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崇轩

一、发现和展示被遮蔽的情感世界

短篇小说的长足发展，是由一代一代作家的执著探索推进的，茹志鹃就是一位具有鲜明艺术风格，“润物无声”地影响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风尚的优秀短篇小说作家。长期以来，众多评论家、文学史家概括了她在创作上的基本特征：如取材构思上以小见大、机智巧妙；如人物塑造上以小人物为主、着重发掘他们的精神情感领域；如审美追求上注重抒情、叙事语言淡雅、精美……这些概括准确、全面，但似乎还没有真正把握住她的创作“内核”。其实她的创作的内在特性是，在一个剧烈、狂热的“革命时代”，发现和揭示了被压抑、遮蔽的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用她富有诗情画意的女性文笔，把人复杂幽深的精神情感，凸现得真实鲜活、优美感伤。在文学创作上设置了重重清规戒律的五六十年代，她的艺术追求可谓标新立异、影响广大。

茹志鹃的人生道路和创作生涯是独特的。她1925年出生于上海，童年、少年伴随着贫穷和流离。三岁丧母，父亲离家出走，她与祖母相依为命，辗转在上海与杭州之间。十三岁祖母去世，曾寄居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曾以手工劳作挣钱糊口。后由三哥抚养，并随兄参加了苏中新四军，先读书、后到军区话剧团当团员、搞写作，从此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家”。她断断续续上过私立小学、教会学校、县中学，加起来不足四年。1943年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华中、华东军区文工团从事文艺创作，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作协，初任文学编辑，1960年成为专业作家。

她的创作起步于1943年，在《申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生活》。在文工团当创作员期间写了大量快板、歌词、话剧。但这只是创作的“准备期”。她真正的创作开始于 1954—1955年的《鱼圩边》《妯娌》《关大妈》，显示了她在短篇小说上对情节结构、人物心理等的独到把握。1957—1964年期间，是她创作的“黄金期”，《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三走严庄》等20多篇短篇小说，深切感人的艺术形象和清新委婉的审美格调，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高度关注，茅盾、侯金镜、魏金枝等给予了热情称赞。尽管她对人的精神情感的探索是谨慎的、有限的，但她同样遭到了激进的、“极左”的评论家的质疑和批评。“文革”时期她被定为专写“儿女情家务事”的“金字招牌作家”受到了无休止的批判。新时期之后，茹志鹃重新焕发创作青春，发表了《出山》《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条件成熟以后》等近20篇短篇小说，她一面反思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和问题，一面继续探索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精神情感走向，显示出她对纯正、美好的人情人性的追寻，以及对卑下、庸俗的人格德性的批判，表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忧患意识和高洁人格。茹志鹃在创作上是一个多面手，写过话剧、散文、报告文学，但影响不大。在小说创作上有长中短篇小说，惟一一部12万字的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是以她住孤儿院的经历为题材的自传体小说。两部中篇小说《回头卒》《丢了舵的小船》，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够厚实纯熟。真正代表她创作高度和风格的，是她众多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些属于儿童小说，写得很精美。正如法国作家苏珊娜·贝尔纳说的：“她很早就发现短篇小说是她的最好的媒介，最适宜于发挥她的天赋：缜密、准确、概括…… 因而一直写短篇。”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文学越来越“一体化”的时代。文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文学思想上，要求作家自觉地为政治路线、阶级斗争服务；在文学的表现内容和方法上，强调“突出阶级和路线斗争”，“正面表现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描写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文学风格上则倡导朴素、高昂、浪漫的调子。这一套文学“律令”，越到后来愈益变本加厉。当时最活跃的农村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都忠实地体现了这一主流思想。不仅长篇小说要求这样写，短篇小说也如是。刘白羽、峻青、王愿坚等，用短篇小说的形式，正面表现革命战争生活，描写完美的英雄人物，在创作上形成了一种模式。而路翎、刘真同样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品，由于突出了人民战士的人情人性，就招致了激烈批评。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中，茹志鹃开始了她的短篇小说创作。她虽然是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作家，但她是一个文艺兵，并不很熟悉真刀真枪的战争生活。她有自己的审美思想和情趣，更关注的是战争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这就注定她的创作不会一帆风顺，她也很难依循那一套文学“律令”去写作。

