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姚宝莹

自从医改新政推行以来，社区医生这个群体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日趋重要，并被称作“百姓家门口的健康卫士”、“百姓健康的守门人”。然而，就在社区配套设施日益完善、社区医生广为人知、社区工作渐入佳境之时，却有相当数量的社区医务人员悄无声息地流失了。北京市卫生局的调查数字显示：2007 年以来，社区医务人员中有2235 人离开了原单位，约占总数的10%。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社区医务人员流失呢？他们正在被何种问题困扰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调查了北京市多家社区医院，并对社区医生进行了深入采访，或许他们的所思所想能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社区医生内心的困惑。

收入与工作量不成正比

丰台区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宛平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杜晓红主任，经历了卢沟桥医院由一级医院到全市统一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转型。杜晓红向记者介绍说，事实上早在1989 年，卢沟桥医院就开始在医院周边的居民区建立隶属于卢沟桥医院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至今杜晓红已经负责牵头建立了青塔、六里桥和宛平3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然而，即便是拥有多年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经历的杜晓红医生，仍然认为“此社区卫生服务站”非“彼社区卫生服务站”，因为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职能，社区医生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任务。

杜晓红告诉记者，过去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只承担医疗护理任务，医生们可以安然地坐在诊室里等待患者上门，“有患者来就看病，没有患者来就歇着”。而现在的社区医生承担了医疗护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指导、计划免疫、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位一体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仅医疗护理一项就比过去增加了许多工作量。而且，社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之余，还要走出诊室，走到社区居民当中，甚至是入户做一些健康教育、慢病管理等工作。

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求其所辖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各自成立一个健康管理团队，负责所在居委会管辖范围内人群的健康教育及管理。杜晓红所在的第七健康管理团队成员由本站的2 名医生、2 名护士和1 名药师组成，他们既要保证门诊医疗又要完成健康管理工作。健康管理团队要求慢性病患者都要有自己的专管医生，所以工作人员会选择病情较重的患者予以更多的关照；对身体状况好一些的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对重病的、高龄的、残疾的（如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失明等）、上下楼不方便的患者进行入户随访。由于要对这些患者负责，社区医生的手机都必须24 小时开机，他们始终绷着一根弦。

虽然现在社区医生的工作量大了很多，但待遇却并未比先前高多少，有的社区甚至还不升反降。大栅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医生告诉记者，他们医院之前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5 万元，而现在则只有3 万元左右。有着17 年工龄且拥有中级职称的杜晓红，把工资、奖金、公积金、饭补、值班费、劳保等都算上，年薪也只有4 万多元。

社会认可程度低 职业风险加大

宣武区广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范玉杰认为，社区医生是“治未病”的医生，是“上医”。可是，目前我国的患者却大多都瞧不起社区医生，对社区医生非常不信任。他格外羡慕国外的同行，不仅因为他们收入高，更重要的是他们社会地位也很高，很受居民的尊重，活得很有尊严。

宣武区大栅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即将退休的社区医生给记者讲述了一次令他感到非常“窝火”的遭遇。某位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且肾功能不是很好的老年男性患者，让该医生为他开某品牌的降压药，这名医生综合考虑患者的情况后告诉患者吃这种药不好，可是患者就是听不进去，偏要医生给开这种药。医生无奈，只好告诉患者如果坚持要开，就得签字，如果用药后出现不良后果，责任自负。结果这名老年患者开口就骂，并且还要打这名医生。后来这名医生找到院长，院长告诉他“幸亏患者没打着你，如果他因为打你而骨折了，你还得负责任”。直到现在这名已经两鬓斑白的社区医生讲起这件事还是激动不已：“社区医生连基本的尊严都不能保证。”

除了医疗技术水平不被信任，社区医生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范玉杰给记者讲述了前段时间他们为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时遇到的一些阻力。因为健康档案要求记录居民的姓名、性别、年龄、住房面积、家庭人口数、收入、厕所状况等信息，而居民缺乏对社区医生的认可，对他们表现出了极度的不信任，往往是不等社区医生说完话，就反问医生：我挣多少钱、住什么房关你什么事？你是要给我钱还是要给我分房？我把这些都告诉你，我出了什么事就找你。这些居民对上门建档的社区医生谩骂者有之，开门放狗者有之。范玉杰告诉记者，他们社区的很多医生都是含着眼泪完成这项工作的。

