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珍

鲁迅,是世界的鲁迅,但从各方面来说,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像日本这样,同鲁迅的名字联系得那么密切;近代以来,中国也极少有文人像鲁迅一样,在日本延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影响。

日本是鲁迅一生中到过的唯一异国。从22岁到29岁,他在那里度过了7年。留学期间,促使他改变学医初衷,走上了文学道路,开始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生涯。

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存在着“鲁迅热”。鲁迅的著作,他的思想和风格,不仅在他同时代的日本人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在继续和扩大。

鲁迅的作品最先译成外文的是日文。据专家研究,一九二二年一月,侨居北京的日本新闻工作者藤原镰兄在北京创办的日文《北京周报》,就是译载鲁迅作品的第一家。首篇是《孔乙己》,发表于1922年6月4日出版的该杂志第19期上。到1935年,《中国小说史略》、《故乡》、《阿Q正传》、《呐喊》集、《彷徨》集的日文版都已出版,还有佐藤春夫和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这期间出版的《阿Q正传》日译本有4种,足见鲁迅著作日译之盛况。

鲁迅逝世后,他的作品更多地介绍到日本。日本改造社在鲁迅病殁不到一周,就编辑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于1937年出齐。这是日本第一个较全面介绍鲁迅作品的集子。

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翻译出版界一直延续着“鲁迅热”。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出版的鲁迅作品是最多的。除出版了种类繁多的单行本、选集、全集、评论集外,还被收入《世界文学大系》、《世界名作全集》、《世界之文学》和《世界文学全集》。其中,岩波书店1956年初版的12卷本、1973年新版扩充为13卷本的《鲁迅全集》,是目前日本所出版的一部较为完备的鲁迅著作集。日本也是研究鲁迅最早、最深入和出版有关鲁迅的论著最多的国家。早在二十年代初,鲁迅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引起了日本的反响。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撰文评称:“在小说方面,鲁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如他的《狂人日记》,描写一种迫害狂的惊恐的幻觉,而踏进了迄今为止中国小说家尚未达到的境地。”后来,评论鲁迅及其活动的文章越来越多了。其中,l931年日本革命作家尾崎秀实在为山上正义译的《阿Q正传》写的序文中说:“鲁迅不仅是声名卓著的作家”,而且是“左联的泰斗”。山上正义著文指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唯一代表者”。1932年,日本研究鲁迅和中国文学的专家增田涉发表《鲁迅传》,赞美鲁迅是“中国文艺界庞然的斯芬克斯”。(斯芬克斯:原指埃及开罗郊区的狮身人面像,此处含具有魅力的巨人之意)。

随着鲁迅的作品越来越多地介绍到日本和日本人对鲁迅研究之深入,鲁迅的名字在日本日益深入人心。他的逝世自然引起日本的痛悼。就在1936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长逝的当天,东京和大阪的晚报都作为重要新闻刊登了这个噩耗。接着,报刊纷纷发表悼文,许多生前好友发唁电、文章,对失去这样一位亲慕的友人表示深切哀痛和惋惜;一些没见过鲁迅的文人学士永久失去了相会之期,对此他们引以为“永生的憾事”。在悼念鲁迅的日子里,有的讲师在课堂上作痛悼鲁迅的讲演;有些评论家撰文高度赞誉鲁迅的生平业绩;有些评论家还想在日本文学史中找到与鲁迅相似的人物,结果他们认为“找不到一个人像他”。鲁迅在日本人中所享有的声誉,由此可见一斑。

从鲁迅逝世到今天,日本一大批研究鲁迅的专家做了大量工作,算起来每年差不多有一本鲁迅传记和研究鲁迅的论著问世。“鲁迅研究会”和“鲁迅之友会”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在东京成立后,在全国出现了许多“鲁迅学习会”、“学习鲁迅小组”等组织,研究鲁迅的活动规模空前扩大,学习鲁迅的活动更加活跃、广泛了。日本人民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深厚情谊,于1960年在仙台青叶城建立了一座鲁迅纪念碑,还在鲁迅老师藤野先生的家乡福井县建立了一块纪念碑。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以鲁迅为内容的交流活动进一步广泛开展。突出的是1976年鲁迅逝世40周年纪念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经济新闻》社先后在仙台、东京、名古屋、神户、广岛五个城市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这在增进日本人民对鲁迅生平事迹和中国革命历程的了解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鲁迅是当代中日人民友好事业的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这种壮丽事业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见证人。

