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继贤 叶 宁

(1.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杭州310058;2.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0028)

西方的语类(genre)①“Genre”一词是18世纪欧洲的文学批评家从法语中借用的,指文学中的体裁。常见的汉语翻译有:语体、文体、体裁、文类、语类等,我国外语学术界常将其称为语类。理论是有关基于语境的言语行为的研究,这一理论常被分为三个流派:美国的新修辞学流派、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应用语言学流派[1]。宽泛地说,这三个流派的研究目标都在于分析特定文化语境中社会功能与语言运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放在语篇/语境这个连续统上进行考察,新修辞学重在语篇的目的和功能、话语社团(discourse community)的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这是趋向连续统的语境一端;系统功能语言学重在语篇的词汇语法、结构与社会功能的关系,应用语言学关注语篇的交际目的和语步结构(move structure),这两个流派都重在语篇,延伸至连续统的另一端。从这一视角出发,也有人将语类理论分为两个流派:语言学流派和非语言学流派[2]91。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流派属于前者,新修辞学流派则属于后者。

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巴赫金首先将文学研究中体裁(即语类)的概念扩大到对非文学的普通话语的研究。巴赫金指出:“当然,每一独立的话语具有个体特征,但是语言运用的每一领域却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类型。我们可以将这些相对稳定的话语类型称为言语类型。”[3]60自此以后,语言研究中对语类的概念以及口头和书面话语的语类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如对买卖对话、科学研究论文、各类申请文书、职业场景下员工会议等语类的分析;与此同时,语言学家从功能的角度用语篇的社会目的来定义语类,不同的语类是语言运用的不同方式,有不同的社会目的[4]。语类分析成了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对语类的概念以及由此开展的语类分析存在不少认识上的问题,如将语类视为固定不变的、类型学意义上的类别;认为语类分析就是语篇和语步结构的划分,只是对语篇的外在形式(语篇结构)或内在形式(隐含在语篇细节中作者的目的、态度、语气)的分析等等。再者,国内学界特别是国内的外语学界对语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的评介上,对应用语言学流派评析不多,对新修辞学流派的研究更鲜有涉及;有些对语类的评价则将各个理论流派混为一谈,缺乏分析的效度。本文将探讨西方语类理论流派在研究焦点、分析方法、学术渊源诸方面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试图厘清语类的概念以及语类分析中的相关问题。本文认为,西方学术界将语类理论分为三个流派,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学术研究或说清问题的需要,流派之间并不是矛盾与对立的,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语类分析在于流派间理念、研究焦点和分析方法的互补和综合;同时,流派本身的活力也在于学术上的交流和竞争促使了流派本身的演进,这也是语类理论当前发展的现状[5]。

语类研究是语篇层面的研究,语类的实质是一种话语方式和策略。从句子到语篇,这不仅仅是研究单位的扩大,更是从“语言”(langue)向“言语”(parole)的转向,这对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传统的文章学有丰厚的学术遗产,对西方语类理论的评析有助于我们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传统中国语言学的成就[6],这对诠释语类的本质和多功能性,推动学术的“多样性”和理论创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修辞学:语类作为社会行为

(一)语类与言语行为

美国的新修辞学重视语类在生成、流通和接受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在这一语境中语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和旨在达到的社会目的。该流派的领军人物之一Miller认为,语类定义的焦点不在于话语的实体(substance)或形式,而在于语类旨在完成的行为[7]151。对话语的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即修辞实体(语义)、形式(句法)和话语所发挥的修辞行为(语用)。将语类看做行为最能反映修辞实践,因为修辞实践包含了实体和形式;语类作为行为必然涉及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和动机,这就涉及了语用的问题,人类行为无论是符号化的还是非符号化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语境和动机下才能得到解释。所以,语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受制于作为外在力量的语境和作为内在力量的动机,是人类文化各个方面和各种知识的载体。语类又是开放的、动态的、历史的,随着时间、社会、交流各方交际用意的变化而变化[8]75。从这一点出发,Miller认为语类不应作类型学概念上的分类,这一观点比其在1984年发表的、在新修辞学流派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作为社会行为的语类》中所表达的观点又有了新的发展①在1984年发表的《作为社会行为的语类》一文中,Miller试图将语类视为一种稳定的、具有区分类别的概念。参见 C.R.Miller,″Genre as Social Ac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Vol.70(1984),pp.151 167。。

