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泉根

斗转星移，世纪轮替，人类迎来崭新的21世纪。人类在新世纪已进入真正的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文化——互联网、电子邮件、电视、电影、博客、播客、手机、音像、网络游戏、数码摄影等，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交流，也改变与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虽然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图画阅读已成为不少青少年的选择，但传统纸媒体（图书报刊）阅读依然是新世纪的重要阅读形式，而且更是低龄儿童唯一的阅读形式与手段——因为第一，孩子不可能从小就上网阅读，他们需要等到长大以后，至少上了小学、初中，才能学习电脑知识；第二，家长不放心。孩子如过早上网、接触游戏机，不但会严重影响视力，更会因浏览那些“儿童不宜”的东西而严重影响心理健康，而“网瘾”的泛滥已成为不少家长心头挥之不去的痛。因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什么年龄的孩子才可以接触网络电脑，都有明确的“国家规定”。

正因如此，在当今成人读物包括成人文学受到多媒体急剧冲击、读者锐减而“数字化出版”节节攀升的背景下，少年儿童读物尤其是儿童文学，不但未受影响，反而呈现出蓬勃上升的趋势。因而有精明的出版家断言：如果说传统出版业已成为“夕阳产业”，那只是指成人图书出版，而少儿图书出版则是永远的“朝阳产业”。事实正是如此，试看今日之中国，少儿出版业正迎来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据2008年统计，现在全国有34家专业少儿出版社，260多家少儿报刊社，而且国内570多家出版社中有520多家争相出版少儿读物。更使人深思的是，那些名牌大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外研社等，也开始瞄准少儿出版。2009年8月，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原有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更名为专业少儿出版机构——天天出版社，大举进军少儿出版，此举引起业内震动。完全可以预言，一个以儿童读物出版为核心的儿童文化产业正在我国崛起。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外来影响与对外交流正是乘着这一强劲东风不断上扬并呈现出多元共生、多渠道并进的态势。

第一，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与畅销书快速甚至同步引进出版，已成为新世纪少儿出版业的常态。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在抵御世界性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强劲实力，中国的大国地位越来越受到世界重视，中国巨大的童书市场自然也受到国际少儿出版业的高度重视，中国少儿出版已迅速进入世界少儿出版圈。因而借助现代出版与传媒的先进手段，与国际接轨，快速甚至同步引进出版国外优秀少儿文学与畅销书，已成为新世纪少儿出版业的常态。各地少儿出版社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都曾先后引进出版过众多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其中最具影响力与效应的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0年至2007年引进出版风靡全球的英国J·K罗琳长篇幻想文学系列《哈利·波特》1—7册，连续27个月居全国销售排行榜榜首；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引进出版的比利时《丁丁历险记》和瑞典《林格伦作品集》两大系列；浙江少儿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奥地利布热齐纳的《冒险小虎队》系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亚洲儿童文学学会会长等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联袂推荐，出版的《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2008年至2009年已引进出版75种；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以德语文学为主的《大幻想文学精品译丛》；河北少儿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新蕾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国际大奖小说》书系；接力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美国作家斯坦的《鸡皮疙瘩系列丛书》；希望出版社引进出版的《史努比》系列；童趣出版公司引进出版的美国《米老鼠》、《小熊维尼》、《小公主》、《芭比》等迪士尼产品系列。

应当指出的是，在传统经典外国儿童文学的出版方面，不少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少儿出版社、晨光出版社、同心出版社等，都在新世纪出版过系列丛书，动辄就是二三十种，甚至五六十种之多，有的是翻译本，也有的是改写本。尤其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更是各地少儿出版社瞄准的长销书。据统计，在2005年安徒生诞生二百周年之际，全国已出版了二百多种不同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图书，发行量高达一千多万册。

第二，幻想文学的译介已成为新世纪外国儿童文学译介的重头戏，并对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

