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动画的美学特征是丰富而多彩的，有专家就曾指出：“一个国家的美术电影趋向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它艺术作品更多地包含着本民族的艺术趣味和适应本民族的欣赏习惯，也就是这个民族在漫长的艺术发展道路上，逐渐形成的美学原则”。[1](28)由于长期以来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润泽，所以在中国动画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具有民族艺术风格的动画作品。这些动画作品的产生和发展显示出独特而鲜明的民族个性和人文品质，具有着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特征，所以才能走出国门而蜚声于国际动画影坛。中国民族动画的成熟及发展为当代中国动画艺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大量内容，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民族动画的继承和发展再次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并给予了极大程度的提倡和宏扬。但是，中国动画创作的现状和受众对当前民族动画作品的认可，却和理论界的争鸣显示出大异其趣的表现形态，尽管动画界依然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民族的创作方向，依然以民族的文化特征和艺术情调来进行创作，但动画作品的认可度却仍然没有多少好转，面对理论与实际所产生的这个悖论问题，我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新的经济背景和文化景观下民族性的创作方向到底该如何选择？基于此问题本文做了一些理论层面上的思考。

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大量动画作品，都是在民族文化的根基下产生的，并且在作品中凝结着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理想以及本民族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等，所以，中国动画中带有民族特性的动画作品，不论其动画形象本身还是故事内容以及表现形式，都是深深地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建构起来的，在其作品的深层价值结构中都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缩影。以60年代前后中国动画的辉煌成就为例，这一时期的动画创作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朴素恬淡、计白当黑的笔墨情趣，而且可以感受到意境悠远、画面隽永的造境情调，以及可以品读到“中和之美”的创作审美指向和“团圆”轨迹的故事结构，等等，这样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在动画的创作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赢得了中国观众的认可，同时也得到了世界观众的褒扬。但是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思考，为什么当时所展现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格调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而现如今的动画创作尽管也依然沿用民族的创作思路和创作手法，乃至同样的表现题材和艺术元素，却创作不出享誉世界的优秀动画作品呢？

二

单纯从传统文化本身来讲，经过文化多年的积累和沉积，一个民族必然会形成稳定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活动取向。“一定的文化沉积层，是一个民族成熟与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2](150)所以，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的长期孕育下，必然会形成独特而鲜明的群体性的性格特征、价值追求、审美取向、情感方式等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方面的展现形态，各个层面又会不断影响和促成独特而稳定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形成。这种文化及观念一旦形成，便具有着稳定的结构模式，无论从思想维度上、还是艺术追求或是审美理想上，都会以“典范”的姿态来形成一种文艺创作的范本模式。这种范本模式尽管在传承民族文化和展现民族艺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临范”创作方式的背面，也必然会遮蔽和压抑着创新和开拓的潜势。

以六十年代中国动画的代表作品《大闹天宫》为例，“1978年《大闹天宫》在伦敦电影节上取得的成就最为夺目。当时取得的奖项是‘最佳影片奖’。在电影节的纪念册中，影评人凯恩•拉斯金这样写道：‘这部影片可以和《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以及希腊的民间传说媲美。它们同样是充满了无穷的独创性、迷人的事件、英雄式的行为和卓越的妙趣。影片通过杰出的美术设计，而成为一部拥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美联社在伦敦电影节上的报道表示了同样的尊敬：‘美国最感兴趣的是《大闹天宫》，因为这部影片惟妙惟肖，有点像《幻想曲》，但比迪斯尼的作品更精彩。美国绝不可能拍出这样的动画片。’”[3](76)“英国一家杂志认为这部影片‘具有中国独特的艺术风格’。芬兰报纸也说：‘它把动画技术最杰出的特点和传统的东方绘画风格结合在一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创造了美术片输出的最高纪录，到目前为止，已在44个国家和地区映出。1983年6月，《大闹天宫》又轰动了巴黎，12家影院联合首映，仅一个月时间，观众已近10万人次，这在今天的巴黎，这样的成绩是令人惊叹的。《人道报》说，它是‘动画片的真正杰作，就象一组美妙的画面交响乐’。《世界报》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狄斯耐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狄斯耐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即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4](74)从此之后，中国的动画创作就基本上以此作为动画的创作方向和创作目标，或曰：其已成为一种动画创作的“摹本”，所以，这一时期在审美趣味和美学追求上都以该片为典范，在“临摹”方式的创作中也必然会出现保守自足的创作危机。在创作思路上开始停滞不前，题材运用上也出现了简单重复的创作趋向，表现形式上也固化在民族元素的表层借鉴上。所以，在1987年法国阿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中国选送的《金猴降妖》等三部作品皆无缘奖项，并被评委指为“故事冗长”，“手法陈旧”，而且，阿纳西电影节的评委中一半以上的人持此意见。[5](6-10)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观念越根深蒂固就越容易形成一种固态化的艺术范式，也越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个反面，即表现为内驱力不足的创新枯竭和停滞保守的创作态势。面对这样的思想阻隔，我们将采取怎样的方式来作出积极的进路选择呢?

