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林

翻检二十五史，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历史上大多数改革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结局都很悲壮。

就拿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改革者来说吧。商鞅，变法虽然直接推动了秦国的崛起，最终却被五马分尸；赵武灵王，为了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却被反对派包围，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王安石，人没亡，政已息，他在孤独中抑郁而终，死后遭受了700年的骂名；张居正，虽然得以善终，但人亡政息，身后家族的命运是历代改革者中最惨的。

改革者没有好结果，这似乎成了改革者们头上挥之不去的一个“魔咒”，和“黄宗羲定律”一样适用。

正因如此，历史上真正大动干戈的改革者少之又少。很显然，作为精英中的精英，那些“居庙堂之高”的高官对历史耳熟能详，谁都会看到改革的风险基本上都会演化成改革者身家性命的风险，谁还会视自己的前程和家庭为儿戏、去当那个“冤大头”的改革家呢?

“十面埋伏”下的悲剧

至于原因不难理解。

经济学上有一个“帕累托改进”的概念。简单地说，是指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下，在不损失任何人利益的前提下促使一部分人利益增进的改变。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多赢”局面——没有输家，只有赢家。也就是说，如果改革者做的是增量改革，由于其不会触及既得利益格局，那改革者的改革风险就不会转化成改革者自身的风险，这样的改革自然是人人皆曰“可以”。

只是，这种“理想国”状态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尤其是在庶政之母的财政改革中。在笔者看来，财政改革，归根结底涉及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与调整，并不是所谓的“外围战”——增量改革，而是所谓的“攻坚战”——政治改革的核心部分。

既然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到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再配置，那自然就会涉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问题，改革者就会处于“十面埋伏”。因此，改革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就是明显不过的了。

张居正改革的成功之道与悲剧之源均在此。张居正对改革有着极其深刻的洞察与指向：“天下财富，额有定数，现上不存朝廷，下不在百姓，权贵中饱私囊。”基于此，他抛开孟子“为政之道，不得罪于巨室”的古训，从整治吏治人手，严厉清欠豪门巨室拖欠的国家田赋，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地官员隐瞒吞并的土地。

在此基础上，他在万历年间推行的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就更是与统治集团内部既得利益集团的较量。尽管这些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国富民强，但他的这些行为也彻底得罪了明朝的权贵阶层，为他自己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一张居正改革的反对者就如此威胁万历皇帝：“吹求太急，恐怕引起逃民大乱。”

尽管张居正凭着坚强的意志和自我献身的精神，将改革力推到底，但张居正的改革在死后即被彻底废除，人亡政息。一个本应多赢的过程变成了改革者自身的悲剧。

张居正作为明朝中后期官僚阶层的最高代表，他的政治见解不可谓不深刻，处事技法不可谓不高明，改革手段不可谓不老辣，但仍难逃被既得利益集团联合绞杀的厄运。

这样的悲剧为何在中国古代的改革史上一再重演?

“改革突围”中的多赢

其实，大部分改革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能量。在传统皇权政治体制下，既得利益阶层往往是以权力执掌者为倚重的，有着不可忽视的资源动员能力，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有着极强的垄断性和扩张性。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结构中，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革总会陷入既定的怪圈之中——改革要取得成效，就势必要对既得利益集团动刀，动刀就势力彻底开罪权贵，权贵必然会疯狂反扑，那么改革者就必然没有好下场，改革者人亡之后就必然政息。

何以总是如此呢?笔者的一个粗浅的看法是：在中国皇权政治条件下，自传统士族在皇权的强力打击下湮灭之后，改革者面对的政治格局极其单一——权力阶层对权力的高度垄断导致财富精英、知识阶层根本就没有对其进行制约的基础(这两者亦成为权力体系的附着物)，处于底层的社会公众更是对政治过程没有任何置喙的余地。在这种格局下，权力阶层的权力得不到任何有效的制约，其最大的寄生物——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也就肆无忌惮了。

在这种传统政治格局下，皇权层面任何改革的动力都不彻底，那么，任何张居正势必力单势薄，这自然就成了一个跳不出的“怪圈”。

很显然，我们当前时代是与传统帝制完全不同的时代，改革者的改革大都得到党委政府的强有力的支持，但是，改革仍然会遭遇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这一点，古今中外皆然。

在笔者看来，跳出“怪圈”的唯一方法在于将公众纳入整个改革过程——亦即政治过程之中。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曾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政治过程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利益表达→利益集聚→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在这个系统中，社会公众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利益表达，对权力阶层进行了有效制约，对改革者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

在新时期下，改革者推进改革的有效策略就是将社会公众的利益表达导人既定的改革程序之中，这是对改革者最大的支持，也是改革者推动改革的最强有力的后盾。

焦作就是一个最好的样本。作为一个一个市本级财政收入不过10多亿的小财政，甚至不如一个发达地区的乡镇富裕，如何能够成为中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面旗帜?

焦作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让公众参与。焦作市公众参与预算决策的形式多样，从项目选择、项目公示、专家论证、社会听证，到市人大常委会初审部门预算，都广泛吸收各界人士包括普通民众的参与。在不同的环节配之以不同的参与形式。此外，在市人大会正式开始前，由人大常委会组织委员和代表票决出若干部门预算或项目预算进行公开问询、审查，部门负责人要接受人大代表或群众质询。

其实，焦作的这些改革也是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上被逼到墙角后的“急中生智”，“财政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那就让老百姓来决定这些项目该不该上，这些钱该不该花?”

这样的改革，本刊先前的广东、湖南、河南、云南综合报道中都有体现：财政部门在无法满足政府内部预算扩张的情况下，纷纷推动预算公开，让社会公众的参与来“摆平”预算编制的压力。

更难得的是，公众这样的参与是对改革者最大的保护。去年因为预算公开而引起全国关注的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就认为“什么事情越公开、越透明，就越好办”一因为这种参与让财政改革者在很大程度上从备受质疑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了。

很显然，在这种参与之下，改革的风险不仅不会转化成改革者自身的风险，而且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推动力。

正所谓：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挥群众智慧，我们的改革才能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