虽然西方幻想文学名著如英国托尔金的长篇《指环王》（又译为《魔戒》）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有中译本，但并未产生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随着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热”、美国幻想大片《魔戒三部曲》的热播，以及受此影响而出现的网络幻想文学的兴起，国内儿童文学界似乎一夜之间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幻想文学，并且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班马、彭懿等不遗余力倡导但并未尽如人意的“大幻想文学”，终于在新世纪找到了突破的灵感。诚如有论者所说：“对中国儿童文学而言，这种灵感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本土作家对想象力的理解，并由此激发起他们对幻想小说的这一文体的实践热情。”“中国的原创童书正逐渐在突破传统的艺术规范和话语表现方式中呈现出生动而开放的面貌，巫师、精灵、魔法……这些带有异域色彩、纯粹来自想象世界的语词，在中国儿童书写者们越来越熟练的运用中变得亲切和日常起来。”（陈恩黎《穿越神话的迷魅空间》，《中国儿童文学》2004年第3期）包括英国幻想文学三大系列托尔金的《魔戒》、C·S刘易斯的《纳尼亚王国传奇》、J·K罗琳的《哈利·波特》，以及美国幻想文学大家苏珊·库珀的《黑暗蔓延》传奇系列等的译介（有的是重译如《魔戒》）与热销，西方幻想文学文体本身的艺术质地以及文体以外的与时代文化、与市场运作共谋等的行为，已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

一是刺激了中国幻想型儿童文学创作。从五四时期的《稻草人》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原创传统一直是以现实型为主，强调直面人生与零距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哈利·波特》等引进后，文坛看到了幻想型文学巨大的精神空间与阅读需求，促使一批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投身到幻想型文学的创作中来，试图在打造中国特色的幻想文学、提升幻想文学艺术质量与精神内涵方面有新的突破与作为。如北京曹文轩的作品风格近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身，其计划写作四卷的系列幻想小说《大王书》现已出版《黄琉璃》、《红纱灯》两卷；上海女作家殷健灵是擅写青春校园情感小说的高手，但她在2007年出版的《风中之樱》四卷本则是典型的凌虚蹈空的幻想小说；辽宁作家薛涛从本土传统神话中吸取灵感，重新演绎创作了四卷本神话题材小说《夸父与小菊仙》、《精卫鸟与女娃》等。在年轻儿童文学作家中也出现了擅写幻想小说的人才，如云南的汤萍、福建的晓玲叮当等。

二是对儿童阅读接受心理的重视。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家很难再关起门来“闭门造车”，只顾挥洒自己的主体意识而不问读者接受，儿童文学创作更加强调少年儿童的阅读鉴赏兴趣与接受心理。这与《哈利·波特》等的艺术章法也有一定关系。《哈利·波特》创作的重要思想是儿童本位，作家是站在儿童立场，以儿童的视角进行叙事，为儿童说话，为儿童争取权利。这对国内儿童文学也有一定影响。现在一批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家，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儿童阅读甚至儿童流行文化与用语，直接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对话。有的作家还通过“义工”、“家教”等形式，千方百计深入校园社区。

三是促使作家打造畅销书的观念，并被激发出打造可以与《哈利·波特》相抗衡的原创儿童文学的信心。受《哈利·波特》等的刺激，一种自强不息、不甘人后的民族精神在儿童文苑潜滋暗长。《哈利·波特》引进以后，国内出现了几种影响很大的儿童文学作品，最典型的是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与《笑猫日记》系列，杨红樱的作品在国内的总印数已超过三千万册，并被国外买走版权，译介到英法等国。曹文轩的《草房子》，光是江苏少儿出版社一家就已重印100次。在《哈利·波特》引进之前，国内多数儿童文学作家不太关注图书的发行量，也羞谈版税，现在则完全不同了，作家十分重视图书发行，注意保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并乐意配合出版社去各地中小学校签名售书。

第三，图画书的引进热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国少儿图书的出版格局，并拉动了原创图画书的生产。

儿童图画书是现代印刷技术和现代美术艺术结合的一种独特的“视觉化的”儿童读物，它以富有吸引力的画面与简洁亲切的文字，通过“用绘画来讲述故事”的形式，把识字不多的儿童带向广阔的未知领域和社会生活，从而得到最初的直观认知体验和审美愉悦。图画书的概念来自异域，英文叫“Picture Book”，日本称为“绘本”。国际上以欧美国家的图画书最为发达，以后影响到日本、韩国、东南亚，世纪之交经由台湾、香港进入内地。国际上有多种图画书奖项，如英国于1938年设立的凯迪克奖、1955年设立的格林威大奖，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于1966年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的图画奖。