王安忆在谈到她母亲的思想性格时说：“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受教育并不多，”“可她喜欢读书，敏于感受，飘零的身世又使她多愁善感”，“少女时代”“为生计所苦”，“依然保持了清丽的精神”。“对感情要求很高”，“不容忍低级趣味”，“又特别坚持”，“甚至称得上顽固”。②敏感、温雅而又执拗，是茹志鹃的性格核心。有这种性格的人，自然容易与《红楼梦》、庐隐的小说共鸣，也极易向孙犁的小说靠拢，有论者早就指出，“茹志鹃与孙犁是创作风格相近的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上，茹志鹃有一个女作家特有的审美思想和追求。在取材上，不随波逐流，去写意识形态划定的东西，去写“大家共见的生活”。而要写自己发现的、感兴趣的题材，这是她坚守的“原则”。在人物塑造上，避开描写“神化”的英雄人物，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写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一步步的成长，这是她遵循的“人物观”。茹志鹃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但她的文学观却与主流思想有诸多错位。

洪子诚指出：“实事求是地说，茹志鹃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不能说思想艺术已很成熟，已经取得很高的成就。她的作品，与当代一些作家一样，在对生活的深刻、独特的认识、理解上，是有一定的限度的。”③综观茹志鹃一生的创作，五六十年代，她对生活、文学的认识，并没有超越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七八十年代，她对社会、文学的反思，也没有突破思想解放的界域。她只是在一些具体的创作问题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依然是在主流思想可以“宽容”的范畴。她并不是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她的突出贡献在于，以一个女性作家的敏锐、执著，发现和表现了不同时代人们的精神情感潜流，并用短篇小说这一有限的文体，创造了一种精美、含蓄、温情的艺术风格，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审美格局。从题材内容上讲，茹志鹃的创作有三个方面，革命战争小说、和平建设小说和新时期社会人生反思小说。在这三类小说创作中，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她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追求。

二、战争年代，胜似亲情的同志情缘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当代短篇小说中描写革命战争题材的经典篇章。但它的发表和评价却经历了诸多波折。1958年，在大跃进的浪潮声中，茹志鹃写出了这篇小说，但连投多家刊物均被退回，意见是“作品感情阴暗，不能发表。”后来在省级刊物《延河》发表。茅盾对作品的主题、人物、风格等给予了及时而高度的评价，认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不但描出了人物的风貌”，“也描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有它独特的风格”，“这风格就是：清新、俊逸”。并说：“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感动，也最使我满意的一篇。”④紧接着许多著名评论家、编辑给予了好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这给创作上脚跟未稳的茹志鹃以莫大鼓舞，但也留下了困惑。其实茅盾所概括的作品主题，仅是一个表面的、明朗的、人人可以看到的“所指”，它已被许多同类题材作品表现过了。作品深层的、隐含的“能指”则是，传达了年轻的战友之间、军民之间那种纯洁、美好而又微妙的关爱和温情，它是一种超越革命和战争的普遍人情与人性，是一种胜似亲情的同志情缘。这一思想意蕴作者当时未必能认识到，但她凭自己的直觉和情感把握到了。而这样的主题思想是当时同类作品未曾涉及的。五六十年代，茹志鹃写了一大批反映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但表现战友、军民之间那种亲如骨肉的深厚感情，则是一个始终不变的题旨。

茹志鹃童年、少年时代的孤苦与漂泊，使他对人世炎凉有着痛切的体验，总是渴望着一种人与人的关爱，渴望着家庭的温暖。1943年18岁的她走进革命队伍，深切地感到：“从此我就有了‘家’”。“在这个‘家’里”，“周围是熟悉的领导，熟悉的同志”。“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我都觉得踏实可靠，因为前面有同志，有领导，有广大的群众。”⑤但解放之后，这个革命大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风暴一次次袭来，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这不能不使敏感的茹志鹃感到痛苦和迷惘。她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⑥痛感人际关系的恶化、温情的流失，才促使茹志鹃拿起笔来，去重新回忆和发现战争年代的生活。其实，对解放之后人际关系的变异，茹志鹃一定早有觉察，因此她才在一篇一篇的战争题材小说中，执著地发掘着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珍贵感情。正如李建军所言：这“既是表达对人人自危的现实状况的失望，也是抒发对往昔的燃情岁月的追怀。”⑦

