存心不透露的意义，逐步地部分地、慢慢地揭开：整个这一套苦心经营的方法是多么经常地给那些小说本身赋予独特的形态。它不断设置困难，一系列的遮掩和打岔，混乱和含糊的插话和延搁，其目的显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形成——和思想——一直保持在仿佛还在活动着的流动不息的状态，却又教人不知所之……”②

现在我们来看作品是怎样“遮掩”、“打岔”，但又部分地慢慢地揭开这一秘密的。

我们顺着小说往下读。爱米丽过世了，全镇人都去送葬，“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这表明格里尔生家族显赫的声势还残存在人间。所以“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执拗不驯，装模作样”。③这告诉我们，那庄严的气势已是“强弩之末”，辉煌不再了。但爱米丽却要死撑门面，决不削减她家族所固有的气态。她拒绝纳税，是为了维持前任镇长豁免她税款的尊严。她为何“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那里因为，她执拗地认为，家族的贵族的尊严和高贵不死。这实在是难得的点睛之笔：只要女儿在世，父亲虽然去世了，也仍然如同活着；换句话说，她除了为自己，同时也为父亲和家庭活着，父亲的生命则继续寄托在自己身上。

这样看来，把这仅仅说成是爱米丽的“恋父情结”就有点浅薄了。

正因为爱米丽是她父亲和这个家庭的守护神，所以才有了爱米丽与荷默的惨不忍睹的结局。

爱米丽年至三十尚未婚配，且这时父亲已去世，偌大的一幢房子只住着一个寂寞的女郎。好容易遇到了前来承包铺设人行道的荷默·伯隆，尽管镇上的妇女断言“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这个拿日工资的北方佬，但爱米丽还是忘记了“贵人举止”，每逢周末，就与荷默乘着漂亮的轻便马车招摇过市，由此被人们视为“全镇的羞辱”，并迫使浸礼会牧师干预此事。牧师没有透露访问经过，但拒绝再去，显然是碰了钉子。正当爱米丽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喜欢和男人来往”的荷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爱米丽呢，除了买毒药的一次和以后六个月出现一次在大街上，以后长时间足不出户，将自己封存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里”，在爱米丽死后，人们打开楼上一间关闭了40年的“新房”：一架男人的枯骨躺在床上，“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旁边的枕头上“还有人头压过的痕迹”，上面还有爱米丽一绺“铁灰色头发”。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人们毛骨悚然。爱米丽不仅毒死了她的情人，而且还一直陪伴尸体睡觉。

爱米丽为何能干出这种事来？

加拿大唐纳莉博士在评论福克纳小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心灵被深深扰动了的人，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身不由己地行动着的人，当然他们有着冲突：与自己斗争与别人斗争与他们的过去斗争与他们控制不了但又无情地决定着他们命运的现今势力斗争。”④

她的心怎么不被深深扰动呢？作为“执拗不驯”的贵族，仅仅与情人出车过市，就被人们视为“羞辱”，如果长此以往，就要全部抛却残存贵族的一切，抛却格里尔生家族的门楣、名誉和化成了她生命的贵族优越感，而在抛却之后，这个快乐的工头也不会与自己长期厮守打发这无聊发霉的日子的。再退一步说，就算他与自己不分离，他也会按照他作为北方佬和工头的身份来改变这里的一切。

这是心灵的扰动，这是灵魂的大搏斗。搏斗的结果，是她“身子挺直，面孔象一面拉紧了的旗子”买回砒霜，在标记下注明：“毒鼠用药”。

此时的情人荷默，已经成了爱米丽眼中的老鼠。那个喜欢和男人来往的自由自在的北方佬，竟然被窒息在因袭着没落贵族重负的石榴裙下，可见当时美国南方冥冥之中的旧思想、旧传统、旧道德、旧习俗的力量大得多么令人可怕。可怕到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幸福，永远将自己置于黑暗，置于毁灭。

福克纳真是出手不凡，一个简约的短篇就塑造出一个鄙视新生，沉缅于贵族生活而又日薄西山，无力回天的末代贵族形象。这个形象有着鬼斧神工之力，她那“执拗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的本性和大浪淘沙无可挽回的厄运，让我们感受到作家对历史积习和人生病态心理的解剖和评价是那么含蓄深沉和耐人寻味。

它称得上美国南方贵族的一首难得的挽歌，又不愧为新时代的一支独特的欢快进行曲。

二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主人公莎菲和爱米丽一样，都生活在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而且两个人的性格都怪僻、乖张、变态，其命运都是可悲的。但是可悲的情境和缘由不同：爱米丽是皈依贵族家庭，莎菲却不想皈依封建家庭，而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正如茅盾先生所说，《梦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写的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情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莎菲的矛盾心理是一种时代病。对此，丁玲晚年曾明确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并不反映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因为这篇作品写于1927年，当时我不可能把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反映到作品里去，我写的是第一次大革命以前一些人的苦闷。”⑥。1927年以前的“五四”前后，是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新与旧、父与子、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激烈搏斗。在“五四”风潮的冲击下，动摇了几千年的封建堤坝，觉醒了的青年男女抱着光明的理想走向社会。但“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的社会又窒息着他们的理想，于是出现了“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⑦的困境。