该流派的另一位领军人物Bazerman以学术情景下学生通过学习以获取学位为例,分析了语篇—语类—社会事实—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解读人们如何运用语篇来创建意义、知识和各种社会关系[9]309312。他举例说,一名大学生在学习和获取学位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相关的语篇,如毕业生应达到的标准、课程作业、毕业论文等等,这些语篇受到前语篇如课程大纲、教学计划、指定教科书等的制约。所有这些语篇创建了一个个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又是通过语言或言语行为由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来体现的。这些语篇、社会事实和社会活动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有规范、有结构的大学情景下生成、流通和接受,并且重复出现,具有很强的典型性;每一语篇本身在目的、功能、语言形式特点等方面同样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这种语篇典型性具有自我增强的特性,即以大家都认可的语篇典型形式在特定的情景下高效地做特定的事。由此循环往复,这一语篇的典型性不断自我增强,典型性也就成了规约性。这种在特定社会文化情景下被普遍认可、具有自我增强特性、重复出现的言语交际形式就形成了语类。除语篇形式,语类也使社会活动典型化,成为人类定义社会活动和高效快速地“共同做事”的一种方式。语类还为书面交流的顺畅提供了条件。在面对面的口头交际中,人们常常可以通过修补等措施来克服交际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以保证交流的顺畅;而在书面交流中,作者与读者之间常常无法即时交流,这样,语类的典型性和规约性能帮助克服书面交际中的这一时空局限:人们按大家都熟悉的、认可的规范行事,从而保证了书面交流的成功。

从Miller和Bazerman的观点可以看出,新修辞学流派认为语类总是与行为、活动密切相连,语类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语类寓于有组织结构的社会活动中,又充分依赖前语篇,还为以后的语类语篇(genre text)和活动设定了前提条件。以语言教学为例,教师在课堂上可以讲解一则新闻报道、一部畅销小说的部分章节或一则广告,对这些迥然不同的语类的深入理解依赖于多种具有互文意义的前语篇,这些语类不但会衍生出不同的交际主题,而且必定还为以后的语类语篇和活动设定前提条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言语交互方式、不同的课内外活动,从而创建不同的学习机会,迎合不同的学习需求,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

Bazerman提出,英国哲学家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10]同样适用于书面的语类分析[9]315。言语行为理论认为,在语言交际中,人的言语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言语行为三分说:即语谓行为(locutionary act),以言指事;语旨行为(il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语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以言成事。言语行为的成功实施必须满足一定的适宜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即在适宜的情景下由适宜的人去做适宜的事。言语行为理论常以口语中的单一句子作为分析语料,说明问题简洁明了,而书面文本常常是超句的,每一句子可以表达不同的言语行为。但Bazerman认为,特定文化语境下的语类总是有一个或几个被普遍认可的、隐含在语篇中的言语行为,是这些行为定义了某一语类的用意或目的。他举例说,一位男士给一位女士写信告知他的近况,信的语旨行为可能是希望与这位女士保持一种低调的友谊关系,而信的语效行为却可能是:这位女士读信后以为这位男士自作多情,想与她保持一种亲密关系。为了避免发生这一情况,她就可能选择对信不予回复[9]321。在这里,语旨行为与语效行为发生了冲突。这一书面交流过程同样存在适宜条件的问题:如果这位女士根本不认识这位男士或相互之间不存在着某种关系,就不会有接下去的交流行为。言语行为理论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语类语篇的命题意义(propositional meaning),理解命题意义同样必须符合各种适宜条件。例如,要使读者接受一篇研究论文语类所报告的科研成果,适宜条件至少有:作者必须是某一特定科研领域的专业人员,论文发表于某一特定专业研究期刊等等,从而保证作者的语旨行为与读者的语效行为相一致。显而易见,一个语类语篇就成了一个有明确交际意图的言语行为。

