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越 峰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所谓“庆历学术”是指北宋仁宗庆历前后的学术理念以及学术风气,时间上大体以天圣末年至治平末年为限,包括范仲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刘敞、李觏、周敦颐、邵雍和张载等人,它要比学术界常言的“疑古惑经”思潮包含的范围更加宽泛,涵盖了宗经复古与怀疑传统相结合的治经理念;以人为本、经世致用的治经理想;创新求奇,摒弃诡异的治经风格和致力于儒学进一步哲学化的治经趣向等方面内容。庆历学术不但在学术思想、学术风尚等方面一改以名物训诂为特征的“汉学“传统,对北宋性理之学有“破暗”之功,而且它也是北宋中期散文新变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当时占有绝对话语霸权的学术对散文理论及创作有明显的影响,以下我们就以欧阳修为例,进一步分析庆历学术影响到北宋散文新变的可能性。

一、学风丕变与文风变革紧密相联

庆历前后不但是学风丕变的时期,同时也是文风变革的重要时段,文章风格由注重骈偶向注重单行散句的古文方向发展。我们简单地回顾宋初文风转变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轨迹。

北宋初年,古文并不流行,韩愈、柳宗元等先贤的集子流传不广,据《宋会要辑稿》载:(宋初)“韩柳元白之文尚未甚传,其他如陈子昂、张说、九龄、李翱等诸名士文集,世尤罕见。”[1]2247这一时期十分崇尚骈文而鄙视古文创作,正如穆修所论:“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2]223卷到景德、天圣年间,这种风气依然没有太大改观,“景德后,文字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响之,而从易独自守不变,与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笃行,无所阿附”。[3]2482宋初虽有柳开、穆修、王禹偁和苏舜钦等人力倡古文,但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文坛的状态,钱钟书先生在评价这一现象时说:宋初穆修、柳开奋然以起衰革敝自任,石介《怪说》以杨亿“浮华纂组”之文与“释老之为怪”并举而丑诋之,而所作皆无足动众开宗;即苏舜钦、尹洙亦如五谷不熟、画虎未成。[4]1553

到庆历时,经过欧阳修等人的共同努力,文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改宋初浮华柔靡的风格,劲健简直,单行奇句之文开始占据文坛。恰如谢肃所言:“承唐者宋,建隆而下,文章犹有五季之粗鄙。庆历以来,得欧阳修、苏轼、曾巩,而文章始无愧于汉唐。”[5]6卷正是庆历时期文风的转变为后来中国散文走向辉煌奠定了基础。到嘉祐年间古文已盛行于世,苏东坡就提到了当时古文盛行的情况:“昔祖宗之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6]301

由以上论述可知,由宋初的古文不盛到嘉祐时的古文大盛这个转变过程中,庆历时期的确是中国散文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而这种学风转变在前、文风丕变在后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从广义上讲,文风其实是学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学术界风气的转变使文风的革新成为可能。

就欧阳修而言,除了经历新政风波以外,庆历时期也是他入主文坛、散文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据毕仲游《欧阳叔弼传》中记载:“本朝庐陵欧阳文忠公,起于天圣、明道之间,主天下文章之盟者三十年。”[7]85据年谱推算,欧阳修在文坛成为盟主的时间正是庆历年间。叶梦得也在《避暑录话》中明确表示:“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8]上卷今人洪本健先生认为:“欧阳修的文学活动大致可分为天圣起步、庆历奠基、嘉祐辉煌三年阶段,前者乃入主文坛之准备,中者见盟主地位的确立,后者显一代宗师的伟绩。”[9]他还从“交游”、“从政”和“创作”等三方面全面细致地阐述了欧阳修在庆历年间主盟文坛的表现。洪先生甚至还总结出了欧阳修有“庆历情结”,并由此感叹:“参与新政及西京幕府的经历,在欧阳修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又在他的情感海洋里掀起何等壮阔的波澜。”[10]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欧阳修散文中的名篇,许多都是创作在这一时期。除了《朋党论》等大量有战斗力、声情并茂的奏议文以外,还有《黄梦升墓志铭》、《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菱溪石记》、《王彦章画像记》、《画舫斋记》、《送杨寘序》、《送曾巩秀才序》、《释惟俨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等优秀篇章。

由此,我们足可以判定,庆历时期确实也是欧阳修文学、尤其是散文创作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而其散文创作的成熟正是以天圣年间的学术转型为起点慢慢发展而来的。

二、学术理念与散文创新观念有着共通性

庆历时期是中国经学变古的重要阶段,学术界的疑经惑传的创新思想也在这时期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欧阳修、刘敞等人怀疑《礼》为后人伪托,李觏等人不信《孟子》,孙复等人指责“三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尽管学者们对具体经传的指向不同,但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传统的治学方法表示不满,力求突破传统羁绊自求新意,张载就曾明确表示:“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11]286学者们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和巨大的勇气,以复古求实的口号相号召,勇敢地挑战经典以及传统的汉唐注疏之学,这种学术创新精神正与文学方向的革新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创新精神的感召下,催生了以人为本、求新而不诡异和儒学的哲学化等学术思想和学术风尚。而这些学术理念、学术风气又和当时的散文理论、散文创作息息相通,具体指明了散文创新的方向和着力点,例如当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散文领域都十分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这种学术观念与散文创新观念有着明显的共通性。以李觏为例,他并不赞成以孟子为代表的“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观点,而是放言功利、主张王霸。他从重百姓衣食住行、众生平等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系统深刻地阐释“以人为本”的学术思想,成为庆历学人中这一思想的代表者之一。而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一直贯彻着这一思想,他在《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潜书》和《平土书》等作品中提出了“富国”、“强兵”、“安民”等关乎具体人事的改革主张,李觏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表现正与他“以人为本”的主张息息相通。同时代的范仲淹、胡瑗、张载等学人莫不如此,他们不但在解经时强调经世致用、以人为本,在散文创作中也鲜明地贯彻着这一主张,可以说,“生民之病必救”[12]476是他们学术上和散文创作上的共同主张。

