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眼睛》是为希望工程代言最著名的一张照片,那么它的作者解海龙一定是中国最著名的摄影家。解海龙被誉为“为中华民族的希望工程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他用一架相机,推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慈善行动。

痴迷摄影 频频获奖

1951年,解海龙出生于河北景县青兰乡小周庄村。因为家里穷,当兵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口粮,17岁那年,解海龙中学没毕业就入伍到山东服役,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第二年秋天,战友探亲归队时,带回一台华山牌简易135型仿苏相机,解海龙经常借来摆弄一番,最后发展到爱不释手的程度。

有一天,解海龙心血来潮,用攒下的津贴买了两盒胶卷,给战友们照相。一周后,解海龙到照相馆取照片时,却傻了眼:底片感光太薄了,照片形同白板。

解海龙沮丧又尴尬,几天来的辛苦不说,还招来战友们的嘲笑和讥讽,让他窘得无地自容。从那天起,解海龙就立志要买一台照相机,给战友们拍出像样的照片。

然而,由于家里太穷,攒下的一点津贴都寄给了父母,解海龙一直没能圆自己的相机梦。

1971年,解海龙退伍,被分到北京阀门四厂。几年间,他做过技术工人,当过食堂管理员,还跑过供销,最后到工会做了政工干部。由于工资低,加上他刚结婚没几年,买相机的愿望一直搁置着。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普调工资,解海龙一下子拿到了100多块钱的工资补贴,妻子的工资也调了一级。解海龙想用这笔钱买架相机。为了说服妻子,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每个星期给妻子和孩子照一次相。看着解海龙满脸企盼的神情,妻子知道买架相机一直是丈夫几年来最大的心愿,只得答应了。很快,解海龙花了87.5元买了一架海鸥205(120型)相机,从此,相机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恋人”。

1981年秋的一天,妻子刚下班回家,见丈夫摆弄着一部崭新的放大机,就诧异地问:“这台放大机是怎么来的?你哪儿来的钱?”

原来,随着摄影技术的提高,解海龙急需一台放大机。他在一家照相器材商店看中了一台售价75元的放大机,可到哪儿去弄钱呢?借吧,这么多钱,谁能拿得出来?即便有人肯借,又怎能还得起?后来解海龙卖掉200cc血,拿到了80元钱,才买了那台放大机。

解海龙痴迷摄影竟达如此程度,妻子听后,心疼不已,又感动之极。从此,她愈加支持丈夫的摄影追求。

配了放大机后,解海龙更加省吃俭用,攒钱买各种摄影书籍,自己钻研。1982年,他拜首都照相馆摄影师许喜占为师学摄影。1984年,解海龙加入了北京广角摄影学会。这年国庆节,他拍的《喜庆》、《古与今》、《背背乐乐》三幅作品获得了大奖。此后几年,解海龙在全国大型摄影比赛中频频获奖,成了摄影人中的“获奖专业户”。

解海龙在家里做了展示柜,把奖杯、奖牌放在里面,看着琳琅满目的奖杯和证书,他特别有成就感。

一天,解海龙请一位搞摄影的老师来家里。参观完解海龙的“荣誉柜”后,这位老师没有像别人那样赞不绝口,而是指出他摄影的路子不对,并分析说:“你拍的这些片子为什么老能得奖?因为你掌握了一个技巧,掌握技巧之后你又迎合了这些比赛,这些比赛要什么,你就给它什么。摄影要有一种风格,不要去当人家的奴隶,你拍的无非是些甜甜美美的东西,虽然容易获奖,但令人喜的片子不如令人思的片子。”

听了老师的话,解海龙有如醍醐灌顶。此后,他一直在苦苦寻找摄影艺术更深的意义和价值。

成功转型 镜头聚焦

1990年,解海龙到河北涞源县拍片,看到农村的土墙上一条“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他若有所思。回京后,他查阅资料得知,中国仍有2亿文盲,这让他大为震惊。他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我的相机,也许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991年3月,解海龙偶然看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街上宣传希望工程。当时希望工程在社会上影响还不广泛,许多人还不知道,基金会迫切需要直接的、真实的、有冲击力的宣传照片。解海龙与之一拍即合,提出拍片不要任何报酬,只要求团中央给他出一份介绍信。

随后,解海龙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旅程。他背起相机,走进“老少边穷”地区。他乘硬座火车,搭乘拖拉机,坐老乡的驴车、教师们的自行车,许多时候什么车也没有,只得步行,有时一天要走四五十里的山路,去拍摄那些待修待建的校舍,去体会孩子们学习的刻苦和生活的艰辛。费用紧张,条件有限,他就住在老乡家里,和当地农民一样啃大饼、喝菜汤。

1991年5月,已成为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的解海龙到安徽金寨县采访拍摄希望工程,跑了十几个村庄,最后来到张湾小学。他在课堂上发现了一个叫苏明娟的小学生,苏明娟那双特别能代表贫困山区孩子渴望读书的“大眼睛”,特别能震撼人的心灵。他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

这幅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苏明娟也随之成为希望工程的形象代表。

1992年4月18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把50套解海龙历时一年拍摄的40幅照片分发给新闻界,一时引来海内外报刊争相发表。这些震撼心灵的照片给希望工程带来的宣传效应是空前的。