表现普通民众与革命战士的鱼水关系，是茹志鹃着力揭示的重要主题。创作于1954年的《关大妈》，刻画了一个从普通家庭妇女成为“游击队母亲”的关大妈的感人形象。其实她对革命所知甚少，她只是从直觉认定儿子和游击队干的都是正事、了不起的事。为了保护革命战士，她经受了敌人非人的折磨，不惜亲手烧毁自己的家，依然无怨无悔。小说表现了只有普通百姓对人民战士和革命战争的拼死支持，才有最终的胜利的主题思想。《澄河边上》是一篇沉郁、优美的抒情小说。大部队撤离鲁西南，副连长周玉兆带领一支伤病残小分队，面对敌人的追击、滚滚的澄河，是一位不知名的种瓜老人，给他们生火、做饭，扎起扁担筏子，把他们送过河去。作家用诗一般的语言，雕塑了一位爱兵如子、沉着勇敢的老人形象。《三走严庄》是茹志鹃一篇突破性的作品，既表现了广大农民同人民军队的密切关系，又塑造了一位在战争中成长的女性形象，“我”作为工作干部到严庄发动土改，一见年轻媳妇收黎子，就觉得她既是“同志”，又像“嫂子”，更如“母亲”，一见如故，亲如一家。收黎子本是一位娴静、聪明、温顺的年轻媳妇，但在土改斗争、解放战争的锻炼中，终于成为一个热情、干练、勇敢的支前队长。小说表现了一个朴素而根本的主题，军民本是一家，军来自民，民支持军，军民同心，遂有革命的成功。这一主题也许并不新鲜，但作家所表现的革命“大家庭”中的融融乐乐，人与人之间的同甘共苦，却是令人留恋和神往的。

发掘革命队伍中战友之间的深情厚谊，是茹志鹃小说创作中一个璀璨的“亮点”。《同志之间》写某部炊事班的三位战友，老张性格温和、缓慢，工作认真，老朱脾气火爆、快人快语，是两位老同志。而团部下来的通讯员小周，只有16岁，虽然机灵能干，但嘴馋、性格犟。老张、老朱都把小周当儿子一样看待。但在如何锻炼、教育小周的问题上，张像慈母，朱似严父，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矛盾和纠葛。但他们之间的感情是那样的赤诚、细腻、深厚，把革命部队中同志间的情缘写得感人肺腑。《百合花》在6000余字的篇幅中，一笔写了三个人物，每个都很精彩。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表现得多么英勇悲壮，而是作家真实细微地展现了他们全部的精神情感世界，描绘了他们之间瑰丽多姿的情感关系。文工团团员的“我”，在战场上邂逅“年轻、质朴、羞涩”的小通讯员，几件小事下来，使“‘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我’带着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两人之间实际上蕴含着一种同乡、战友、姐弟乃至青年男女之间的混沌感情。而那位新娘子，一个是“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一个是“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战士”，小通讯员对新娘子的喜欢、羡慕、感激，新娘子对小通讯员的耍笑、关切乃至他牺牲后的悲痛，二人之间同样充满了一种微妙情感。虽然作家主观上表现的是同志之情、军民之情，但实际上已展现了青年男女之间一种自然、美好的人情、人性。因此作家后来说写的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⑧

重温战争岁月，回忆同志之情，寻找人生意义，成为茹志鹃一生的创作“情结”。《给我一支枪》表现了一个老战士在和平年代，对手握枪杆的峥嵘岁月的怀恋。《高高的白杨树》写的是和平建设时期的生活，但“我”寻找的是一位有可能活着的女英雄以及她的理想在今天的实现。作家新时期创作的《第一个复原的军人》《跟上，跟上》，都是从“现在”切入历史，表现了她对青春、革命、理想的回望，对世俗生活、城市文明的困惑、反思。

茹志鹃对短篇小说的规律、写法，也许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把握，但她的思维和直觉却与短篇小说的特性有一种天然的相通。在人物塑造上，她钟情凡人琐事，写人也不大注重外在的性格描写，而宁愿发掘他们精神情感的变化与成长。譬如关大妈、收黎子，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庭妇女。种瓜老人、新娘子，连姓名也没有。小通讯员在危急关头是英雄，但在平常生活中显得腼腆、笨拙。这些写法，正吻合短篇小说的写人规律。在表现方法上，茹志鹃十分注重抒情写法和细节的运用。以景寓情，直抒胸臆，使她的小说总是洋溢着一种或淡或浓的诗情。百合花、月亮、白杨树等大量细节的渲染，使她的小说充满生活的质感和气息。