(二)语类集、语类系统与分析方法

语类集(genre set)指的是一个人在一个特定岗位上所涉及的所有语类语篇。一个学生在其学习期间需涉及的书面语篇有课堂笔记、与教师或同学的电子邮件、书面作业、实验报告、课程论文等等,分析一个学生在其学习期间所运用的所有口头和书面的语类,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出在学术情景下,学校为一名学生提供的学习机会、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他能力的要求等情况。同样,如果分析一位科技人员在其专业岗位上需要涉及的所有语类语篇,我们就能获知这位科技人员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和要求。在一个组织机构中,各人的语类集和已存在的语类之间有规范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语类系统(genre system)。我们仍以学校这个学术情景为例,教师的语类集显然不同于学生的语类集,但这两个语类集紧密联系,两者构成的语类系统成为学校整个活动系统的一部分。

从以上对语类、语类集和语类系统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新修辞学流派已经远远超越经典修辞学旨在解读、挖掘、考证文本意义,注重文本的语言形式特点分析的传统,而将重点聚焦于:人们通过语篇在做什么？语篇是如何帮助人们开展各类活动的？某一特定的语类语篇建构了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关系、支持什么样的交际方式？等等。这一视角也正是当代话语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关于语类的辨认问题,从表面上看,语类最明显的特征是语言的形式特征,这些形式特征常与相应的功能相联系而成为语类辨认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这样做容易使人视语类仅为一些语言形式特征的组合,容易使人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语类显著的、已知的形式特征和功能,而忽视那些非显著的、有待探究的形式特征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仅注重形式特征还容易忽视不同人对同一语类可以有不同理解这一事实,例如对于一份通缉罪犯的布告,警察、罪犯、罪犯家属、受害人、公众的理解可能绝然不同。研究目标常常决定研究方法,新修辞学流派的语类分析重在语篇的语境和功能方面,他们常用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方法来详细描述某一特定语类语篇所涉及的语境,以及在这一特定语境中语类作为社会行为所发挥的作用。因此,细致观察专业或机构性环境、访谈专业人员等研究对象、搜集专业语境相关语篇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对所涉语类以及语类语篇旨在完成的行为作“厚实”的描述,同时对语类的目的和社团成员的思想观念进行分析,成为该流派主要的研究方法。

(三)新修辞学的语类观

我们可以将新修辞学的语类观简述为:语类作为社会行为说。这一理论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是语类的典型性。语类是基于言语行为典型性,个人或社团为达到某一交际目标而重复出现的一种社会行为。语类使社会活动典型化,是人们定义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学习研究论文的写作,他就必须学习一门专业学科的知识、规范和典型的“做事”方式。第二是语类的动态性。语类是历史的、动态的,随着交际各方的交际意图、目的、社会变化而变化。正是从这一点出发,Miller强调不应将语类视为一种孤立、稳定的类别[8]。第三是语类的语境性。这也反映了语类形式与内容的合适性,即语类不但应在形式上,而且还应在内容上与交际目的和语境(包括合适的时间和情景)相一致。语类知识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参与话语社团活动或作为社团成员的过程中习得的,语类知识的习得也是一种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的过程。第四是语类的结构双层性[11]。作为人类语言的一个区别性特征,结构双层性(duality of structure)指语言在结构上的两个抽象层面。而这里的语类结构双层性指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运用语类“做事”不但建构了特定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复制了这个特定的社会结构。这就强调了语类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具有影响、建构文化的作用。第五是语类的社团拥有性。语类被话语社团所拥有,语类使社团的规范、观念、文化、价值观等符号化了。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类作为主导的语境变量

