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进(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文化适应问题研究:西方的理论与模型

孙 进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随着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下半期的深化与扩展以及人们跨国及跨地区流动的增加,文化适应问题得到了西方研究者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至今人们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其中影响比较深远的有: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它区分了文化适应的四种不同类型;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它描述了文化适应的过程及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影响因素;还有Danckwo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它全面总结并分析了文化适应的特点、领域、过程和阶段。批判地借鉴和发展这三个理论与模型对于推进我国对留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以及本土化文化适应理论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适应;跨文化适应;U型曲线假说;留学生研究

在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不仅商品、货币、信息和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逐渐增加,而且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员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人们的生活和行动越来越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德国社会学家U lrich Beck将全球化称为人们在社会领域各个维度上“所体验到的日常活动的去疆界化”现象(Beck,1997,p.44;贝克,2008,第24页)。随着人们的跨国和跨地区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内部的交织和共生,一个涉及到客居他乡者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关键性问题引起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即:客居他乡者在当地社会的文化适应问题①文化适应最初是作为一个群体层面的现象(group-level phenomena)得到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后来,它越来越多地被心理学者当作一个个体层面的变量(individual-level variable)来进行研究。。

“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通过相互接触,给接触的一方或者双方带来文化模式改变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虽然文化适应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因民族迁徙或战争的发生而古已有之,不过对这一现象的系统性、科学性研究却是始于20世纪初,例如Park,Yieh和Stonequist等人的研究(Park,1929;Yieh,1934;Stonequist, 1935)。1936年,美国人类学家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这一研究报告中,首次系统地明确了文化适应的定义以及文化适应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为以后的文化适应研究奠定了基础(Redfield,Linton,&Herskovits,1936)。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移民潮和留学潮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学者对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西方研究者已提出了多个不同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模型,比如:(1)Oberg的“文化冲击”模型,它按照文化适应者的生理和心理感受将他们所经历的文化冲击描述为一个过程,包括以下四个阶段:蜜月期(honeymoon),危机期(crisis),恢复期(recovery)和适应期(adjustment)(Oberg, 1960);(2)Lysgaard提出的“U型曲线假说”(U-curve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旅居者(来自挪威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在美国的文化适应过程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即最初调整阶段(initial adjustment)、危机阶段(crisis)和再度调整阶段(regained adjustment),文化适应的过程依据文化适应者的满意度的变化(从高到低再到高)呈现为一个U型曲线(Lysgaard,1955)。考虑到旅居者在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后,还要经历一个类似的文化适应过程,Gullahorn和Gullahorn将U型曲线假说扩展为“双U型曲线假说”,又称“W型曲线假说”(Gullahorn&Gullaho rn,1963);(3)Adler提出的文化适应五阶段模型,该模型将文化适应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接触阶段(contact),崩溃阶段(desintegration),重新整合阶段(reintegration),自治阶段(autonomy)和独立阶段(independence) (A dler,1975);(4)Gordon的“文化同化模型”(assimilation model),该模型区分了以下七种不同的文化同化形态,用以描述文化适应者在美国社会所经历的文化适应过程:第一,文化上或行为上的同化(cultural or behavioural assimilation),指的是文化适应者学习和接受主流社会及其成员的典型文化特征;第二,结构性同化(structural assimilation),指的是文化适应者和主流社会成员及组织建立起正式的联系,比如加入了他们的团体、俱乐部等等;第三,文化身份同化(identificational assimilation),指的是文化适应者接受并认同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产生对主流文化和群体的归属感;第四,联姻性同化(marital assimilation),表现为文化适应者和客居国社会成员进行通婚;第五,态度-接受性同化(attitude-recep tional assim ilation),表现为文化适应者对主流社会和主流群体不再抱有偏见;第六,行为-接受性同化(behaviour-recep tional assimilation),其特点是文化适应者不再有歧视性意识(absence of discrimination);第七,公民性同化(civic assimilation),其特点是文化适应者放弃了和主流社会群体在价值观和权力上的斗争(Go rdon,1971)。高顿指出,在文化适应者进入客居国后,会首先经历“文化上或行为上的同化”,比如学习和掌握客居国的语言和主流社会成员的典型行为方式。但是,文化上和行为上同化的发生,尚不能保证其他形式的文化同化也一定会相继发生。相比较而言,“结构性同化”更有可能会促使其他形式的文化同化的发生(Go rdon, 1971)。