三、建设时期，新型的人伦之情

茹志鹃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进和平建设时期的作家，这两部分生活阅历成为她创作的主要资源。在和平建设题材小说中，最突出的创作特征，一是塑造基层社会中平凡的新人形象，特别是处于转变、成长中的女性形象。二是表现在新的时代中形成的新型人伦关系。她说：“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社会风貌的新变化，新人，新事，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新的矛盾，这一切都使我热情难抑，心潮逐浪，我努力去认识，去挖掘这个时代的主题，这个时代中人们独有的精神面貌，这个时代特有的人与人之关系。”⑨表面看，茹志鹃的思想、创作与主流思潮是一致的，但小说呈现出来的却有作家自己的特色。

坚持塑造真实可信的新人形象，着力揭示他们精神情感上的深刻变化，使茹志鹃的人物具有了一种深切动人的艺术力量。她说道：“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虽然不是‘风口浪尖’上的风浪人物，也不是高大完美、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们都是实实在在，从各自的起点迈步向前，努力跟上时代步伐的。他们一不矫揉造作，二不自命不凡，是一些一步步走在革命队伍行列之中的人。”⑩她特别喜欢刻画年轻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还不成熟，但她们是优美、灵动、富有朝气的。在《果树园里》的小英，是一个穷人家的童养媳，繁重的家务、艰苦的生活，使她变得性格倔犟、说话很冲，“不叫人喜欢”。农业社成立果园，她死乞白赖地要求去看果园、学技术。其实她的动机并不是为了什么理想、新农村之类，而是为了逃离压抑的家庭，“自己挣工分自己吃”，实现她理解的妇女“解放”和“独立”，改变“命不好”的人生。小英的思想起点很低，性格有点怪，但在时代巨变中终于成为优秀的新农民。一个坚韧、执拗又有所追求的农家女子形象塑造得逼真而有力。《新当选的团支书》中的小何，有点虚荣、傲气，《阿舒》《第二步》里的阿舒，显得幼稚、莽撞，但她们在老前辈的言传身教和火热的社会实践中，一步步地成熟和坚强起来。但小英、阿舒这两个人物，思想性格描写不够集中，刻画尚不到位，不像小英的形象丰满、结实。茹志鹃笔下的中老年人物也颇有特色，这些人物身上往往有旧时代的烙印，思想性格较为保守，但在新的社会革命和建设中，新的精神品格在滋长，逐步成为社会新人。如《“快三腿”宋富裕》里的宋富裕，在旧社会是一个胆小谨慎的普通农民，在投身农业社的建设和革命中，才渐渐变为热心、负责、乐观的新农民。如《静静的产院》中的接生员谭婶婶，在她的努力下成立了公社产院，几年间平安接生三百多个孩子，受到了乡亲们的称赞和尊敬。她因此而满足和骄傲。但面对年轻产科医生荷妹的多项改革，面对老姐妹——养鸡员潘奶奶的进步，以及众多产妇的期望，她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在时代的推动下开始了新的学习和实践。从谭婶婶的转变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历史巨变以及人们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一个淳朴、慈祥、不甘落后的老奶奶形象跃然纸上。此外，《如愿》里的何大妈、《春暖时节》里的静兰等，都属于这类追踪时代潮流、寻找人生意义、人格独立的普通妇女形象。正如洪子诚所评价的：“茹志鹃注意的、擅长表现的，不是那些主宰、推动时代潮流的人物，不是那些处于重大社会矛盾之中的人物，她擅长表现的，是那些在生活潮流和矛盾面前，感到不能适应的矛盾和痛苦，而进行思考、调整自己步伐的人物。这些人物虽然往往具有沉静、柔顺、忍耐的特点，但是，他们又具有坚韧、倔强的内核，他们无不在生活道路上，顽强追求实现自己思想、人格的独立。”⑪

聚焦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阴晴圆缺”，展现新的社会的人伦感情，使茹志鹃的小说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间温情。新的国家的建立，新文化的倡导，改变了千千万万旧式家庭的格局和面貌，出现了一种新的人际和伦理关系，这是整个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茹志鹃一方面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新旧思想道德的冲突和消长，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固有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纯朴、美好。这是她的小说中最动人的“旋律”。