(一)语域与语类结构潜势理论的局限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有关语言运用与社会语境的语言理论。这一理论将语言视为涉及音位/字位、词汇语法和语篇语义三个层面的意义生成系统;词汇语法和语篇语义是内容层面,音位/字位是表达层面。它最明显的特点是将语法作为意义生成资源,将语篇视为在社会语境中的一种语义选择的结果[12],语篇是语境的体现。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意义包含表达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体验的概念资源(ideational resources)、协商社会关系的人际资源(interpersonal resources)和处理信息流畅的语篇资源(textual resources),这三个对意义的取向同时构成了语言的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概念功能(有关“自然”的现实)、人际功能(有关社会的现实)、语篇功能(有关符号的现实)[12]。这三大语言元功能投射到社会语境产生了三个相应的语域变量(register variable):语场(field)、语旨(tenor)、语式(mode)。语场就是话语范围,指正在发生或谈论的事;语旨就是话语基调,有关说话人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语式就是话语方式,指语言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组织起来传达意义的。这三个语域变量组成了语境构型(contextual configuration),决定语篇的意义范围,即语域。分析语域变量能预测某一特定篇章的语篇特点,这是语域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

但语域分析没有涉及语篇形成的动因,即一特定语篇为什么这么写、这么说[13]。因语场、语旨和语式的不同,一篇学术论文的导言部分可以呈现出与其他语篇(如书评)不同的语言特点和语篇结构,但这三个语域变量都无法解释论文导言语篇为什么是这么写的问题,即在语场上主题选择的多样性、在语旨上正式程度的多样性以及在语式上沟通渠道的多样性的问题。学术论文导言部分的语篇推进有其典型的结构步骤,Swales将此结构步骤称为CARS模式[14]140143。语步一:确立领域;语步二:确立位置;语步三:占据位置。同样,语域分析似乎无法解释语篇推进中出现这些步骤变化的动因。同属科技英语语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学术研讨会口头发言等语篇,由于交际目的不同,在语篇的修辞结构、语言形式的选择上可能大不相同。语域分析的这些局限性都与其不能揭示语篇的交际特性有关。

韩礼德和哈桑提出的语类结构潜势(GSP: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理论[15]6369是由语境构型决定的,指同一语域中语篇的共同结构类型。她认为,在一交际事件中,语篇的总体交际目标是通过一组步骤来实现的,这些步骤有些是必备的(obligatory),有些则是可选择的或非必要的(optional),它们按一定的顺序呈现。她通过对食品杂货店的买卖活动(service encounter)的观察和分析发现,这一语类的结构潜势包含以下必备步骤或成分,如买卖请求(sale request)、买卖依从(sale compliance)、购买(sale purchase)、买卖结束(purchase closure)。这些必备成分有时还附带某些可选择成分,如打招呼(greeting)等。所谓语类结构潜势,实质上指的是某一特定的语类语篇在意义结构上所存在的可能性。结构潜势分析涉及识别必备的、非必要的成分,这些成分出现的顺序,以及是否存在重复出现的成分(recursive element)等内容。语类结构潜势反映了语篇的情景语境,也反映了语篇的语域。显而易见,这一模式适合于分析比较固定的、选择范围比较小的语篇或封闭式语域中的语篇,而对某些复杂语篇,如日常会话中的交互性会话(interactional talk)①M cCarthy分析了在发廊和驾校中的会话语类,他将这类会话区分为“交易性会话”(transactional talk)和“交互性会话”(interactional talk),前者预测性强,后者预测性弱。预测性不强的特性[16],以及在许多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交际事件突然中断而导致交际失败等情况则很难作出解释。这一理论模式似乎也很难解释结构潜势形成因由的深层次问题。

(二)Martin的语类观点

Martin的语类观点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语言和社会语境理论模式的一部分,他试图运用语类这一概念来协调各种资源,以说明一种特定的文化是如何使意义潜势生成重复出现的意义构型、在一语类语篇中意义又是如何分阶段推进的[12]12,以此来弥补语域理论的不足。他将语类与语域、语言的关系用图1来表示。