现代中国少儿出版史上没有“图画书”一说，只有“图画故事”。但无论从图画与文字的配制关系（不同于图书的插图，也不同于“看图识字”）、受众对象（以低幼儿童为主），还是从产品制作（以图的审美为主）、阅读价值（视觉化读物）考察，中国的图画故事与国外图画书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是“准图画书”。郑振铎是图画故事的有力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于1922年1月创办了《儿童世界》周刊，并在该刊发表了《两个小猴子的冒险》、《河马幼稚园》等46篇图画故事（均有画家绘制彩色图画），开启了视觉化儿童读物的先河。赵景深在30年代创作了《哭哭笑笑》、《一粒豌豆》等54种图画故事。1949年以后，我国图画故事的出版有过两次热点。一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了《小马过河》、《蜗牛看花》等图画故事。二是80年代，由于学前教育普遍受到重视，加上欧美、日本等的影响，我国图画故事的质量有所提升。从90年代开始，“图画书”的说法经由日本逐渐传入我国。这一时期，中日两国曾合办了两届“小松树”儿童图画书奖，鼓励国内原创图画书，获奖作品有《贝加的樱桃班》（郑春华/文、沈苑苑/画）、《贝贝流浪记》（孙幼军/文、周翔/画）、《小兔小兔当了大侦探》（俞理/文并图）等。1997年湖南少儿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松居直的图画书论著《我的图画书论》（季颖译）。但与欧美、日韩等比较，长期以来，我国图画书在整个少儿读物中所占比例很小，大众对图画书的购买兴趣不大。由于图画书的制作成本大、书价普遍偏高，一般大众愿意为孩子购买文字书而不愿花钱去买翻上数页就看完了的图画书，对那些没有文字的“无字图画书”更是兴趣索然。又由于受传统美术的影响，人们更熟悉连环画而不谙异域色彩的图画书。

进入新世纪，社会经济的提升拉动市场购买力，而那些在七八十年代出生从小受到儿童读物影响的年轻父母们（主要是城市白领阶层），普遍重视孩子教育，看好图画书，这就为国内图画书市场锁定了基本的读者群。图画书的概念与独特的艺术美质经由一批热心的阅读推广人如彭懿、方卫平、王林、朱自强等的热情鼓吹，加之伴随着所谓“读画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台湾幾米的《月亮忘记了》、《向左走，向右走》系列图画书、朱德庸《绝对小孩》等漫画书的热销，图画书这一概念（或者说法）终于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并首先为一些具有前瞻出版理念的出版社看好。2006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彭懿编著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介绍了国外64种经典图画书，通过实例告诉读者如何从头到尾阅读一本图画书的经验，对普及图画书知识发挥了特殊作用。于是，一个引进、推广、原创三位一体的“图画书运动”日渐成为新世纪的一道独特的儿童文化风景。

1999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德国雅诺什编绘的10种图画书，有《小老虎，你的信》、《兔孩子一点也不笨》。从2000年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开始有系统地引进出版包括米切尔·恩德的图画书系列、“彩乌鸦”系列等德语图画书。此后，北京的童趣出版公司、上海译文出版社、少儿出版社、中国少儿出版社、明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外研社、湖南少儿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浙江少儿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等，也竞相引进出版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荷兰、丹麦、奥地利、日本、韩国等国的图画书。内地出版社还与台湾出版机构密切合作，两岸联手运作图画书的引进译介。如上海的少儿出版社与台湾信谊基金会合作出版了多种外国及台湾地区的优秀图画书。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台湾麦克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启发精选世界优秀图画书系列”，自2007年起，已出版了《我爸爸》、《我妈妈》、《花婆婆》、《大猩猩》、《大卫，不可以》、《让我安静五分钟》等数十种世界著名图画书作品，从编辑、导读到印刷制作都堪称一流。