父子与母子感情，是人类的永恒之情，茹志鹃在多篇小说中描绘了这种感情。《胜利百号大地瓜》是作家的早期作品，描写父亲刘老头与儿子刘树生，在种植新品种和老品种地瓜上的一场矛盾。二人尽管互不服气、较劲，但在大庭广众又竭力维护着对方的面子和自尊。写得逼真感人。《回头卒》里的老队长阿根与新队长常喜，是养父养子关系。老队长的退坡自发倾向与新队长的无私奉献行为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但父慈子孝的人伦亲情化解了他们的僵局，促成了老队长的转化。表现得有情有理。《里程》是写母女关系的，爱女情深但有点自私的王三娘，在当队长的女儿阿贞辛劳忘我精神的影响下，也开始关心集体了。《如愿》中的何大妈，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新的母亲形象，她在旧社会孤身带着儿子生活，备受艰辛与欺辱。新社会成为里弄玩具厂的小组长，感到有了做人的自尊。有了一份工资，可以为自己的儿子、孙子，买他们喜欢吃、喜欢玩的东西，在家庭中也有了地位。崭新的生活、和美的家庭，使这位母亲觉得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这一形象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推进给家庭人伦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化。农村的妯娌之间，是一种很难处理的家庭关系。《妯娌》中新进门的二媳妇红英，却以她勤劳、大方、贤惠等新的品格，不仅与嫂嫂处得亲如姐妹，而且化解了婆婆赵二妈与赵大妈的旧恩怨。在红英的新品格中，积淀着忠孝、仁爱、礼让的传统文化，旧的人伦关系焕发着新的时代光彩。

夫妻、恋人关系是一种重要而又复杂的人伦关系，茹志鹃表现得也很有独到之处。《春暖时节》中的家庭妇女静兰，是一个温柔、贤惠、细心的好妻子。但成为工人的丈夫明发，心系工厂、投身“技改”，对家庭和妻子抱一种“随便”的态度，使静兰感受到了一种“情感危机”。后来，静兰积极参加里弄福利社工作，又为改造机器部件煞费苦心，使明发看到了妻子的能力和价值。二人的心贴在了一起，感情也密切起来。小说艺术地揭示了，夫妻爱情只有在男女平等时才能稳固和发展，特别是女性，走向社会、实现自我，才是获得爱情的真正途径。《实习生》是作家写于五十年代后半期的一篇作品，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修改压缩后发表。当年所以没有拿出是因为作者觉得它“有点小资产”、“有点不健康”。其实在这“小资产”情调中，正好体现了作家对现实、功利的婚爱的反思，对纯洁、浪漫的爱情的赞美。作品中的主人公——实习生白鸥，所以舍弃了务实、温和、体贴同时又是儿时伙伴的水根，而选择了勇敢、强悍、潇洒以至有点高傲冷漠的吕志海，是因为她不愿沿袭那种世俗的婚爱之路，要寻求一种心心相印、纯洁浪漫的真正爱情。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并不纯熟，但却是作家的一部重要作品。

在茹志鹃描写和平建设生活的小说中，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在选材、构思方面的艺术才华。在选择题材和情节上，作家从不正面着眼那种全景的、宏大的现实生活图景，而往往痴迷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情景，又精心采撷一两个自己满意的情节和细节，然后从容地铺展开来。如写刘家父子种地瓜上的一场纠葛，一位大妈星期天早上的家务琐事，夫妻之间技术革新中的思想情感交流，都是单纯而有趣的题材和情节，既表现了时代生活的风貌，又突出了人物的精神情感。在小说的艺术构思上，茹志鹃从不按照流行的写作套路，编造出那种模式化的小说来，而往往按照题材的特点和自己的审美情趣，营构出不拘一格的艺术结构来。如《妯娌》《春暖时节》等是故事性较强的小说，如《如愿》《果树园里》等是着力写人的作品，如《鱼圩边》《高高的白杨树》等有浓郁的抒情特征。在五六十年代，茹志鹃的小说清新雅致、风姿绰约，别具神采。