Martin将语类定义为一种“有步骤的、有目标指向的社会过程”(a staged goal-oriented social process)。他进一步解释说,“有步骤的”是因为一个语类语篇的意义总是通过几个阶段步骤的意义生成,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有目标指向的”是因为语篇推进过程中的步骤都是为了达到某种交际目的,如果缺少中间的某一步骤,人们就会感觉这一语类语篇是不完整的;“社会的”是因为人们运用语类进行人际交流[12]13。在这一理论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属于语境的语域(语场、语旨、语式)层面上增加了语类层面,或者说,语境被分为语类和语域两个层面,语类处于各层关系中的最上层;语类和语域同是社会符号系统,都由语言来体现,具体地说,语类由语域来体现,语域由语言来体现。语域从语言元功能的视角来审视语境、反映语域三变量是如何被选择的;而语类则是一种解释:语类超越任何一种元功能,它从文化语境的视角来整体讨论并解释某一语类语篇的交际目标以及生成的动因,同时语类结构也成为体现语篇语义连贯的重要条件。

图1 元功能与语言、语域、语类的关系② 译自 J.R.Martin,″Genre and Language Learning: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No.20(2009),p.12。

以文化为理据的语类作为一种主导的语境变量(superordinate variable)显然有助于解释语类语篇的多功能性,例如,新闻报道语类的功能显然不仅仅在于向公众提供信息,还有传达执政党的声音、引领舆论导向、规范公众行为等诸多功能。语类概念有助于解释某一语类语篇在步骤的展开过程中在语域变量上可能出现的变化。毫无疑问,语域一致是语篇连贯的条件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语篇推进过程中语域变量是一成不变的。语类概念还有助于解释不同语类整合不同资源以达到各自不同交际目标的方式,包括不同语类存在的不同宏观语类结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Martin的语类观点在于试图克服语域和语类结构潜势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

从方法上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分析是以语篇为依据,通过搜集某特定语类的样例来分析语篇的语类结构和有目标指向的语类步骤,并在此基础上描述和解释语类语篇的语言体现模式。

三、应用语言学:ESP研究与教学中的语类

(一)ESP的语类观和语类理论特点

应用语言学中的语类理论常被认为是对上文讨论的两个流派的观念和方法的综合与实际运用[13]29,其研究工作主要在专门用途英语(ESP: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领域中开展,主要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有Swales[14]、Dudley-Evans和Henderson[17]以及 Bhatia[18]等的研究。Swales从五个方面来考察语类:语类是一组交际事件;一组交际事件成为语类的主要特征在于其共有的交际目标;语类的具体实例在其原始典型性(prototypicality)上程度不一;语类生成的因由决定了对内容、观点立场和语言形式的制约;话语社团对语类的命名是增强对语类理解的重要因素[14]4557。Swales从这五个方面出发提出了一个冗长的语类定义。三年后,Bhatia在其专著《语类分析:专业情景下的语言运用》[18]13中也给出了类似的定义。综合他们的观点,简言之,语类是被话语社团普遍认可的、由交际目的驱动的交际事件;语类的语步结构和语言体现形式受普遍认可的规范性的制约,这一制约常被话语社团的成员用来实现个人意图(private intention)。