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中日关系不平等的、黑暗的时代,从甲午战争、“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中国人民备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同时,两国人民的交往却冲破各种羁绊在曲折地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鲁迅是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明确加以区别的。

从早年留学日本到晚年定居上海,鲁迅用他那如椽的大笔,不断地揭露和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行径及其对中国人民惨无人道的屠杀;也斥责过日本资产阶级政客对中国革命的别有用心的诽谤,嘲讽过那些以“支那通”自居、其实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的歪曲;同时以更多的时间和热情致力于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事业和文化交流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始终和日本特别是友好进步的日本文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留下了许多佳话。

关于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同藤野先生等人的友谊,是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的了。这里要说的是,在此期间鲁迅还翻译介绍过不少日本的文学作品,并用日文为日本期刊写过文章,那时他就和日本文艺界人士有了广泛的交往。

鲁迅回国后,继续为两国民间来往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他同许多日本作家、汉学家、文艺界和出版界人士建立和加深了友好关系;接待了大批对中国革命前途怀着善意和期待的日本青年;为他的作品的译者作讲解、校阅并写注释;翻译了日本的一些小说、剧本、杂文和文艺理论著作。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内山是当时开设于上海的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1927年从广州回上海同他结识后,一直同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鲁迅在白色恐怖中曾得到他的帮助,并经常借用内山书店作为通信会客以至避难的地点。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被特务追踪,曾在内山书店里躲了一个多月;“一·二八”事件时,内山请鲁迅全家搬到他的书店楼上,后来又把鲁迅隐藏到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后来,内山在他的著作《花甲录》中自豪地写道:“跟这样伟大的鲁迅先生的晚年有着近十年亲密的交往,这确是我一生的幸福。”

1959年9月,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我国访问时,不幸因脑溢血去世,遵照他的遗嘱,骨灰安葬在上海。他的弟弟内山嘉吉继承他的遗志,在东京主持内山书店,继续努力传播中国文化,并从事研究鲁迅的活动,作了大量友好的工作。这也是鲁迅播下的友谊种子开出来的绚丽花朵。

鲁迅在同日本的交往中,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1933年2月20日,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当局虐杀。鲁迅和其他中国革命作家闻讯立即联名抗议日本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并以个人名义向小林的家属发了电报。电文揭露和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同时强调“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表达了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为了慰恤小林的家属,鲁迅还和其他中国作家签署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开展了募捐活动。

在中日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鲁迅始终对中日友好满怀信心。为此,他努方实践,努力宣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内山书店工作过的日本人儿岛亨回忆说:“鲁迅经常同我们以‘路、人走的路、日中友好的路……为话题,说:‘从前,无人走过的山野是没有路的。走的人,一个人,两个人逐渐增加起来,就走出路来了,而且越走越宽广。日中友好的路也是如此,互相虽都有长短处,但如果能够跨越这些障碍,互相多加了解,就能成为友好的路了。”

鲁迅晚年为“鸽子坟”题诗的故事更表达了他对中日两国人民必将冲破黑暗、重归于好的信念。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友善的日本人西村真琴访问上海时,在遭到战火破坏的闸北区三义里的弄堂里,发现了一只飞不动的鸽子,把它带回了日本,并准备将它和日本鸽子交配孵出的小鸽子,作为“和平的使者”送到上海。可是鸽子在第二年三月死了。西村悲痛之余,在自家院子里筑坟将它埋葬,并写了一封信,画了一张鸽子图寄给鲁迅。鲁迅回赠《題三义塔》诗作,一面表示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一面表示对日本人民的友好。诗的最后两句是: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意思是说,现在中日两国虽然隔阂很深,但是,相信中日人民共同反帝会度过漫长的苦难岁月,取得真正的和平。到那时,兄弟的中日两国人民相逢一笑,深仇大恨也会消除。

从那时起,七十多年过去了!天地翻覆,沧桑巨变,中日两国早已实现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鲁迅的预言和愿望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