四、世俗化时代，人情与“革命”的矛盾纠缠

新时期开始，意味着长期的“革命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一个世俗化时代的来临。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在新时期再度“爆发”，创作了近20部小说作品，同样以短篇小说为主。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想内涵上显得深刻、丰富了，艺术表现上愈益开放、灵活了。从题材类型上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社会反思小说和精神情感小说。在前一类小说中，表现了她对“革命时代”一些重要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思索，对一些“左派”人物的揭示与批判。在后一类小说中，显示了她对当下世俗化社会的观察与困惑，描述了各种人物精神情感上的矛盾、痛苦和挣扎。发掘人物的精神情感，本是茹志鹃一贯的创作宗旨，但此番的表现却是别一种风景了。

茹志鹃的社会反思小说不多，但新时期初期的几篇作品，却清新幽远，引人瞩目。她在1979年的一次创作会上说：“过去十七年来，我写歌颂的是占绝大部分，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脑子更复杂一点了。这脑子复杂以后，有一些东西就想鞭挞，想拿起鞭子来抽它两下子。不鞭挞，也就无法更好地歌颂，不鞭挞也可能会掩盖了一些腐败的东西，报喜不报忧的人，从来都没有好人。”⑬从歌颂到批判，茹志鹃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发表于1977年的《出山》，是作家新时期的“出山”之作。虽然在主题、写法上有“十七年”文学的诸多痕迹，但思想内涵与人物塑造却有了鲜明的突破。围绕着牯山村保护山林的一场矛盾纠葛，展现了农民同上层“浮夸风”和“腐败风”的对立和斗争。万石头是一位辛劳、执拗、敢于抵制各种歪风，把自己献给山林的“看山人”形象，在这一人物身上寄寓了作家对底层农民的崇敬和歌颂。而县林业局领导大张，不单是一个弄虚作假、“呼风唤雨”的政治投机人物，同时也是一个自私贪婪、侵占国家财产的腐败分子，其中饱含了作家对污浊的官场和丑恶的官员的揭露和鞭挞。《寻觅》精心刻画了一个阿Q式的懒散农民——“岩头”的形象，透过这一人物反思了农民在公社化时代自我的丧失，以及在新时期对人格的“寻觅”。《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家这类小说的代表作，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的切入点是“大跃进”年代，各级领导同农民因“大炼钢铁”发生的一系列矛盾，但作家的视野却综揽解放战争乃至“文化革命”，写了领导与农民之间从鱼水关系到主仆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在某些领导的意识中，“立党”已经不是“为民”，而是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为了自己的个人意志乃至既得利益。而农民也已看清、舍弃了这样的领导，又在苦苦寻找自己的“领头人”。作品中的老农民老寿、老革命老甘，都是具有历史和思想深度的典型形象。在“文革”刚刚结束，人们的思想还很混乱的时候，茹志鹃能艺术地、尖锐地提出人民与执政党的关系的重大社会问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茹志鹃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写人的精神情感生活方面。五六十年代她鼎力彰显的是人们正面的、美好的精神情感。而新时期她深入揭示的是人的丰富复杂的人情人性，以及面对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的社会，人的精神情感的分裂、矛盾、异化。这些小说虽然深切、细腻，但由于距离作家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感情太近，因此在艺术上显得有点冗杂、浮泛。

人的精神情感是一种丰茂而多元的形而上存在，既要肯定正面的、向上的精神情感需求，也要否定负面的、消极的人性欲望，这是茹志鹃这类小说突出表现的一个主题。《家务事》描述了普通机关干部金凤，在“文革”中的一次遭遇。她是一个紧跟时代潮流、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在她即将离家的时刻，她牵挂着在基层支援小三线的丈夫，惦记着插队落户的大女儿，更心疼留守在家的小女儿。一个贤妻良母的拳拳之情在她离家的一瞬间爆发开来。但铁石心肠的工宣队领导，却毫不理会她的处境与心情，把她和人们纷纷赶上汽车，拉往遥远的五七干校。作家在这里肯定、褒扬了金凤为人妻、为人母的常人感情，揭示、谴责了工宣队领导的非人性行为。《草原上的小路》写了三位在油田下放的知识青年，在回城大潮中的不同选择。萧苔不愿借助爱情达到回城的目的，杨萌决心在油田干一番事业。她们想回城、想上大学，其愿望和理想无疑是正当的。但她们拒绝诱惑，决心在艰苦环境中自立的所作所为，更是可贵而高尚的。那个风光回城的高干子弟石均，虽然生活使他变得有点功利，但他不忘油田以及朋友，依然不失为有志青年。作家肯定了这些青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人生愿望和理想，更赞赏了他们积极的人生追求。但茹志鹃在《三榜之前》中，对三位青年女教师为达到调工资的目的，采用送礼和要挟等手段对付贾校长的做法，作了不失尖锐的讽刺和批评。在《条件成熟以后》里，对知识分子面临舒适的世俗化生活，怎样选择人生方式，表现出深切的彷徨和困惑。