虽然应用语言学的语类理论被普遍认为受到新修辞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但其语类观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强调交际目的的重要性。交际目的是区分不同语类的标准,交际目的驱动了话语社团的言语活动;对一语类语篇交际目标的共同理解构成了语篇生成的基本理由,这些理由又对语篇的结构和语言体现产生制约。第二是强调话语社团的概念。语言社团是社会语言性的,在一个社团中,人们语言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是社会,社团成员运用共同的语言、文化、行事规范来完成各种交际任务,以此来巩固社团的凝聚力。话语社团是一个社会修辞网络(sociorhetorical network),语言行为的首要决定因素是功能,即对社团共同目标的追求,这种追求通过社团所拥有的语类把社团成员联系在一起[14]24。话语社团的概念隐含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对语类带来的影响,以及在交际目标和语言体现形式上社团间的多样性和社团内的同一性。第三是语类的动态性。语类并不是静态不变的,语类是一种选择,社团成员常常利用语类,巧妙地运用约定俗成的语类结构和语言资源来实现个人意图。在ESP研究和教学中,语类观念有很强的区分力。语类分析重在辨析不同语类语篇的交际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结构和语言体现特点。本质上,ESP是一种以学习者特定的学习和专业目标需求为出发点、注重专业领域中语言运用特定性的一种教学理念和手段,显而易见,应用语言学的这些语类理论特点与ESP的本质密切相关。由于注重研究和实践,ESP已成为应用语言学中最活跃、最富有创新性的研究领域之一。

从方法上看,应用语言学流派强调对话语社团作民族志研究和对专业人员的访谈以及语篇分析,以此为依据来探讨语类语篇的交际目的、语步结构和语言体现形式。

(二)ESP中语类研究的进展

ESP中的语类分析旨在回答的焦点问题是:在学术和职业语境中,专业人员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运用语言？近年来,Bhatia提出语类分析必须考虑语篇内和语篇外因素,必须有跨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他从分析一份公司的年度报告入手,探析语篇互文性与语篇互类性的(interdiscursivity)特性,主张将专业人员的话语实践与职业实践相结合,以揭示作者如何通过“混合”、“内嵌”、“移植”语类资源等手段来实现个人意图[5]166177。

同话语分析的其他研究路径一样,语类分析归根到底是通过两个维度来审视语言运用的:语篇/语境和符号模态(text/context and semiotic mode)。传统的话语分析包括语类分析注重语篇本身,聚焦于词汇语法的体现特点,从ESP教学的角度看这自然是重要、有效的,但如果一个语类语篇要获得语用上的成功,仅聚焦语篇结构和语言特点显然是有缺陷的。从这一点看,ESP的语类研究从只进行单纯的对语类语篇的分析转入包含对专业语境因素(专业文化、专业实践)的分析,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有价值的趋向;这一多维度的研究视角还有利于探索语类的动态性、多样性和多功能性,使语类分析走向批评语类分析[5]164。

四、结 语

美国的新修辞学流派并非源于语言学本身,而是源自巴赫金、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社会和文学理论以及维果茨基的发展心理学。他们注重语类生成、传播、接受过程中的语境、动机和思想意识,视语类为社会行为和话语策略;语类分析的焦点在于揭示语类作者的立场、信念及其相应的话语社团的价值观,分析语类历时的、动态的特性。显而易见,他们的研究兴趣在于语篇/语境连续统上的语境部分。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基于韩礼德的语境和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以及Martin对语类理论的发展。这一语类理论将语域对应于情景语境,将语类对应于文化语境,语类成为解释语言运用、有社会文化理据的最高层面。语类为语境分析增加了一个层面,为语境分析提供一个“抓手”,它的作用如同在语法分析上有分句层面、在音位分析中有音节层面一样[19]53。应用语言学流派关注的是特定专业或职业语境下语言的运用,将语类视为一组交际事件,交际目的成了区分不同语类的唯一标准。可以看出,他们有关话语社团的概念、重视对话语社团作民族志研究(包括近年提出的走批评语类分析的道路),以及运用语步结构分析方法,明显地融合了新修辞学流派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流派的理论要点。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流派的研究焦点都趋向语篇/语境连续统上的语篇部分。