三

“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只有它是可交流的、可增长的，它才会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地域性的民族艺术也是这样。”[6](233)在中国六十年代的民族动画作品中，就具有着这种开放的交流潜质和艺术表现，所以在与世界的对话与交流中，才显现出自己独立的人文品质和艺术追求。从中国动画民族创作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从民族口号的提出到辉煌阶段中国民族动画的自由创作，都是以开放和交流的姿态来进行创作的。在纵向上，我国的动画创作不仅可以灵活地运用动画的创作手法，也可以自由地借鉴传统各门类艺术的精华。在横向上，中国的动画艺术跨越了诸多域限，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文化，在民族的基础之上凭添了时代的风貌和特征。这样在双向维度上的交流和发展，使中国民族动画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提高和飞跃。

同样以《大闹天宫》为例，该片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它的成功并非以内容的翻空出奇、表现手法的民族借鉴所取胜，而是其所孕育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交流和融汇中所获得的一种价值的张扬。当该片被送到其他西方国家所播映之后，人们除了对精巧的创意，（如开头部分花果山的小猴子们，将水帘洞的水象来开帷幕一样地将水向两边拉开）民族化的表现形式（如程式化的表演风格、京剧化的脸谱、以及从庙宇佛像、剪纸木刻、年画等民间艺术的借鉴等）的欣赏外，还对主人公的塑造产生了认同。我们知道，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观念中，具有着反传统、反历史、反理性的倾向，崇尚自我，追求个人体验和个人的主观感受，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再来品读《大闹天宫》这部作品，必然会在交流中产生文化上的自由张力。一个呼唤自由、追求自我、个性张扬且藐视强权的叛逆形象与其内在思想所同构，从而在消解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建构起更具跨越性和认同感文化意义。所以，《大闹天宫》被世界范围所交口称誉的本质原因，是在交流中引起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具有交流和增长资质的审美新视界，从而作品中不仅体现了民族的文化范式和审美情趣，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也升华了作品的文化价值。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如果丧失了民族文化的根基,就会迷失于异文化之中,只有以自身的文化作铺垫,艺术才有生命的基础。”[7](72)当然，这种铺垫是在交流和开放的基础之上所孕育和形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动画作品，必然在创作中会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由于文化本身将向着开放与吸收的视野进行不断扩展和丰富，所以，中国民族动画的创作及所展现出的审美内涵和审美理想以及所体现出的文化心理和人文情怀，也将会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变迁而呈现出多维度的拓展及演变，只有在这样的交流与融合中，才能使中国动画更具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从而确立和实现自己的文化身份。

对于传统我们应该继往开来，不断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探求出本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从而在动画作品中体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与艺术旨归。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要关照到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对立统一，对民族文化既不故步自封，对世界文化也不顶礼膜拜，而应当用平等交流的姿态与世界进行对话。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我们依然提倡民族性，仅管民族文化有着强大的典范性和一定意义上的反面束缚作用，但我们坚决不能放弃对传统文化的自觉研究，“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协调，在冲突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8](191)所以，中国民族动画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并不是单一形态的发展格局，应该呈现出多元、交流、包容的发展倾向，应该以开放的心态不断从其他领域中吸取和借鉴新的内容，从而使作品更加适应当代人的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话与交流所达成的一致目标，完成本土动画艺术的新增长和新跨越。

[1]韩竞.中国动画片的审美情趣[J].南京艺术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

[2]宋生贵.传承与超越：当代民族艺术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张宏.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氏兄弟和 <大闹天宫>[J].电影艺术，2005，（6）.

[4]张松林.寻觅美术电影民族化的足迹[A].中国电影年鉴1985[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

[5]张松林.中国动画片在阿纳西电影节未获奖后的反响[A].中国电影年鉴1988[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6]宋生贵.塞上风景[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7]邓波.传统或现代：中国动画片的选择[J].四川：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3）.

[8]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