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评论员 信海光

实名制将为社会带来总的负效益，这个结果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但由于往年在打击票贩子方面总居于千夫所指的不利位置，铁道部在呼吁实行实名制的民意面前腰杆就没那么硬了——民意指责铁道部不实行实名制是没有打击票贩子的诚意。

近年来，由于春运客票紧张，加之“黄牛党”倒票猖獗，民间涌起一股要求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关于实名制，最早的建议出现在2003年7月，蔡茂松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应该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以打击倒卖车票的现象，此后类似建议此起彼伏，年年不断。往年，针对这类呼声，铁道部门都以人力、设施不足为由而拒绝采纳，但2010年，事情发生了变化，铁道部下属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和成都铁路局决定在部分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并推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实名制下，旅客需要凭有效身份证件购买车票，在其他站购买这些车站的异地、联程等车票也要凭有效证件，车票票面上会增印旅客身份信息。乘客可以通过各火车站售票窗口、铁路设立的集中售票处、火车票代售点、电话订票等4种渠道购买实名制车票。电话订票则仅受理居民身份证。如果使用二代居民身份证，售票系统会自动读取身份信息，若使用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则要由售票员录入旅客身份信息。团体订票时，也要逐一对应提交乘车者的姓名、居民身份证号码、居民身份证类型。售票和购票中，售票员需要核实乘客的有效身份证件，旅客也要认真核实票面上的身份信息，因为两者的不一致会直接导致无法进站上车。进站时，要同时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车票，工作人员核对相符后，才可进站上车。而无论哪种渠道购得的车票，改签或退票时，同样需要核实票、证的一致性，不一致的不办理改签、退票。

2010年1月21日7时3分17秒，中国首张春运实名制火车票预订成功。

实名制不会增加哪怕一张车票

铁道部应民意呼声试点火车票实名制，但试点实行之后，民意对于实名制却并非一致拥护，而是涌现出相当强大的反对声浪。

从包括我在内的反对者来看，实名制解决的只是火车票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无法触及那些引起群众“春运之痛”的实质点，最终，实名制的实行很可能不但连不均都解决不了，而且还要付出相当的社会代价。

春运这种大规模的高交通运输压力与运力有关，与中国的人口及国土面积有关，更与中国人在春节这一特定时间段的集体出行习惯有关。从供需角度理解，春运的拥挤、买票难问题基本上是难以彻底解决的，除非中国在短期内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结构，或者人们改变出行习惯，否则，即便寄望于扩大运力也不现实，因为如果运力大到了连在春节都不拥挤的话，那么在平时必然是极大的浪费。

既然春运时期的车票紧张问题本质上不可避免，那么所谓“黄牛”倒票导致购票难的说法自也难以成立，因为被“黄牛”倒走的票并没有消失，最终还是要流到消费者手里，因此，“黄牛”倒票只关乎消费者的公平购票，与车票紧张无关。实名制不会增加哪怕一张车票。

如果把春运关于车票的矛盾划分主次的话，购票难、百人求一票是主要矛盾，“黄牛”倒票则是次要矛盾。现在铁道部在广州、成都试行火车票实名制，目的是打击票贩子，缓解次要矛盾，但其后果却是在客观上强化了主要矛盾。试想，在原来简单的掏钱买票程序下都要排起长队的情况下，现在又多了个耗费时间肯定翻倍的查验、登记身份证的复杂步骤，结果如何不问可知——只能是长队更长。

单纯就打击“黄牛党”来说，实名制也未必可奏奇效，“黄牛”们完全可以搜集一批身份证用来倒票，如果是内外勾结，估计连身份证都不需要，提供一串身份证号就足够了，到头来，实名制也就给一些趴售票窗口的低级“黄牛”添了小麻烦，却给广大消费者增加了大麻烦。

打击票贩子属于铁道公安部门的应有职责，但现在却强迫乘客都持有效证件和证明买票上车，这无异于让所有消费者都分担了有关部门的职责，而且这种职责还很可能会给消费者造成麻烦或者伤害，比如，身份证明文件丢失或者遗忘的农民工就很可能因为无法购票而丧失回家过年的机会。再放大一点，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是一个动辄就查验身份证明文件的社会，应尽量减少身份证的使用而不是相反。

有律师甚至上书全国人大，指出铁道部强行在铁路运输企业推行火车票实名制，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等规定。铁道部没有权利出台部门规定，强迫消费者凭身份证等进行交易。如果要出台消费者必须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才能进行实名交易，需要全国人大或者授权国务院进行相关的立法，而这些立法还必须举行听证会等以征求消费者意见。铁路企业推行的火车票实名制，既没有全国人大的法律依据，也没有广泛地征求消费者意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强行地在与消费者市场交易中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

所谓“印度范例”并不适用中国

在支持实行火车票实名制的意见群体中，经常有人把印度当做一个最佳范例进行解读。印度全国铁路里程达到63000公里，每天运营的火车有18000多辆，其中旅客列车8700余辆。每天运载大约1600万乘客和220万吨物资。但印度铁路却不会出现中国式的一票难求的情况。有人将此归因于印度实行了火车票实名制度。