杜晓红认为，社区医院离病人最近，急救最方便，但由于急救设施、急救人员不足，因此医疗风险也很高。有一次一位心梗患者突然发病，家属到社区医院来叫医生，等到医生带上急救设备、药品赶到病人家中时患者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患者是在社区医生对其进行处理过程中离世的，那就免不了医疗纠纷”。确实，据北京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显示，2009 年发生在医疗机构的死亡不良事件中，多例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抢救不及时、措施不当有直接关系。

尽管社区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但社区医生却不敢贸然抢救。“前几天来了一位突发疾病的患者，我们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一看情况不妙，就马上给他吸上氧，打上硝酸甘油，又赶紧打120急救电话给他转院，除此之外社区医院什么都做不了，不能做冠脉造影，也溶不了栓。”对此，杜晓红认为，“社区医生虽然内外妇儿都懂点，但社区医院的硬件比不上三甲医院先进，专业技术水平也比不上人家高深，只能是掌握好转诊指征，把患者及时转走，既保证不延误患者病情，也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自身发展空间受限

26 岁的蔡铿是广东人，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中医学专业，已经在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了两年社区医生了。蔡铿告诉记者，他的一个北医博士毕业的老乡本以为可以在他一直向往的三甲医院找到工作，结果费尽周折才到了一家条件稍好的二甲医院。所以没有考研而立志于早就业的蔡铿很清楚医学毕业生当下不容乐观的就业现状，只好从务实角度出发直接瞄向社区医生的职位。据蔡铿介绍，和他一样没有考研的同学中有一半都选择了做社区医生，他们当中一些人认为现在待遇差一些，以后情况可能会变好，“因为现在上海的社区医生年薪已经达到七八万了”。

由于到社区医院就诊的患者大部分只是开药或做基础化验，而且还多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加之一些社区医院没有病床，又不能够完整地跟踪一个病人，年轻医生在社区所能见到的病种非常有限，他们成长的速度与空间自然也就很有限了。海淀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慧寺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刘清莲告诉记者，由于缺少编制，大部分社区医院人手紧张，社区医生很少有机会参加系统化的继续教育，随着医学新知识、新技能的日新月异，如此几年下来社区医生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就赶不上患者的需求了。一名年轻医生对记者倾诉了最困扰她的一件事：“毕业时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同学，只因进了不同级别的医院，若干年后成了活在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你说那时候我的心里落差该有多大？所以现在我一想到这些就感觉如坐针毡，非常不安。”

走访中，海淀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慧寺社区卫生服务站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卫生站设在一个老居民楼的两居室内，如果不是挂着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牌匾，记者会认为这是即将拆迁的一户普通人家。两室一厅、面积不过50 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其中一室是输液室，一室是药房，中间厅就是诊室，候诊区与就诊区兼容，就诊患者之间无任何隐私可言。刘清莲对记者说：“我们这个站的条件可能是全北京市最差的了，连基本的装修都没有，和同学、朋友们聚会时，都是我去找他们，实在不好意思让他们看到我是在这样的场所工作。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场所受限，很多想开展而且应该开展的项目，如针灸、推拿按摩、理疗等都开展不了。既满足不了社区居民的医疗需求，又荒疏了自己的医疗技能。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很多次了，却一直没有回音。”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社区医生认为现在他们已经不像一名医生了，更像是一名杂工。刘清莲告诉记者，她所在的社区站，只有三名工作人员，所有的事情都要由他们亲历亲为：修门、修窗、修水电、维护电脑、搬运药品、打扫卫生、防火防盗……整天为了一些杂事疲于奔命，医疗护理工作也因此而被压缩了很多。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社区医生不仅没有发展空间，医疗技术水平也会越来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