与以上四个以文化适应的阶段假说为特征的理论模型相比,加拿大学者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新西兰学者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和德国学者Danckwo rtt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对文化适应的类型、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了更加全面和细致的分析,影响也更为深远。本文在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三个理论和模型。它们基本上涵盖了国际上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核心性理论思考和模型建构,对于我国有关文化适应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跨文化适应模型

如果说,Gordon所提出的“文化同化模型”带有单维性的缺点,即一方面将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完全同化视为理想状态,并将同化的过程视为一个直线式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仅仅强调主流社会对文化适应者的单方面影响,忽略了文化适应者和客居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性影响。那么,John W.Berry所提出的“跨文化适应模型”(cross-cultural model of acculturation)则是一个双维的、适用于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适应模型(Berry,1980)。在这一理论模型中,文化适应按照适应者的态度被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融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对文化适应类型的确定取决于文化适应者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第一,文化适应者是否希望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第二,文化适应者是否希望和客居国的其他社会成员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关系?

表1 文化适应的类型

如表1所示,如果文化适应者既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同时也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便属于是融合(integration)的模式;如果文化适应者只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而不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任何联系,便属于是分离(separation)的模式;如果文化适应者不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而一心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取得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便属于是同化(assimilation)的模式;如果文化适应者既不想或不能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同时也不想或不能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联系,便属于是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模式(Berry,1990,pp.243-245)。

Berry使用了一个虚构的案例来说明以上四种文化适应的情况:一个四口之家(父亲,母亲,儿子,女儿)从意大利移民至加拿大。父亲出于工作发展前景的考虑,积极地学习英语和法语,主动参与加拿大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同时,他也是意大利人在加拿大的社区联合会的负责人,在业余的时间积极地与意大利籍的加拿大人进行社会交往(融合的模式)。与父亲不同的是,母亲仅仅会说意大利语,她不在当地工作,也不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而且其交往的对象仅限于意大利人。因此,她虽然身在加拿大,但基本上仍然是生活在一个意大利世界之中(分离的模式)。年轻的女儿讲英语,积极地参与所在学校的活动,并且喜欢和加拿大的同龄人在一起。同时,她对家庭中只讲意大利语和母亲仅仅提供意大利饮食感到厌烦,对家里要求她在大部分空闲时间与大家庭在一起度过而感到不满(同化的模式)。儿子的文化适应则表现出边缘化模式的特点。一方面,他不再完全认同和接受意大利的传统(“在这个新的国家里,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得到当地同学的接受,因为他的英语带有意大利口音,而且他对当地的文化和体育活动(如曲棍球)不感兴趣。因此,他基本上游离于意大利和加拿大双方的认同群体之外,既不认同双方的团体,也不被双方的团体所接受(Berry,1990,pp.245-246)。通过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在Berry的跨文化适应模型中,文化适应者可以在对客居国文化的接受或拒绝以及对自己原有文化身份的保持或舍弃的可能性之间做出选择。这表明,Berry不是向Go rdon那样强调主流社会对移民的单向影响,而是把文化适应者和客居国社会当作两个互相独立的维度来进行分析。

Berry除了提出以上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类型之外,还总结和分析了文化适应对于文化适应者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用来分析文化适应压力的理论框架(见图1)。“文化适应压力”(acculturative stress)指的是文化适应者在文化适应过程所出现的心理健康状况下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困惑、焦虑、抑郁、疏离感、边缘感、认同混乱、身体精神症状增多,等等(Berry,1990,p.247)。Berry认为,引发文化适应的生活变迁(如移民)有时是有益的,会给文化适应者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有时也会给文化适应者带来压力,造成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不过,“文化适应”和“压力”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必然性的关系,而是一种或然性的关系。文化适应并不必然给文化适应者带来心理压力。文化适应的压力的高低取决于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Berry, 1990,p.247)。