当引进译介达到一定“热度”以后，如何建设我们民族自己的本土原创图画书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国内一大批专业少儿出版社都曾先后推出过本土图画书，如北京少儿出版社的“冠冠图书”，江苏少儿出版社的“我真棒”儿童成长图画书，明天出版社的“小企鹅心灵成长故事”，中国少儿出版社的“嘟嘟熊”系列，浙江少儿社的“笨狼的故事”系列，湖南少儿出版社的“儿童心灵成长图画书”系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蒲公英图画书馆”系列，外研社的“聪明豆绘本”系列，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冰波童话”系列等。江苏少儿社、明天出版社、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是新世纪打造原创图画书的重镇，而江苏画家周翔、北京熊磊熊亮兄弟等则是创作本土图画书的高手。周翔编文绘图的《荷花镇的早市》（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被曹文轩誉为“中国绘本的优美开端”，另一本周翔据北方童谣改编并绘图的《一园青菜成了精》（明天出版社）也堪称佳构。熊磊、熊亮兄弟创作的“绘本中国”系列中的《京剧猫》、《小石狮》、《年》、《灶王爷》（明天出版社2007）以及“情韵中国图画书系列”中的《京剧猫·长坂坡》、《京剧猫·武松打虎》、《苏武牧羊》、《荷花回来了》、《我的小马》、《纸马》，均是充满浓郁中国文化元素的上佳之作。熊磊、熊亮在《中国美学看绘本》一文中认为，中国图画书应该有与西方审美标准不一样的特质，即“注重神而忘形、万物有情，注重内在的音律节奏、气韵生动、虚实相生”。

在打造本土图画书方面，江苏少儿出版社的《东方娃娃》（周翔主编）、全国妇联于2006年创刊的《超级宝宝》（保冬妮主编），是两家以发表图画故事作品为主的杂志。而以《东方娃娃》周翔、朱成梁、蔡皋与南京信谊组合的创作群体，以熊磊、熊亮兄弟与中央美院杨忠、北航庄庄等组合的“五色土原创图画书研究中心”，则是南北两个活跃的图画书创作群体。

近些年，图画书与图画阅读研究也已出现了一些成果，除彭懿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康长运的博士论文《幼儿图画故事阅读过程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上海谢芳群的《文字和图画中的叙事者》（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2007年8月，全国妇联《超级宝宝》杂志社与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中国本土原创图画书研讨交流会”，就图画书的文学、美术、出版等专题进行研讨，会后编印了由方卫平、保冬妮主编的《图画书的中国想象》一书（内部印行）。2008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办、明天出版社承办的首届“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论坛”在济南举行。高洪波、金波、樊发稼、方卫平、朱自强、曹文轩、王泉根、汤锐、彭懿、周翔、熊磊、保冬妮等出席论坛并作演讲，各地少儿出版社、山东儿童文学作家等近百人与会。这次研讨会对于认识本土图画书现状、推动本土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意义重大，标志着新世纪图画书引进出版热，正逐步走向自觉的本土原创图画书理性建设时期。

第四，加强中外儿童文学理论交流，引进国外儿童文学学术资源，这是新世纪中外儿童文学交流的一个亮点。

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译介外国儿童文学论著甚少。据资料，1949年以后第一本翻译进来的外国儿童文学论著是195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苏联阿·尼叶查夫著的《论儿童读物中的俄罗斯民间童话》（和甫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受苏俄文学一边倒的影响，译介的7种论著全来自苏联，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除上述的一种外，另外重要的有：阿恩编的《苏联儿童文学论文集》（1954年）、格列奇什尼科娃的《苏联儿童文学》（张翠英等译，1956年），密德魏杰娃编的《高尔基论儿童文学》（1956年）。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一共只出版了以上7种外国儿童文学论著。进入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外国儿童文学论著译介虽有所加强，但步子依然不大。据现有资料统计，从1981年至1999年将近20年间，总共只译介了10余种论著，其中安徒生传记与研究论文多达4种，小啦（周均功）翻译的丹麦约翰·迪米留斯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安徽少儿出版社1999年）是国外安徒生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另有4种论著出自日本学者之手，其中以日本上笙一郎著的《儿童文学引论》（郎缨等译，四川少儿出版社1982年）最具影响，该书有关儿童文学性质、特征等的观点，经常被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引用。这一时期有3种欧美译著，以舒伟等翻译的美国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最为重要。这是一部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名著，西方评论家认为：“对于那些关心儿童成长，关心儿童文学的人，它是一部必不可少的案头书；而对于任何关心人类内心世界的人，它又是一本令人振奋和神往的读物。”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我国学术界思想活跃、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最为热络的时期，“美学热”、“方法热”、“文化热”此起彼伏，新概念、新方法、新名词狂轰烂炸。由于当时版权管理尚不规范，拿来就可翻译出版，因而大量外国文艺理论著作都被翻译进来，而且动辄就印数万册。然而遗憾的是，儿童文学理论译著却微乎其微，整个八九十年代仅有上述列举的10余种而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很少与国外交流，长期以来几乎是在一种‘与世隔离’的状态下，独立特行，自说自话。”“因而当人们在激烈批评当今文论界‘恶性西化’，言必‘解构’，文必‘后殖’，造成‘失语症’时，儿童文学文论似乎鲜有此类现象。”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界未卜先知，早有防范西化、失语的先见之明，而是说，实际上我们已经错失了与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进行交流对话的整整一个“八九十年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儿童文学理论界自身的，如缺乏既精通外语又精深儿童文学素养的专门人才，也有外部的，如专业少儿出版社普遍不愿意出版理论译著，将其视为成本大、印量少的赔本买卖。

