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吴永贵 胡映芳

史家新著：《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

/［湖北］吴永贵 胡映芳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68.00元

苏东坡曾有诗评云：“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说的是陶渊明的诗，语言质朴，意蕴绮丽；看似清癯，实则丰腴。读毕齐峰、李雪枫先生合著的《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不由想起这句诗评。转念细想，稍加改动，用“质而实绮，腴且不繁”，来评价这部史著，以为也称恰当。

说它质，首先体现在研究态度上。为写作此书，作者辛勤爬梳国内各大图书馆，实地考察革命老区史志办，参观走访革命纪念馆，“几年间，数次往返于京晋两地”，“查阅相关书籍几千册”，采访相关专家三十余人，复制抄录相关文献近百万字，不厌其烦，考证再四。作者用最原始的方式搜集着史料，以身践行，获得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这种质朴的严谨与认真，让本书所强调的“从历史出发，让事实说话”的治史宗旨，有了令人信服的基础。

作者在对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史进行探究时，处处遵循着“论从史出”的治史观。书中阐述的每一个观点，无一不依托于史料的坚实后盾。一家出版机构，一本书报刊，一个出版人，每次对之进行评价前，都必然先做客观的介绍，叙其源，条其流，再予以相应的评说。为了追求客观，作者甚至有意淡化自己的影子。譬如，第一章第四节“划时代的焦点——第一部《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作者在详细叙述了“毛选”的出版经过，介绍了选集的内容体例和版本之后，对其进行历史评价时，先后转引了当时的出版当事人的评语，作者自己未置一词，而评价已寓其中矣。“我们力求避免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自序》中，作者如是说。度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求得以史证史、论从史出的客观视角。不以主观的情感触动人，而是以客观乃至于冷静的陈述还原历史本身，让史料自身发出声音。这种笨拙的认真和严谨的质朴，贯穿着全书的始终。

当然，绮丽的风景便寓含在这种质朴之中。

首先，本书在体例编排上，用心缜密，体现了形式上的错落和内容上的均衡。全书共分七章，前有绪论，后有附录。绪论是对全书内容的鸟瞰和综述，介绍其研究背景，概述其研究现状，综括其研究特点，说明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如同全局一览图，对读者起到指示和规引的效果。接下来分述与山西有丝丝缕缕联系的四大革命根据地——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晋绥革命根据地、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行区、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太岳区的出版事业，各为专题，依次展开，析为著作的前四章，也是全书的重头戏。印刷和发行着墨稍次，各占一章。第七章介绍出版人物。如此编排，各有所指，各有所专，主题明确，层次井然。附录为大事记，遵循一般史书的通常体例，以编年的方式，反映根据地出版事业的发生与发展、沿革与变迁。整个图书的结构，就像一曲完美协奏曲，前奏、过门、主体、尾声齐备。轻重短长，高低应和，音律协调，气韵生动。“绮”字寓于其中矣。

具体到各章的内容设置，也相当的规整。如前四章叙写根据地四大区域的出版事业，每一章保持相对一致的体例：在概述区域整体出版之后，逐一介绍期刊、报纸和图书的出版情况。先概况，再细说；先背景，再现象。注重整齐的同时，每一区域又各有侧重，抓住本区特色。如同样是介绍期刊，晋察冀区侧重政治理论刊物，晋绥区侧重通俗教育刊物，晋冀鲁豫区期刊“文化荒漠”中初绽，太岳区侧重文艺期刊。再如第五章叙述根据地印刷业时，晋绥区是山西革命根据地“印刷业的先行者”，晋察冀区是“技术的革新先锋”，晋冀鲁豫区是“印刷业最发达的地区”，太岳区平淡带过。这样，每一章、每个地域既注重了编排上的整齐，又各有千秋，特色鲜明。

全书的行文，总体质朴，却不乏文采，有诗家风范。“文化荒漠初绽花红”、“引航灯塔”、“文苑新战场”、“别样风景”、“新知新风遍太岳”、“发奋挥毛剑，文旗随战鼓”、“笔杆与枪杆齐飞”等等，这样的标题，或譬喻形象，或诗句化用，既贴切，又优美。这样的诗意点缀，使得平淡平实平常的史料，一下子鲜活灵动起来。第七章叙说出版人物，“烽火铸就出版魂”，一句慨叹，几番追思，敬仰缅怀之情，跃然纸上，教人如何不被感染？而书中所援引的大量历史人物回忆，在为我们勾勒出那个年代出版图景的同时，也让我们对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生发了许多遥想与感怀。那布满书页的插图，那老报纸花边的地脚装饰，那书中高逼真的旧刊插页，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感受着那段“风樯阵马、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感性而又直观。

全书以时间为经，以地域为纬，横跨整个根据地时期（1937-1949）、覆盖以山西为中心的四大革命根据地的出版，兼顾时空的完整性。之前的相关研究，或局限于一地，不够全面，或仅为史料之汇编，缺乏必要的深度，本书于此拓展良多。在地域上，本书全面整合了这四大根据地的出版，并通过横向联系、对比研究等方式，揭示出各个区域特有的意义。在时间上，本书突破了根据地存在的12年时间跨度，兼顾根据地的出版传统和后续发展，将时间做适当的前移和后探，以便让读者理解整个出版史全貌及其对当代出版的启示。这样的视角安排与深度铺展，“腴”在其中矣。

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曾说，历史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史实的认知，第二个层次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属于自然世界，它是科学的；第二个层次属于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显然，《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史》一书着重的是第一个层次，是竭尽心力为读者提供较全面客观的出版史料，于科学性上下足工夫。照片、图表、大事记，一样不缺；回忆录、讲话、手迹，收录丰富。至于第二个层次，作者也未加忽略，在每一章中，先是“总叙”，后列出版史实，再分析原因、阐明地位，在史述之中表达了作者对史实的理解和诠释。两个层次兼顾，“腴”字显矣。

难得的是，作者的写作要言不繁，腴而不乱。材料的取舍，各有轻重，剪裁得当。如第三章第五节“战时文化的逐步构建——从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到华北新华书店”中，对新华书店的发行有所涉及，但作者仅是一笔带过，而在第六章第三节“新华书店——冉冉升起的发行‘新星’”这一发行专章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样的处理，避免了重复，减少了累赘，各有所向，各有所归。

山西革命根据地出版事业的产生与发展，有它特定的战争背景，是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它所表现出来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坚持独立自主抗战要求下的政治智慧，所表现出来的在艰苦卓绝、流动迁徙环境下的生存智慧，所表现出来的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因势而动的应变智慧，都是值得后人学习和反思的。研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对此尤为致意。虽然，我们当下的出版格局与出版要求，已与那个战争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求生存求发展都需要出版智慧的本质，则是一致的。在这里，古今找到了相通的连线，历史研究有了现实的意义。作者在自序中，对此有着类似的表述，读来给人启发良多。

作 者：吴永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胡映芳，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编 辑：续小强 poet_xxq@vi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