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何雁 王群存 见习记者/王秋虹 郑菁华通讯员/杜兴民

追溯海南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岁月
——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

□本刊记者/何雁 王群存 见习记者/王秋虹 郑菁华通讯员/杜兴民

政权接管：海南解放初期最需要的是干部

“解放着区60的年天前是的蓝解蓝放的区天老…歌…，褚”石伴老随人跟我们讲述起海南解放初期的纷飞岁月。褚石年过八旬，但谈起60年前的往事依然思绪翩跹，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聊及一些关键处还会特意在纸上写上几笔。

“海南最需要的是干部！”1949年6月间，在中共华南分局召开的海南战地会议上，面对时任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解放海南还需要什么”的问话时，时任琼崖区党委书记的冯白驹如此回答。由于中共琼崖纵队一直在海南山区、农村坚持武装革命斗争，而南下解放海南的干部面临语言不通的障碍，海南解放后急需熟悉海南，并且有管理城市、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经验的干部。于是，在华南分局内抽调一批海南籍、福建籍的高级行政干部接管海南行政事业，被迅速摆上议程。

褚石时在华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人事教育部干部组织处任党务干事，接受到这一紧迫命令后，与华南分局组织部的同志一起，很快联系到了刘向山、林吉祥、林克泽、黎明、陈伯光、张凯、林立、何良和向于正等一批在广东省政府任职的海南籍高级行政干部。

褚石

经过一番座谈动员后，这些海南籍高级行政干部与各地选调的一些中层干部在海南解放前夕踏上南下路途。在动员座谈会的感召下，非海南籍的褚石也毅然加入了这支特殊的南下队伍。

与队伍同行的还有华南运输公司60辆运输光洋的黑乎乎的大卡车。“一路上人山人海，到吴川县后车队就根本走不动了，华南分局临时决定调派了附近部队一个营的兵力来开路、保障。”褚石老人挥舞着右手，让人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经过10天的艰苦跋涉，1950年5月6日，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到达海南。褚石随即成为海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署的副军代表，投入到紧张的接管工作中。“为了稳住形势，打开局面，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征税、收粮，以及为实现供给制成立了海南第一、第二被服厂。”

褚石回忆，当时海南与内地布料均严重短缺，海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署只好专门组织了2条大船前往香港采购布料，方才缓解了被服厂的布料不足之急。而在征收税收和公粮方面，考虑到商人都比较精明，常有瞒报营业收入的行为，在确定其需要征收税额的营业额时，采取民众公议的形式，在其所报营业额的基础上增加两到三成；而考虑到农民素来受到地主、旧军阀的压榨，生活负担较重，征收公粮主要根据历史依据，但在其基础上下调20%至30%的征收比例。

60年间，让褚石老人最为欣慰的事是，改革开放后，他在海南行政区外经委副主任的位置上，以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中国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洽谈会；后来又与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主要领导到北京向中央要到了“海南有进出口自主权”的特殊政策，见证了海南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

“政策方针对了，干部是最重要的因素。”褚石老人认为，只要政策对头，路走得对，加上人的思想观念及时更新，一个地区的发展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恢复秩序：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山不民藏群人众人，和藏平人建，战设争时年期代同离样不离开不人开人民群众，一切都要紧紧依靠群众。”87岁的李光邦老人如是说，他回忆起60年前接应解放军渡海先锋营上岛时，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

1950年3月11日上午，在当地党组织、群众的接应下，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383团渡海先锋营在文北县赤水港、景心角、铜鼓岭等地顺利上岛，安全到达中共文北县委、县人民政府驻地。李光邦便是当时参与接应的文北县领导人之一。

5月，海南解放后，文南县、文北县被撤销，恢复文昌县，李光邦担任文昌县副县长。“当时海南最紧急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就是剿匪。”李光邦说。

海南解放初期，岛上仍有一些溃散的国民党残军和潜伏特务，特别是在文昌还有所谓的“海南游击队文西支队”，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扰乱社会治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迅速消灭国民党匪军特务，就不能巩固治安，恢复秩序和生产建设。