此前,在希望工程开始的两年多时间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收到的捐款只有1200万元。当解海龙的系列照片发表后,从国家领导人到工人、农民、海外侨胞,纷纷加入到希望工程志愿者的行列,到1992年底,不到8个月的时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一个亿!从此希望工程开始深入人心。

对教育的关注、对贫困孩子的关注,来自于解海龙的经历和善良的天性。解海龙在河北景县上小学的时候,全校5个年级全挤在一个四面透风的屋子里。一个老师执教,一年级在最前面,五年级在最后面,那些被冻得鼻涕直流、揉搓冻僵小手的孩子仍坚持学习的情景,一直定格在解海龙的脑海里。

多年以后,解海龙再回家乡的时候,看到当地的小学仍破败不堪,那些苦孩子的经历和读书的渴望首先打动的是他自己!越走近那些贫困的孩子们,解海龙越感覺到自己镜头的分量。

但在当时,摄影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主要以反映“主旋律”为主,而解海龙拍摄的黑屋子、土台子,似乎尽是“阴暗面”,有些人认为他这是给社会主义教育“抹黑”。解海龙去拍摄的地方,有的不光当地领导不支持,学校领导和老师们也误解。

有一次,当地刚下过一场大雨,解海龙在一所小学看到教室里孩子们正蹲在泥水中上课,便忘情地冲过去抓拍。不料,正在上课的年轻老师一把将他扭住,要夺他的相机……类似的误解,在解海龙的拍摄过程中数不胜数。

然而,解海龙是个认定了目标九头牛都拉不回的硬汉,凭着要通过摄影艺术为贫困孩子做些事情的信念,他3年间行程2万多公里,奔走了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孩子,创作出了《大眼睛》、《小光头》、《大鼻涕》等一系列反映教育真实现状,有生命力、有感染力的影像杰作。一位教育学家感慨地说:海龙的一张照片就是一所希望小学啊!

心系社会 扶弱济困

2001年5月,解海龙由中国青年报社调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工作。处于社会公众人物的位置,又担任多个领导职务的解海龙,依旧保持着一个摄影人的质朴。只要工作有了一点间歇,他就会带上心爱的相机,再次回访以前走进自己镜头里的人物,仅对山西一个叫段计存的老师,他就追踪记录了整整17年。

1992年3月,解海龙走进了山西一个叫神峪沟的山村。他当时发现3个孩子在坡上一个大磨盘上,摊开书本,听老师讲课。解海龙随即抓拍了许多镜头。

后来,老师段计存告诉解海龙,这个村子巴掌大,只有3个该上小学的孩子。因为村子偏,离别的学校远,所以就在这里盖了一所简陋的小学校。不久前,教室塌了,没钱盖新的,只好在磨盘上上课。

解海龙拍的那张段老师给3个趴在磨盘上的孩子上课、取名为《全校师生》的照片被国内媒体广泛传播,也被美国《时代》周刊选用,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8年后,解海龙重返神峪沟村,找到了段计存老师。此时,段老师已经在两层新校舍里教课了。大磨盘早已成为“古董”。段老师兴奋地告诉解海龙,在磨盘磙子上趴着的一个小女孩已经被选去新加坡一所护士学校读书了(全县才选了3个),几天前那小女孩还给他寄来了照片。

又过了快8年,解海龙再次踏上了那段印在他心上的山路,又一次见到了段计存老师。段老师说当年照片里的小男孩已经在某县税务局当上了干部。

解海龙看到自己镜头锁定的地方,发生着变化,由衷地感到自己手中那“方寸世界”所承载的巨大的社会责任。

2008年教师节前夕,解海龙到四川参加一个艺术交流活动。利用这个机会,他背上相机走进大凉山深处的一个麻风村。

解海龙住在当地村民家里,天蒙蒙亮,他就起来开始摄影了。他要记录这个贫困、“与世隔绝”的村子里的一切:上学的孩子、清晨的村民、村庄的景象、阳光下的学堂……

孩子们升国旗的时候,村民们都趴在窗边看:一个18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压着木制旗杆的一端慢慢地把国旗升起。那庄严的一刻,和天安门前升国旗一样神圣。教室里的孩子大声朗读着课文,和外面世界的孩子毫无差别。这时,解海龙看到一些父母站在窗外,凝视着自己正在读书的子女,眼睛里有羡慕,但更多的是期望。

在白天有限的几个小时里,解海龙拍摄了这个村子里的一切,他下决心回去后要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大凉山深处的村子。

2008年9月18日,解海龙的个人展览作品中展出了大凉山的画面。一个私营企业家看了这些图片,当即说:“海龙,你就说建桥需要多少钱吧,这桥我建定了!”其他观看者也纷纷慷慨解囊。

近20年來,解海龙将拍卖照片所得的收入大都捐给了希望工程,到现在所捐的善款累积已有几百万元,而他和家人至今仍过着简朴的生活。

最近几年,解海龙又把关注的目光投到了中国农民工背后的2000万留守儿童身上,准备对农民工子女进城受教育的情况进行关注。同时他还加大了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拍摄力度。

解海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哪里需要帮助,我就去哪里,我的相机镜头永远对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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