进入新世纪，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介的局面终于有了起色，据不完全统计，自2002年至2007年，国内已出版了包括美国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德国莱普曼等的《长满书的树》（湖北少儿出版社2005年）、日本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明天出版社2007年）等11种外国儿童文学论著。新世纪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其原因一是出版社的投入与重视，二是国内南北两家儿童文学研究重镇——北师大与浙江师大的艰苦努力。

2008年，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方卫平主编的四卷本“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包括加拿大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著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美国杰克·齐普斯著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蒂姆·莫里斯著的《你只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英国彼得·亨特主编的《理解儿童文学》。方卫平在序言中认为：“今天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提升和知识增长，同样离不开对于传统学术路径的依赖，对于现实文学生活的关怀，以及对于外来思想资源的学习和借鉴。”“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学术资源，同样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必须面对的任务和挑战。”

201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与澳大利亚麦考利大学约翰·史蒂芬斯教授共同主编的六卷本“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由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本套丛书早在2002年就开始策划，全部书目由约翰·史蒂芬斯推荐并联系作者授权。约翰·史蒂芬斯教授是西方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前会长，现任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刊《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主编，对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有精深把握，因而这6种译本可以说是近十年来西方儿童文学学术前沿的代表性论著，涉及到文化学、修辞学、传播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拉康的主体理论、巴赫金的主体性、语言和叙事理论等。这6种译本分别是：澳大利亚约翰·史蒂芬斯著的《儿童小说的语言与意识形态》（黄惠玲译），美国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著的《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李丽译），澳大利亚罗宾·麦考伦著的《青少年小说中身份认同的观念：对话主义建构主体性》（李英译），瑞典玛丽亚·尼古拉耶娃著的《儿童文学中的人物修辞》（刘洊波、杨春丽译），美国杰克·齐普斯著的《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中的激进理论》（舒伟译），美国卡伦·科茨著的《镜子与永无岛：拉康、欲望及儿童文学主体》（赵萍译）。

约翰·史蒂芬斯教授在序言中对这套丛书作了如下介绍：“在西方，儿童图书的数量一直持续增长，这为中文翻译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无论是对这些图书本身进行研究阅读，还是把它们作为比较文学的对象，学者们都要洞悉其创作语境和阅读语境。为了培养这种洞察力，西方儿童文学发展了众多的研究途径和方法，讨论图书、图书所反应的社会问题和促使这些问题形成的文化习俗之间的复杂关系。北京师范大学王泉根教授是本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体察到一种紧迫性，即加强对图书的深度阅读、促进各学术领域的学者们进行更密切交流的迫切需要。于是，他构思将文学批评各个领域的代表性著作译成中文，随之与安徽少儿出版社达成协议，这个系列译著遂与读者见面。这些译著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西方学者阐释儿童文学的方法，不失为成功的阐释范例。选择这些著作，是因为它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一个重复性问题，即在调停或者挑战霸权、种族和性别的文化话语时，儿童文学的潜在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构建儿童的自我意识中至关重要。每本书都从根本上关注文学理解的原则，而侧重点则各不相同，它们分别研究语言、叙事形式、类别、性别、心理和文化影响，例如，社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整体，丛书表现了不同的理论和阐释立场，希望读者对比它们的不同之处，从不同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中获得启发。”