图1 文化适应与压力的关系

如图1所示,文化适应者所遇到的文化适应压力的高低首先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文化适应经历(acculturation experience)的多少:因为文化适应者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或积极或消极、或全面或局部地)参与文化适应的过程,因而他们对文化适应的体验和经历也或多或少有所不同;第二,压力源的多少:有些人可能会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遇到多方面的压力,而另一些人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能仅遇到较少的压力源。Berry指出,“文化适应经历”、“压力源”和“文化适应压力”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图中以横向实线箭头标明)并不是一种决定论意义上(deterministic)的关系,而更多地是一种或然性(p robabilistic)的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取决于一系列调节性因素的影响(图中以纵向虚线箭头标明)(Berry,1990,p.247)。这些调节性因素包括:(1)客居国社会的特质:在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和对不同的种族和文化持包容态度的客居国社会中,文化适应者所感受到的压力要相对低于主张文化一元论和实行文化同化政策的客居国社会。(2)文化适应群体的特征:不同的文化适应群体通常会被置于不同的社会声望等级次序之中。有些文化群体比较容易得到客居国社会的尊重和接受。而有些文化适应群体则更倾向于受到客居国社会成员的侮辱、歧视、排挤和不公正待遇。与此相应地,这些群体成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3)文化适应的类型:边缘化的文化适应者所感受到的心理压力可能是最高的,其次是分离状态中的文化适应者。融合的文化适应者的心理压力应该是最低的,其次是同化状态中的文化适应者。(4)个体的人口统计学及社会特征:文化适应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社会支持关系网的存在与否以及文化适应者在引发文化适应的生活变迁(如移民)前后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文化适应压力的高低。例如,年老的、独居的女性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通常来说会遇到更多的压力。另外,若一个医生在移民后失去医生资格而只能作为护士工作也比较容易给他带来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5)个体的心理特征:文化适应者对于文化适应的态度(积极或消极)、进行社会接触的动机(自愿的或非自愿)、对以往跨文化交往经历的评价(积极或消极)、价值观、认知风格、自尊心、僵化性/灵活性、对文化适应过程的认知控制(是否将文化适应视为机遇并积极应对)等因素均会影响到文化适应过程以及文化适应者的心理健康,带来不同程度的文化适应压力。此外,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会影响到文化适应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文化适应者的期望过高,即便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仍然可能会感到失望和沮丧(Berry,1990, pp.249-251)。

总而言之,Berry将文化适应压力视为文化适应的一种“可能的伴生状态”(possible concomitant)(Berry,1990,p.252)。在他看来,如果客居国的政策既鼓励文化适应者积极地参与客居国的社会实践,也允许他们保持自身的文化传统,那么文化适应压力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得到大幅度的降低。由此可见,在Berry看来,在四种文化适应类型中,融合的模式所带来的文化适应压力是最低的,因此可被视为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文化适应策略。

二、文化适应过程模型

文化适应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状态,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Ward,1996,p.124)。在后一种理解中,文化适应的过程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既涉及到心理层面的改变,也牵涉到社会文化层面的变化,既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社会因素的左右。新西兰心理学者Colleen Ward在系统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文化适应过程模型”(model of the acculturation p rocess),集中概括了文化适应的过程以及各个层面的影响因素(见图2)。

图2 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

在Ward的模型中,文化接触(culture contact)和跨文化迁移(cross-cultural transition)被视为一个人生活中的关键事件。它们带来生活上的变化和跨文化接触。这种新的经验对文化适应者来说,既可能会让他觉得兴奋和富有挑战性,也可能会令他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不管怎样,文化适应者通常来说(至少在最初的阶段)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来应对新环境对他提出的要求。研究者在此常常采用“令人衰弱的压力”(debilitating stress)或“社会能力缺陷”(social skills deficits)等概念来形容这一阶段的情况(Ward,Bochner& Furnham,2001,p.43)。在这两种情况之下,社会行为者都会在情绪、行为和认知三个层面做出相应的反应,进行压力管理或者获取特定的文化能力。文化适应过程的结果既包括心理上的也包括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改变。

文化适应者在情绪、行为和认知这三个层面上的反应及其在心理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文化适应结果分别受到一系列存在于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层面上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出身社会(society of o rigin)的影响因素和客居社会(society of settlement)的影响因素。它们各自又可分解为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个体层面上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包括个人特征,另一方面也包括情境特征。个人特征有:个性,外语流利程度,培训和经验,文化认同,文化适应策略,价值观和移民动机。情境特征有:文化接触的时间长短,社会群体内部及社会群体之间的接触的次数和质量,(出身国和客居国之间的)文化差距,所经历生活变化的次数和所获得的社会支持(Ward,Bochner,&Furnham,2001,pp.43-44)。

Ward所提出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是对现有的文化适应问题研究的一个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整合。它一方面融合了文化适应研究领域中有关“压力和适应的研究”(stress and coping literature)和“社会技能理论”(social skills theory),另一方面也将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系统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模型不仅有助于推动文化适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文化适应理论的构建,而且也为旨在提高文化适应者的适应能力的跨文化培训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切入点。例如,该模型指出,出身国社会和客居国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cultural distance)或文化相异性是许多文化适应问题出现的根源。因此,跨文化培训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文化适应者了解客居国文化的特征,学习和掌握该文化特定的社会技能和行为方式。由此可见,Ward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意义。

