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

现在想起来，考电影学院的那段日子是不堪回首的，说是像做梦再贴切不过。爸爸从小不让我沾文艺的边儿，认为唱歌、跳舞会让人浮躁。爸爸是很有一些自己的教育理论的，有段时间我迷上了宋词，他就很不主张，他说宋词的婉约容易使人感情脆弱，应该多读唐诗，像“九万里风鹏正举”，这些更适合追求上进的年轻人。连书法爸爸都让我学的是颜体，颜体浑厚、道劲、非常漂亮，但比起柳体、欧体那些清瘦优雅的字体来说更像男孩子学的字。因此有时我想，爸爸是把我当成个男孩子来教育的，希望我大气、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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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电影学院是由无数新鲜、恐惧和豁出去的感受组成的。现在常有人间我为什么考电影学院这类的问题，常常把我问愣了，回家仔细想想，好像任何答案都是矛盾的、不真实的。我从小热爱表演?从小热爱电影?不是，谈不上。是去瞎蒙的?觉得自己挺漂亮、挺有表演天赋?好像也不是。上中学的时候，我足一个连读课文都会紧张得心在嗓子眼里跳的人，怎么会去蒙这个，更不要说觉得自己漂亮有天赋了，说出去自己都想笑。那是为了虚荣心?有可能吧，可虚荣心并不是那么强大的动力，能够驱使一个有些自卑和自闭的人去考一个她从未想过的专业，况且她的父亲教她的一句拿破仓的格言她一直记得，就是：露脸和现眼只差一步。如果都不是，那也许只有当时的我知道了。

时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会让人变得不了解自己，忘了自己曾经为什么做一些事情，甚至为什么动了一些感情。小时候日记里写的那些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情，再回头看也都记不起是什么了。

仅有的几个考试也记得不那么准确，只记得我朗诵了一段从《读者文摘》上选的歌颂父亲的散文，唱了一首儿歌，跳了一段自编的惨不忍睹的慢舞，并在老师的要求下围着教室跑了一圈，表演的命题是“一楼的男孩爱上了二楼的姑娘”和一个只许说“是你是我”的小品，参加文艺理论考试之前，爸爸告诉了我有一个表演理论大师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说到这儿，我最感谢的是我的老师刘汁子，很多次我想问问他为什么会要我这个学生，但想想也就算了。无论如何上的电影学院，那都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从此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我清楚地记得考试上台前的一个心理活动，就是形体考试的时候，坐满了一教室的人，我的考号慢慢临近，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件事：跑，还是不跑?其实真是一念之差。如果跑了，那今后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我也许在多年以后考上了美术学院，也许最终没考上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也许去了国外念书，可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最后，不跑战胜了跑，因为即使是跑，也要有站起来穿过众多老师和同学惊诧的视线出门的勇气，所以一咬牙、一闭眼，这电影学院也就进来了。

我不再去想是人改变了命运，还是命运改变了人，反正这一切虽然在意料之外，但也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所有假想都是和命运玩儿的一种无伤大雅的游戏，不会因此改变任何东西，我们都将沿着眼前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对与错、好与坏都是无稽之谈。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句还算中肯的诗，大致是说：蓦然回首，没有遗憾的青春才是最美。算是我的座右铭之一吧。

1993年4月到5月是我到目前为止自我感觉最成功的一段日子，以往的不自信好像全都是毫无必要的，连爸爸都对我另眼相看，对于我能考上电影学院的意外之感取代了对“搞文艺”的种种担心。我经常在家得意地想：全国才有几个呀，全北京才有几个呀，全朝阳区才有几个呀!我不禁觉得自己太棒了，简直什么都能，这种成就感持续了很长时间，全家上下一片欢乐的景象。过了不久，开学了。

电影学院的那段生活很模糊，只记得晨功出得越来越晚，小品做得越来越多，住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活在很多假象里，外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其实里面一团糟。一个学习一般的孩子进了人人向往的重点中学，一个不爱写书法的孩子进了只有聪明的、有特长的孩子才能进的北京市少年宫，一个完全没有表演欲的、黑黑瘦瘦的同学进了全国唯一的一个电影专业院校——北京电影学院。这个学校里人才济济，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师是这个黑黑瘦瘦的同学的校友，这个同学是够风光的了。可实情是，在这些风光背后，这个同学过着诚惶诚恐的日子：小品永远编不出来或者编得差强人意，朗诵永远感情不够充沛，唱歌永远上气不接下气，舞蹈永远也跳不了一个完整的。最可笑的是这个同学还要表演说相声，穿着大马褂、挥着大扇子，台下的老师同学完全是被气乐的。黑瘦的同学常常无地自容，想：怎么了，怎么我就跑到这儿来了，有种走错了时空隧道的感觉。但无论如何，已不见了来时的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睿雪摘自《年轻人·中学生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