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竺柏岳

略谈人对客体认知的差异

文｜竺柏岳

从共时性来看，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艺术修养的读者群，对同一作品的阐释有千差万别。从历时性来看，不同时期的读者对同一作品意义的理解亦千差万别。

近日，翻阅了北大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教授的《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书中，朱先生为了论述由于职业、习性、爱好等差异而带来的对于同一事物认知之差异，特举园地里一棵古松为例，说明三种人对它持有实用的、科学的、审美的三种态度：

木材商人所感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并联想到架屋、制器、赚钱等等。

植物学家所感觉到的只是一棵叶的针状、果的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并联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等等。

画家所感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松，并把它当作一幅画去欣赏品味，古松对于他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世界。

朱教授的分析何其精当高超！

再说，对同一山水景物的感知又如何呢？

据说，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张弦、丛维熙、陆文夫三位著名作家同赴东北长白山体验生活。登山远眺，面对白山黑水别有风味，感慨无穷。三人相约各用一句话描述眼前景色。

“这白桦树，多像一个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啊！”张弦指着那一望无际的白桦树说。

“不！这株株高耸的树木，是一根根船上的桅杆！”陆文夫独抒己见。

“都不是！”丛维熙反驳说，“这是来了一艘海盗船，要把我们的姑娘都掳走！”

大家知道，这三位作家曾同样蒙受过“右派”的苦难，但张弦向来关心女性命运，以创作妇女题材见长，陆文夫较习惯于开掘故乡苏州一带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而丛维熙则是一位写牢狱生活的高手，风格粗犷犀利。他们三人的艺术个性无不在这短短一句话里坦露出来。

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这一论题，古代就《诗经》鉴赏问题提出了著名的“诗无达诂”说。请看臧克家对30年代创作的《老马》一诗引发的审美歧见说明：“写老马就是写老马本身，读者如何理解，那是读者的事，见仁见智，也不会相同。你说《老马》写的是农民，他说《老马》有作者的影子，第三者说，写的就是一匹可怜的马，我觉得都可以。”臧克家的话表明，审美鉴赏时应持宽容的态度，不必强求别人接受自己见解，这正符合“诗无达诂”说。

同样，人们由于对客体感知不同与着眼点有所侧重，因而在对同一对象的记述中亦不尽相同。宋代有这么一则故事：

欧阳公（即欧阳修）在翰林日，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道，公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公曰：“使之修史，万卷未已也。”公曰：“内翰以为何如？”曰：“逸马杀犬于道”（《唐宋八家丛话》）。

但沈括《梦溪笔谈》里有另外记载：

穆修、张景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两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两人之语皆拙涩；当时谓之工，传之至今。

后来，南宋陈善认为，沈括但云“适有奔马践死一犬”，可谓记得“浑成矣”，写得最高明。

于是，一匹奔马马蹄踏死黄犬事件，就有六种表述文法：

——有奔马践死一犬。

——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有犬死奔马之下。

——有奔马毙犬于道。

——逸马杀犬于道。

——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

其实，这都是由于意思有轻重，文辞有宾主之分，犬死因有主动被动之别，终于形成这六种句式。一至三句着眼点在马，第四五句在于犬，第六句则在马与犬双方。不过，分清宾主必须按照具体实际情况而记录，不能凭空判定句子优劣。如果把奔马杀犬作为一件民事案处置，首先得查清在何处被践死，辨清主被动关系。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所说：“辞达而已矣。辞主乎达，不论繁与简也。”

再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考察，一部文艺作品诞生后，第一个读者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丰富或修改，给予另外的感知。这在世界文艺接受史上是常有之事。对于鲁迅的《阿Q正传》的意义的发现，从一开始的“精神胜利法”说，到“落后农民”说，从“国民性弱点的典型”说，到“不觉悟的贫雇农”说，等等，永远说不尽。又如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刚出版被视为“淫书”而遭禁，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家喻户晓，说它表现了进步的时代精神。晋代诗人陶渊明，《文心雕龙》不愿提及他，钟嵘《诗品》只把陶渊明列为“中品”，但到了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给了陶渊明以崇高的评价，李白甚至说：“何时到彭泽，狂歌五柳前”。可见，“世代亟改，论文之理非一”。

从共时性来看，同一时代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艺术修养的读者群，对同一作品的阐释有千差万别。从历时性来看，不同时期的读者对同一作品意义的理解亦千差万别。不过，整个世界，只是有了人，艺术作品才有了意义，当然，其意义是众说纷纭，永远说不尽的啊，何需苛求一个尺度？宽容为妙。

人们对客体的认知存有差异，不足为奇，并将一代代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