三、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

德国心理学者Dieter Danckwortt在自己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十分系统的“对陌生文化的适应理论”(Theorie der Anpassung an die frem de Kultur,以下简称“文化适应理论”) (Danckwortt,1959,p.71)。Danckwortt的理论专门用于分析留学生在异文化环境下的适应问题。他对文化适应的领域、过程、阶段以及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Danckwortt的理论在德语国家中是被文化适应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文化适应理论之一,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过,因为语言方面的限制,我国的研究者对他的理论至今尚不熟悉。因此,本文下面对这一理论给予比较详细的介绍。

(一)文化适应的界定

在Danckwo rtt看来,人在一生中经历的适应有三种:第一种适应是幼儿出生后对其家庭成员的适应;第二种适应为儿童、青少年及成年人对家庭以外本文化内其他社会群体的适应;这两种适应均发生在母文化环境之内。第三种适应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社会成员在进入陌生的文化环境之后对陌生文化的适应(Danckwortt,1959,p.73)。在他看来,对陌生文化的适应既包括对陌生文化要素的吸收,也包括对原有文化要素的改变或舍弃,还包括综合两种文化要素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模式。

(二)文化适应的特点

总的来看,留学生所经历的文化适应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文化适应只发生在某个或某些领域,并且只有当客居国的文化对留学生的行为方式提出有别于其出身国文化的行为方式时才会发生。第二,文化适应是一种认知上的转变过程。这一认知以及行为方式上的转变是为了和其他社会成员取得和谐一致,以避免社会冲突。第三,文化适应者在文化适应中的自我参与程度不同。文化适应可以是表面上的应付,也可以是人格结构上的深层次改变。第四,文化适应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文化适应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即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第五,文化适应是对不同社会亚群体的适应。留学生所接触的各类生活群体越多,需要接受和适应的社会角色也就越多,其适应的程度也就越高。第六,在文化适应的不同阶段,留学生参与适应的积极性主动性也不大一样。一般而言,在开始时,适应的积极性比较高。第七,文化适应受客居国文化对外来者的开放程度和封闭程度的影响。客居国文化对外来者越开放,就越有助于促进外来者的文化适应(Danckwo rtt,1959,pp.41-43)。

(三)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

文化适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受到客居国环境和留学生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概括来说,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见图3):第一,客观存在的适应强迫,即客观环境对留学生提出的适应要求。文化间的差异越大,新文化环境对留学生所提出的(行为,观念等方面的)适应要求也就越高;第二,留学生主观上对文化适应的需求,如:留学生个人的兴趣、动机以及参与适应的积极性程度;第三,留学生个人的适应能力和素质,如:改变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能力以及承受压力的能力;第四,外界对留学生适应所给予的帮助,比如资金和人员上的帮助等(Danckwo rtt, 1959,p.52)。

图3 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

留学生在文化适应方面的能力和素质,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文化适应的过程和程度。这些能力和素质主要包括:(1)生理条件:如肤色、外貌及身体健康情况等;(2)能力:如智力、独立性、社会交往能力等;(3)知识和经验:包括语言知识、专业知识、有关出身国和客居国国情和文化的知识,以及与人交往的经验和在陌生环境下生活的经验等; (4)感情状态:既包括情绪状态,如高兴、满足、惬意或者忧虑、不安、紧张等,也包括自我价值感,如自信、骄傲、自豪或者羞怯、自卑、自责等,还包括对待他人态度,如喜欢、信任、尊重或者厌恶、怀疑和鄙视等;(5)兴趣和需求:如寻求新的挑战,体验新的生活,寻求知识和获取学位,追求自由、独立、自主等;(6)态度:这里尤其是指留学生对客居国社会和群体的态度,如定型观念和偏见等,以及修改自己定型观念和偏见的主动性意愿;(7)生活习惯:包括留学生在衣食住行、娱乐休闲、工作方式等方面养成的习惯(Danckwortt,1959,pp.127-160)。Danckwortt指出,通过对比分析留学生具有的适应能力和素质和客居国对留学生所提出的能力和素质要求,可以预测留学生在客居国可能会遇到的文化适应问题。