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吴岩主编的“科幻理论经典译丛”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分別是：英国艾萨克·阿西莫夫著的《阿西莫夫论科幻》（杨蓓、尹传红等译），英国布赖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著的《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舒伟、孙法理等译），英国詹明信等著的《作为寓言和乌托邦的科幻》（王逢振等译），加拿大达科·苏恩文著的《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等译），达科·苏恩文著的《科幻小说的观点与预设》（郝琳、李庆涛等译）。

“科幻理论经典译丛”选择了当代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幻学者和作家的理论名著，其中有世界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论集，英国科幻新浪潮代表作家奥尔迪斯的科幻史名作，加拿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苏恩文的科幻理论“奠基石”，也有美国后现代文学理论家詹明信（或译詹姆逊）的科幻论著。可以说这套译丛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当代西方科幻研究的前沿成果，无论对于科幻文学、儿童文学、幻想文学，还是乌托邦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等都有着重要意义；由于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艺术精神有着密切联系，而少儿科幻又是儿童文学的一翼，因而这套译丛的出版无疑对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知识谱系和研究方法的参照。

第五，举办儿童文学高端学术会议，对话中外儿童文学前沿话题。

进入新世纪，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儿图书出版大国。谓其大，一是童书市场大，全国3亿多少年儿童都是少儿读物的服务对象；二是出版量大，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跨越式发展，现在我国少儿图书的年出版品种已达一万多种，年总印数达6亿多册。当然我国还不是少儿出版的强国，距强国还有相当距离。东方少儿图书大国地位的崛起，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已有多种国际性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会议选择在我国举办。200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共有来自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蒙古、哈萨克斯坦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二百多位儿童文学工作者参加。“第十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2010年秋季将在浙江金华召开。2005年是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诞生200周年纪念，丹麦首相安纳斯·弗格·拉斯穆于是年2月27日亲临北京参加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庆典揭幕仪式——“安徒生和中国正式发布会”，公布了庆典活动中丹合作的重大项目，包括在中国举办现代视觉艺术展、儿童绘画比赛、演出童话音乐剧和出版最新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等30余项活动。纪念活动在中国延续一年。2005年12月20日，由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和平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安徒生童话的当代价值——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儿童文学、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界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近百人与会。这次研讨会是中国文坛与学术界对“2005安徒生年”的集中回应，也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中国地区纪念活动圆满结束的标志。为配合“2005安徒生年”，中国和平出版社特地出版了两种安徒生研究著作：一是王泉根主编的《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一是李红叶专著《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

新世纪在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国际性儿童文学会议无疑是2006年9月20日至23日，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第30届世界大会”。这是继日本、印度之后IBBY第三次在亚洲举办的世界大会，共有来自全球54个国家的五百多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主题是“儿童文学与社会发展”，并分别设置以“我们的文学——儿童论坛”、“国际少儿出版高峰论坛”、“儿童文学与道德规范”、“儿童文学与理想世界”、“儿童的自由与空间”、“儿童读物与多媒体时代”、“儿童图画书的发展趋势”、“哈利·波特现象的思考”、“弱势儿童的阅读”为议题的九个分会场。会议还举行了国际安徒生奖颁奖仪式以及亚洲儿童图书展、中国少儿精品图书展等十个展览。这次大会被誉为IBBY历史上“最成功”的大会，有力地展示了中国少儿出版在全球的大国地位的形象与实力，是中国真正走向少儿出版大国、并挺进强国的重要标志。

在加强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交流方面，我们还应提到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在新世纪举办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学术活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曾先后邀请来自美国（2000、2009）、瑞典（2000）、芬兰（2001）、日本（2000、2006）、澳大利亚（2002、2005）、马来西亚（2007）等国的著名儿童文学专家学者，包括原国际儿童文学学会会长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约翰·史蒂芬斯等，到北师大进行学术交流和为儿童文学专业研究生授课。北师大还先后举办了多次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会议：2000年10月“中日儿童文学交流研讨会”，2005年6月“美国科幻创作和现状研讨会”，2005年12月“中东（约旦、巴勒斯坦）儿童文学研讨会”，2006年11月“中日图画书交流研讨会”，2007年7月“中美科幻北京峰会”，2008年3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中挪儿童文学与青少年成长研讨会”等。2006年10月，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成立，这是儿童文学与多学科整合研究的重要标志。该院成立以来，已举办了多次重要国际儿童文学与文化学术会议，如2008年10月举办的“2008媒介与儿童文化国际高峰论坛”，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和英国、新西兰、意大利、南非、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共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2007年5月，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主办，华中师大《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北师大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加拿大驻沪总领事馆、浙江省外国文学学会等协办的“青少年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宁波大学召开，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和国内高校的近百名学者、研究生出席。大会共收到论文48篇，论题集中在青少年与成长小说、各国的青少年文学研究、青少年文学主题个案研究等方面。这次研讨会也是儿童文学界与外国文学界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学术合作。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芮渝萍教授的《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是国内第一部有分量的成长小说研究专著，对新世纪国内兴起的成长小说研究很有影响。成长小说也是儿童文学关注的研究对象，王泉根主动与芮渝萍联系，并与国外同行专家邮件往返，最后终于有了儿童文学与外国文学“亲密握手”的这次国际会议。