尽管三大流派在理论渊源和研究焦点上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试图描述和解释语言运用的交际目的、形式以及语类作为一种语境化的社会行为的规律性;探究语类在各种社会现实建构中的相互作用,试图揭示话语与社会的种种联系,挖掘语类形成的深层动因,揭示语类是如何服务于不同人的不同利益的。语类是一种选择,是人们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出反应或期待的一种话语方式和策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修辞学对语境的重视、语类结构潜势理论的“可选择成分”概念以及Swales提出的语类“原始典型性”和话语社团概念,都说明某一语类语篇内部的结构和语言特点的同一性并不是一些特点的简单复制,语类是动态的,变化是有社会和文化动因的。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说语类语篇结构和语言特点的规约性并不是决定性的(deterministic),而是盖然性的(probabilistic)。语类还是话语理解的重要语境因素之一,语类对理解的具体功能包括语言功能、诠释功能、社会功能和历史功能[20]8。从分析中还可以看出,总的来说,目前的语类分析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将语言看做意义生成系统和行为,语类是一种意义构型,而不是从认知视角将语言看做语言使用者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显然,语类的生成、辨识、理解不可能脱离话语活动参与者个体对语类、语境、社团文化等的认知。所以,加强从认知的视角来研究语类的认知功能应是对目前语类研究的一种有价值的补充。回到本文的主题,我们可以说,三个流派的发展与演进更多的在于相互间的互补和融合,这种互补和融合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研究的范围及目标,这是推进学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浙江大学任绍曾教授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向他们谨表深深的谢意!)

[1]S.Hyon,″Genre in Three Traditions:Implications for ESL,″Tesol Quarterly,Vol.30,No.4(1996),pp.693 722.

[2]J.Flowerdew,″Genre in the Classroom:A Linguistic Approach,″in A.M.Johns(ed.),Genre in the Classroom,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2,pp.91 102.

[3]M.L.Bakhtin,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trans.by V.W.Mcgee,Austin: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1952—1953.

[4]S.Eggins&J.R.M artin, ″Genres and Registers of Discourse,″in T.A.van Dijk(ed.),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pp.230 256.

[5]V.K.Bhatia,J.Flowerdew&R.H.Jones,Advancesin Discourse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08.

[6]潘文国:《英汉语篇对比与中国的文章之学》,《外语研究》2007年第5期,第1 5页。[Pan Wenguo,″Textual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Textology,″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No.5(2007),pp.15.]

[7]C.R.Miller,″Genre as Social Ac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Vol.70(1984),pp.151 167.

[8]C.R.Miller,″Rhetorical Community:The Cultural Basis of Genre,″in A.Freedman&P.Medway(eds.),Genre and the New Rhetoric,London:Taylor&Francis,1994,pp.67 78.

[9]C.Bazerman,″Speech Acts,Genres,and Activity Systems:How Texts Organize Activity and People,″in C.Bazerman&P.Prior(eds.),What Writing Does and How It Does It:An Introduction to Analyzing Texts and Textual Practices,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4,pp.309 339.

[10]J.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11]C.Berkenkotteer&T.Huckin,Genre Knowledge in 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Cognition/Culture/Power,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5.

[12]J.R.Martin,″Genre and Language Learning: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No.20(2009),pp.1021.

[13]J.Corbett,″Genre and Genre Analysis,″in K.Brown(ed.),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Oxford:Elsevier Ltd.,2006,pp.26 32.

[14]J.M.Swales,Genre Analysis: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5]M.A.K.Halliday&R.Hasan,Language,Context and Text: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6]M.McCarthy,″Mutually Captive Audiences:Small Talk and the Genre of Close-Contact Service Encounters,″in A.J.Coupland(ed.),Small Talk,London:Longman,2000,pp.84 109.

[17]T.Dudley-Evans&W.Henderson(eds.),The Language ofEconomics:The Analysis ofEconomic Discourse,London:Modern English Publications/British Council,1990.

[18]V.K.Bhatia,Analyzing Genre: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London:Longman,1993.

[19]J.R.Martin,″Modelling Context:A Crooked Path of Progress in Contextual Linguistics,″in M.Ghadessy(ed.),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Amsterdam:Benjamins(CILT Series IV),1999,pp.25 61.

[20]C.Unger,Genre,Relevance and Global Coherence:The Pragmatics of Discourse Type,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