(四)文化适应的领域

留学生在客居国的文化适应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因而,研究者在分析留学生的适应问题时,有必要对文化适应的领域加以界定,以取得一个较为清晰的、系统的分析框架。Danckwortt区分了29个文化适应的领域,并将这些适应领域归入以下五个大的范畴:(1)生物-地理范畴:包括气候,居住地,人口密集度,居民的外貌以及所在地区的大小;(2)科技-经济范畴:包括饮食,服饰,居住环境,工作环境,业余生活和交通工具;(3)社会范畴:包括一般的交流媒介(如语言、文字、手势、形体语言),社会交往方式和礼仪(如称呼、问候),教育,培训,大学生生活和青年生活,家庭生活,社会阶层和职业,工作,商务,医疗卫生,休闲娱乐和社会团体(如同乡俱乐部、协会);(4)政治范畴:包括意识形态,法律系统,政府机构以及国家的内政和外交环境;(5)伦理-宗教范畴:包括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日常伦理道德,对外来群体的态度等(Danckwortt,1959,pp.83-122)。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Danckwo rtt上述对文化适应领域的界定,只是分析层面上的区分。在现实中,很多领域之间存在着交叉,令严格的区分变得十分困难。

(五)文化适应的阶段:U型曲线假说

Danckwortt将留学生的适应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观光者阶段、深入纠葛阶段、稳定适应阶段和归国前阶段。四个阶段依据留学生从高到低再到高的满意度变化呈现为一个U型曲线。在每个阶段,留学生的适应行为和过程都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1)在观光者阶段(Beobachter-Phase),留学生初来乍到,从感觉上类似一个“游客”,对所到留学国家充满了新奇感和探索欲。总的说来,留学生在这一阶段对周围的环境满意程度较高。(2)在深入纠葛阶段(Auseinandersetzungs-Phase),留学生生活中和学习中的问题都变得具体,文化适应的强迫也变得明显。留学生很多以前行之有效的行为方式受到陌生价值标准的冲击,很多以前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得不对其加以重新审视。在这一阶段,留学生思想斗争比较激烈,与之相伴随着的是求索中的挫折和沮丧。加上开始想念国内的家人、朋友和以前熟悉的生活环境,留学生对周围人、事、物的满意程度不断下降,批评不断增多,甚至对客居国产生不满或敌视的情绪。3)在稳定适应阶段(Verfestigungs-Phase),留学生经过第二阶段的求索和适应,在自己的期望和客居国的现实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点。留学生在这段时间对客居国所形成的看法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不过,无论如何,留学生对周围的环境和人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了解。随着对周围环境的熟悉和语言水平的提高,留学生重新获得了行动上的确信和肯定。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可能不再像初来时那么高。对周围人、事、物的批评也不再是一概而论,而变得有所区分。随着留学生的生活和学习进入程式化,他们的满意程度又开始回升。(4)在归国前阶段(Aufbruchs-Phase),留学生因为面临着告别自己生活了多年的环境和朋友,倾向于以“玫瑰色”看周边的环境,满意程度又达到了初来时的水平。考虑到自己对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些陌生,留学生同时也有些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习惯国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因而,在这一阶段,留学生的感情很复杂,既有对客居国的依恋,又有对回国的期待和顾虑(Danckwo rtt,1959,pp.171-177)。

总的来说,U型曲线假说是一个在文化适应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个理论模型,U型曲线假说对描述文化适应者的文化适应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它毕竟不可能准确的描述所有文化适应个体个性化的适应过程。而且,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文化适应者的经历可以迥然不同。例如,Chen Yi-Shan对东亚学生在德国文化适应的调查证实,东亚学生的适应模式和适应问题就明显有别于来自欧洲国家的留学生(Chen,1995,p.96)。

四、结语

在当前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学生大批的走出国门,去国外学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来到中国留学。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社会历史、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两国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不同,无论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对客居国文化的适应问题。因此,对留学生文化适应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留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正如我国学者黄新宪所说:“研究当代留学教育,不可不涉及留学生群体的适应性问题”(黄新宪,1995,第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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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侯珂 责任校对 侯珂 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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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daptation:Western Theoriesand M odels

SUN Jin
(Center for Comparative Education,BNU,Beijing 100875,China)

The p roblem of culture adap tation has been w idely observed and investigated by Western researche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 ith the intensif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tant increase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mobility of peop le.Peop le have by now developed various theoreticalmodels of cultural adap tation. The p resent article analyzes thre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m,namely,Berry’s cross-cultural paradigm of acculturation, Ward’smodel of acculturation p rocess,and Danckwortt’s theo ry of adjustment to a fo reign culture.A critical adop tion and advancement of these three theo ries is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p romotion of ou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adap tation p roblem s of oversees students and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igenous theory of acculturation.

acculturation;cross-cultural adap tation;U-Curve Hypothesis;research of overseas students

B84

A

1002-0209(2010)05-0045-08

2009-10-08

孙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