第六，实施儿童文学“走出去”的战役，扩大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

举凡大国之崛起，不仅仅只是商品之输出、物质之富庶，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能为世界所认同，成为引领世界的主流价值理念与文化坐标；而图书，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无疑是“走出去”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好形式之一。少儿图书是最适宜“走出去”的图书品种。我在一篇文章中认为：“童心总是相通的，儿童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儿童文学是最能沟通人类共同的文化理想与利益诉求的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同时，相对来说，儿童文学的翻译比较容易，很多童书又是图文并茂。图画和音乐一样，是世界性的语言，在文化沟通中更少障碍。因而儿童文学应当成为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要产品。

虽然我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在上个世纪也在“走出去”，但总体份额不大，我们更多的是引进，是“请进来”。进入新世纪，随着原创儿童文学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百年儿童文学积淀使然，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儿图书终于打响了“走出去”的战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供的数据，“2006年，我国少儿读物出口67750种次，50.74万册，122.51万美元；全国少儿读物进口19646种次，32.52万册，241.43万美元。”出现“走出去”比“请进来”多的局面。另据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海飞的统计：“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有两千多种少儿图书实现了海外版权输出，其中上少社六百多种，中少社四百九十多种，浙少社二百一十多种。同时，少儿图书对外开放正朝着多元共赢的方向发展，如版权投入分成合作、出版投资分成、合作出版同持版权、合作出版系列开发、版权代理合作等，合作开放，百花齐放，多姿多彩。”（海飞《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少儿出版的四大变化》，《中国少儿出版》2008年第1期）

在中国少儿图书“走出去”的战役中，原创儿童文学显然是一大亮点。一大批优秀长篇小说、童话作品都被译介到欧美、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如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笑猫日记》、黑鹤的《黑焰》、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等。曹文轩的不少中短篇小说也被翻译出去，有的还进了韩国中小学的教科书。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笑猫日记》被全球最大的英语读物出版集团之一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签走多语种版权。该集团中国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周爱兰在分析中国儿童文学被世界看好的原因时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成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与文化大国，早已成为哈珀·柯林斯全球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文世界推出中国优秀的作家作品，帮助中国作家成长为真正的国际作家，让世界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是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中国公司的核心工作之一。杨红樱女士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成为哈珀·柯林斯中国当代作家出版计划的开路先锋。我们认为，全世界的孩子对儿童读物的需求是相似的，杨红樱作品所反映出的中国儿童生活现实与心理现实，能够打破东西方的文化障碍。书中表现出的张扬的孩子天性、舒展的童心童趣、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之间的隔膜能打动全世界的儿童。这就是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相继签下‘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四个调皮蛋》《同桌冤家》《暑假奇遇》《天真妈妈》《漂亮女生夏林果》《丁克舅舅》《宠物集中营》《小大人丁文涛》8本图书的多种语言版权，以及‘笑猫日记’系列的英文以及其他部分语种版权的原因。我们希望，说英语的孩子们能够通过阅读杨红樱女士的作品，通过那些生动幽默、简单易懂、引人入胜，而又极富时代感的故事，来了解当代中国儿童的生活现状，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周爱兰《杨红樱作品的成功之处及其走向世界的意义》，《中国少儿出版》2008年第4期）。

儿童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因而儿童文学作家则有可能以一种村上春树所说的“共通性的语言”来写作。“共通性的语言”首先是一种全球化视野，同时又有本民族文化特质，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的，又是儿童性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梦，中国正在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在充满希望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与最容易“走出去”的中国儿童文学，理应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