在世俗社会中，人们的精神情感常常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折射出社会的影响和人性的沉浮，茹志鹃在多篇小说里揭示了人内心的搏斗，表现出她的思想道德倾向和对社会人生的探索。《一支古老的歌》中的音乐家、副局长屈雍，在为女儿办回城调动的家事中，就面临着女儿的个人幸福同国家需要、自己的理想的尖锐矛盾。经过痛苦的权衡，终于做出了把女儿留在松花江边，实现两代人社会理想的抉择，知识分子内心的理想之火没有熄灭。《儿女情》里的革命老妈妈田井，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文革”时期饱受磨难。晚年惟一的愿望，就是望子成龙，让儿子幸福。但在红尘滚滚的社会里，儿子不求上进、游手好闲，未来的儿媳贪图享乐、自私寡情。老革命坚守的革命理想、人生信念等，受到了严峻挑战。田井卧病在床，陷入了身体的、心灵的双重折磨。弥留之际，一大笔存款到底是缴党费还是留儿子，一直难以决断。作家通过田井这一人物，把一位老革命内心中的儿女之情与革命信念、世俗生活与社会理想的剧烈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着暖色的雪地》和《丢了舵的小船》，写的是同一个故事和相同的人物，展示了“文革”中历经苦难的两个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女画家董毓德和大学教师章泯，犹如“两条一样的小船，在风暴中一样地折了桅，丢了舵”。新时期开始，他们平反摘帽，重回岗位。原来他们相濡以沫、萌生爱情，但现在他们为了家庭和家人，更为了坚守的道德和人格，他们只能牺牲自己苟安偷生。茹志鹃在这篇小说里既表现了知识分子对自我、爱情、事业的追求，更彰显了他们在世俗情感和世俗生活面前，舍己为人、成仁取义的高洁人格和操守。

茹志鹃无疑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但在她的创作中融入了独特的个人风格。茅盾曾经说她的作品像“静夜箫声”，“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作品是耐咀嚼，有回味的”，⑬陈思和称她的小说“……清淡、精致、美丽，在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⑭题材的单纯、巧妙，人物的平凡、鲜活，细节的丰盈、灵动，语言的优美、抒情……形成了她玉树临风一样的艺术风格。新时期之后，茹志鹃潜心探索，融汇新机，在艺术表现上显得更加灵活多样。譬如大量使用象征手法，像一盏洁白透明的冰灯、草原上曲曲折折的小路、夜色中闪着粼粼波光的松花江、一幅画着茫茫白雪的油画等，都是意象独特、内涵丰富的象征性物象。譬如意识流手法的借鉴，像老寿梦境中寻找战争年代的老甘、作家“我”在软席车厢里对当年雨中行军情景的梦想，董毓德脑子里出现的风浪中拼命划船的幻像等，均是画面扑朔迷离、意旨却并不费解的意识流描写。这些表现方法和手法的运用，使茹志鹃的小说在精致、纯正的品格中，融入了新异、开放的元素。

注 释

①苏珊娜·贝尔纳：《和茹志鹃的一次谈话》，《中国文学》1980年第3期。

②王安忆整理：《茹志鹃日记》，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页。

③⑪洪子诚：《小说的风格、流派》，《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页、第125页。

④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

⑤茹志鹃：《作者自传》，《茹志鹃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1页。

⑥⑧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青春》1980年第11期。

⑦李建军：《再论〈百合花〉》，《文学评论》2009年第 4期。

⑨⑩茹志鹃：《〈百合花〉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⑬茹志鹃：《漫谈我的创作》，《新文学论丛》1980年第1期。

⑬茅盾：《〈草原上的小路〉序》，《上海文学》1980年第5期。

⑭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