这实际上是一种常见的“后此谬误”：印度铁路购票实行实名制是事实，印度铁路购票不像中国那么难也是事实，但两者压根不构成因果关系。印度社会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村居民可以随便在各大城市合法定居，孟买、加尔各答等地都有庞大的贫民窟，而政府并无权力将这些人驱赶走，反倒是有时候因为要拉选票还得讨好巴结他们。他们也没有“春运”这样的旅客集中流动的特殊时期，因此，印度人不需要像中国人这样大规模的集中迁徙，全年旅客流量比较平均，铁路运输压力相对较小。

如果印度人明天取消了火车票实名制，而人家的运输仍旧并不拥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有两个历史与现实细节不能忽略，其一，印度的火车票实名制度始于殖民地时期，其实是英国人进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但不知为何沿袭至今；其二，印度全国至今仍没有统一的国民身份证制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例如护照、投票卡、驾驶执照、学校教职员证、学生证、信用卡或公司识别证，都可以作为个人身份证明使用。印度国民不需要通过一张卡片来证明“我是谁”。如果想到人家连身份证都没有这一点，就能理解其火车票实名制的本质了。

票贩子依旧

实名制实施以后，倒票“黄牛党”是否消失了？媒体报道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羊城晚报》记者调查发现，“黄牛”“与时俱进”照样猖獗。网上的炒票信息依然大行其道。记者在电话订票时对方说票已卖完，可只要把身份证号码报给“黄牛”，并交上一笔“手续费”，居然就能在正规窗口取到车票——和之前反对者设想的结果一样。就在1月25日晚间，深圳铁路警方还捣毁了一个企图利用假证套取春运实名制火车票的窝点，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缴获假身份证100多张及作案工具一批。

除了内外勾结，据警方透露，在售票系统显示有余额的情况下，票贩子还可以通过使用大量抢拨器，用10到20台电话不停地占用号段，或雇用大量人手去窗口排队，再用旅客的身份证号进行预订，最后赚取高额差价。

在试点单位实际的实名制售票过程中，旅客在购票前多了一道环节，先要验证才可进售票厅，证件确认过程要半分钟，持有二代身份证者在窗口前买票从递证到拿到票差不多要3分钟，但用一代身份证购票则还要多耗费3分钟。在平时，几分钟时间看似微不足道，但在春运高峰期却可能蕴藏巨大麻烦。以北京西站为例，每天到发的旅客列车280多列，高峰的时候20万人，单这20万张票销售时多耗费的时间就很惊人——进站当然更麻烦，按规定，旅客凭票进站时也得拿出相应的身份证，需要火车票上的信息与身份证上的信息相吻合才能顺利进站进而乘车。按铁道部一位副总工程师在其博客上的推算，在现在30分钟就可以全部验票上车的前提下，如果对每个旅客买票、验票时都检查身份证的话，一列火车“2000多人就要再增加1个多小时”，春运高峰期间一天要发多少次列车？这么算下来，不需要特别试点，就可以推定火车票实名制必将难以实施。

这些细节还只是车站方所面临的压力，尚没有将实名制给市民购票带来的麻烦涵盖在内。

应付民意的代价

实名制将为社会带来总的负效益，这个结果其实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推算出来的，铁道部当然有这个科研实力——就算它不进行科学调研，只要重视来自反对者的相关质疑结果自也可以得出。但由于往年在打击票贩子方面总是居于千夫所指的不利位置，铁道部在呼吁实行实名制的民意面前腰杆就没那么硬了——民意指责铁道部不实行实名制是没有打击票贩子的诚意。或许为了应付这部分民意压力，或许出于其他压力，铁道部终于放弃抵抗，选择了“试点”的办法，用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高晓兵的话说是：“通过实践检验，让事实说话”。如果试点失败了，那些呼吁火车票实名制的民意自然也从此偃旗息鼓。

但这一“实践检验”却不是没有代价的。据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透露，为试点实名制，铁路系统将会增加1亿元的投入，而这个投入还是有些紧张。尽管王勇平坚决否认这些投入中哪怕会有一分钱转嫁到旅客头上——但这笔钱毕竟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再加上广州、成都两地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支出，因为试点实名制而付出的代价很难说不高昂。

如果实名制试点成功还好说，如果试点失败谁该承担责任呢？

火车票实名制的具体试点范围和时间

春节前，2010年1月30日-2月13日，在广铁集团公司的广州、广州东、广州北、佛山、深圳、深圳西、东莞东、惠州、汕头9个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广深线动车组列车、广九直通车、武广高速铁路动车组列车除外）。

春节后，2010年2月14日-3月10日，在广铁集团公司的岳阳、长沙、株洲、衡阳、耒阳、郴州、张家界、吉首、怀化、铜仁、常德、益阳、娄底、邵阳、永州、溆浦、新化17个车站试点火车票实名制。在成都铁路局的成都、成都南、重庆、重庆北、南充、达州、贵阳、遵义、内江、万州、攀枝花11个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实名制火车票的预售期为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