“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欺压人民，失去民心，没有群众基础，群众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就会很快通报给人民政府。”李光邦回忆说，当时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展开群众性的清匪运动，群众知匪就报，见匪就捉，使潜藏的零星土匪无处藏身，清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由图3可知，由于示例飞机最大飞行高度较低，其驾驶舱和客舱压差峰值较8000ft高度下主风挡破裂小。在决定是否在驾驶舱门上设置泄压板时，可选取两者中较严酷的压差峰值，与驾驶舱门结构承载能力进行比较。当压差峰值超过驾驶舱门结构压差承载限值时，则需在驾驶舱门上加装泄压板。

1952年8月，李光邦投身到了海南全面铺开的轰轰烈烈的土改工作中。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群众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极大地激发了生产积极性，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纷纷订立开荒计划，开展生产竞赛，促进了海南农业生产的发展。

再后来，李光邦离开文昌县，调到了华南公路工程指挥部，见证了海榆中线公路的建设。

海榆中线公路全长296公里，是海口至三亚榆林的国防战备公路。1952年8月，中央军委调派解放军某兵团近万名官兵浩浩荡荡开进海南。李光邦当时还兼任海南军政委员会民工动员处副处长，全岛各市县有10万民工参与了海榆中线公路建设。

海南中部山区山高谷深，荆棘丛生，加上海榆中线需穿越山高林密、人烟稀少的五指山，全岛各地的民工都是挑着简单行李，靠两条腿走到工地。施工中，解放军在前面爆破开路，拓出路基基础，民工们则跟在后面，手挖、肩挑土石方和碎石，铺出路基垫层和路面。

1954年12月19日，海榆中线公路全线建成通车，达到国家五级公路的水平。“海榆中线公路是海南解放后的第一个大工程，当时修路技术落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本是不可完成的。而我们之所以能有群众做依靠，主要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人民群众。”李光邦说。◎

体制变革：推进社会主义改造

邵伯康回忆说，推翻了国民党的旧政权后，1950至1953年，海南进入三年经济恢复期，比我国大陆晚一年。这一时期，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保证社会的稳定，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心地从事社会生产，享受和平的日常生活。“而当时百废待兴，要干的工作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邵伯康感叹。

由于长期以来，海南人民受封建制度的束缚，生活极为贫困。海南岛解放后，为了变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军政委员会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推行了土地改革以及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私营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尽快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便是首要的问题。其中，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产，建立国营经济是建立新经济制度的重要环节。所以，海南军政委员会除了先后接管了海南纺织厂、汽车修理厂等单位，将这些单位变成国营经济实体，其资产变为国有资产外，并同时接管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广东银行、海南银行等6家国民政府官办银行。1950年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海南分行正式成立，统管海南岛的金融业务。随后，在海南各市县城镇迅速设立了支行、办事处和营业所。

1953年2月，为了整顿机关企业人员队伍，海南军区决定选派一批政治干部到机关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党的教育。海南解放后便在部队速成中学接受培训的邵伯康，是年恰好毕业，随即转业至中国人民银行海口市支行，主要负责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树立人民银行为人民的思想观念。

据邵伯康的回忆，由于银行的业务性强，接管难度较大，当年的银行有三分之一的职员是旧社会留用人员，多沿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单纯的业务观点，压根没有人民银行为人民的观念。”如何改变这种意识形态，树立银行国有化的思想观念？邵伯康想出两个办法。一是在人事安排上，给行长当好参谋，为货币管理股、计划股、出纳股、金库等重要岗位及博爱、新华、府城三个管理处选配党性过关、素质过硬的干部。二是组织专门学习。在每天晚上银行下班之后，邵伯康专门用一个小时来组织全体职员学习党的相关政策文件，主要强调党要管钱，改变资本家管钱的旧观念；强调用钱要得当，要用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急需的领域，而不是跟哪个老板关系好就贷给谁。如此这番，逐渐确立了党在银行的领导地位。

1955年5月，由于出色的思想工作能力，邵伯康调任海口市委宣传部工作，自此离开了银行。但海口经济秩序的稳定问题一直没有离开他关注的视野。1988年，海南建省。邵伯康担任海南建省后的海口市首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促成了海口市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海口市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的出台，为当时海口市进行经济活动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经济工作者，提供了适合特区经济实际的具体法律依据和管理准则，对稳定海口经济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