这种“时代病”，一开始就通过莎菲的内心揭示了出来。她厌烦天气，厌烦环境，厌烦周围的人，甚至听到公寓里的住客“喊伙计的声音”，也感到“头痛”，看到“那四堵粉垩的墙”和天花板，也感到“沉沉的把你压住”。什么“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一切都不能如愿以偿。

莎菲确实有些孤僻变态、狂狷倨傲，但这对于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来说，又是颇为正常的。她追求一个健全合理的社会，渴望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当这一切都面目全非的时候，她怎能不以高傲和乖张以示反抗呢？

莎菲对理想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和选择上。首先是苇弟，一个情痴，一个忠实的男伴，但他的平庸燃烧不起她爱的激情。然后是凌吉士，他“有一种说不出，触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他无疑吸引住了莎菲。莎菲在3月24号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假使他能把我紧紧的拥抱着，让我吻遍他全身，然后坏分子把我丢下海去，丢下火去，我都会快乐的闭着眼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爱情的死的来到。”凌吉士的男性美让莎菲不可抗拒，传达出一个钟情少女的无比真实的情感。然而，一当她发觉他的“美的丰仪”下的“卑劣的思想”，她虽然还是沉溺在生理的爱抚和满足之中，但她毕竟伴随着灵魂的痛苦。作品真实地写出了莎菲灵与肉、情与理激烈搏斗的历程，这种描写与莎菲的性格如合答契。

值得称道的是，莎菲在这场内心的搏斗中胜利了。这说明，莎菲把理想的爱情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不管凌吉士的男性美有着多么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她也决不以灵魂做代价而贪图感官的享受。

莎菲与爱米丽的“倒退”相比，她的确是一个永远前进者的形象。

三

莎菲与爱米丽都生活在变革、动荡的年代，但她们都游离于大革命洪流和斗争之外。丁玲和福克纳正借此来塑造他们笔下人物的心灵：莎菲迎着时代向前进；爱米丽逆着时代向后退。然而，两个作家又殊途同归，都在弃旧图新的画卷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莎菲不那么神魂颠倒地钟情于凌吉士的美仪和风度，尔后又厌弃他精神的平庸和卑劣，她就不能成为“这一个”莎菲；如果没有揭示出爱米丽古怪的“执拗不驯”和“丑中之丑”的本性，如果她不杀掉她的情人荷默，她就不能成为“这一个”爱米丽。

但在文体形式上，应该说，福克纳的小说似高出一筹。如前所述，福克纳的遮掩、打岔，以及含蓄、朦胧、迷幻、省略、空白和荒诞，均使小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意味，一种陌生化的感觉，一种读后而不会被遗忘的审美力量。正像福克纳自己所说：“艺术家的宗旨，无非是要用艺术手段把活动——也即是生活——抓住，使之固定不动，然而只是生活，就会活动。人活百岁终有一死，要永生只有留下不朽的东西——永远会活动，那就是不朽了。这是艺术家留下名声的办法，不然他总有一天会被世人遗忘，从此永远湮没无闻。”⑧

正因为包括《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在内的福克纳小说不能被人遗忘的事实，才使得作家本人既不能让本国人民遗忘，也不能让世界人民遗忘。

丁玲无疑没有福克纳那样的世界性影响，而且对她那些未脱《莎菲女士的日记》窠臼的女性形象描写，老一辈文学家冯雪峰说过这样一段名言：

和莎菲十分同感而且非常浓重地把自己的影子投入其中去的作者，在这上面建立自己的艺术的基础的作者，我们觉得碰着一个危机了。……照旧发展下去，依然和社会的前进革命的力量隔离着，写些在恋爱圈子内的充满着伤感、空虚、绝望的种种所谓灰色的游戏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将越写越无力，再也无法写出第二篇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有力的东西来。⑨

既承认了这篇小说的“有力”，又指出了这种艺术基础的后遗症：和革命的力量隔离着，虽然写些伤感、空虚、绝望的灰色的作品。这些说法，似有当年“左”的思想倾向的影子，但比起《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作为福克纳为新时代谱写的一支独特的欢快进行曲，就有所逊色或“自愧不如”了。

注 释

①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美]康拉德·艾肯著，俞石文译：《论威廉·福克纳的小说的形式》，《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福克纳著，杨岂深译：《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王田葵：《外国文学作品选》，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④W an Peide,An Anthologyof20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M〕.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81.

⑤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第1卷1933年第2期。

⑥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⑦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⑧[美]福克纳著，蔡慧译：《福克纳谈创作》，《福克纳评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⑨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转引自袁良骏：《论丁玲的小说》，《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