欧阳修更不例外,他的散文创作不但与其学术主张息息相关,尤其重要的是欧阳修以其学术上卓尔不群的主张直接影响到了他在散文理论、散文创作上的独特贡献。例如复古宗经思想是庆历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当时部分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却有偏执的表现,如李觏、孙复、周敦颐等主张恢复井田制、恢复古礼,张载则主张恢复宗法制度等,这些都是不切合实际、为复古而复古的表现。而欧阳修在复古的问题上却有着清醒而明智的态度。如他一方面肯定《周礼》重人情、礼教的特点,但他不像其他学者那样主张恢复周礼的制度;相反,他还指出了《周礼》繁复庞杂的缺点,并且坚定地认为《周礼》非圣人所作且其制度绝不能在当世实施。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制度也应该有所因革,盲目复古只能致乱,这明显表现出了欧阳修以复古为革新的学术思想本质。而这种以复古为革新的倾向也表现在散文领域。他一方面主张复古,主张作文要向圣人的经典学习,尤其是在经世致用、简易明白等方面效法经典;另一方面主张打破偶像崇拜,文主自然,在复古的基础上力求创新。

再如在宗经问题上,欧阳修也有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主要表现在确立经典地位、确保对经典阐释的准确性和保证经典性质纯一性,反对华而不实的奇谈怪论等方面。而在散文创作方面学习经典简易的风格,提出“简而有法”的散文创作理论,强调文章应该是简易明白与含义深广的统一,记言载事简而不诬,注重繁与简的对立统一,反对刻意求简求怪等。这些都与其宗经的学术主张相映成趣、互为表里。

总体而言,欧阳修的学术思想、治学风格与其散文理论、散文风格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王安石在给欧阳修写的《祭文》中就从总体上概括了它们二者的关系:“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辨,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13]2685

三、庆历学人是庆历学术与庆历文风转变的共同担当者

陈植锷先生曾经指出:“在北宋文化史的各种层面中,与儒家学派关系最密切的是宋代散文,即古文。古文是宋学传播与传承的主要工具,北宋古文运动是儒学复兴运动最亲密的伙伴。无论草创期还是繁荣期,站在儒学最重要位置上的学者,往往也是古文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14]397确如所言,庆历学人既是学术的传承者,同时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就像王水照先生在论述“宋士大夫之学”时指出:“其实政治家、文章家、经术家三位一体,是宋代‘士大夫之学’的有机构成。”[15]27庆历学术中的代表人物,除了欧阳修、范仲淹、李觏等公认的文章作手以外,其他庆历学人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吴子良评价刘敞:“刘原父文醇雅,有西汉风。”[16]569胡瑗的学生徐积评价孙复和石介的文章:“近世孙明复及石徂徕之文,虽不若欧阳之丰富新美,然自严毅可畏。”[17]38宋濂在评价张载、邵雍等人时说:“自孟氏既没,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18]1卷

就欧阳修而言,他的许多篇什既是具有纡徐含蓄风格的美文,同时更是参与学术争论的工具,欧阳修作为庆历学坛的盟主,他的学术思想也是通过大量的散文体现出来,以至于学术论文成了他散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传达学术思想的重要工具。欧阳修的学术散文属于论说文范围,它涵盖欧阳修所有论及学术的文字,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专业的学术论文,如《正统论》、《春秋论》、《泰誓论》、《石鷁论》和《夫子罕言利命仁论》等。另外,这一类专业性的论文中还包括了一些论述学术问题的书、序等散文作品,如《送王陶序》、《答李诩第一书》、《传易图序》、《书春秋繁露后》等,欧阳修这类学术论文大约有70篇左右。其二,与学术内容有关的墓表、墓志铭,如《孙复先生墓志铭》、《徂徕石先生墓志铭》以及《胡先生墓表》等,共有八篇。其三,“或问”、“问进士策”类作品,其中包括《易或问三首》、《问进士策三首》、《南省试进士策问三首》等,共有三十一道。欧阳修一些重要学术见解都体现在这类作品中,如“十翼”非孔子所作这一著名观点,就是在《易童子问》中提出的,《周礼》为后人伪托之作,也是在《问进士策》中有明确论述。其四,《新五代史》中的传论、《新唐书》中的部分篇章以及《诗本义》。《新五代史》中有史论散文,其中著名的有《伶官传论》、《冯道传》和《宦官传论》等,《新唐书》中有些篇章也颇具学术性,如《司天考论》、《礼乐志论》等。其五,《崇文总目叙释》一卷共30条,《笔说》一卷共19条,《集古录跋尾》十卷共581条,再加上《濮议》四卷,这些都是欧阳修重要的学术论文或随笔。

欧阳修曾说:“平生事笔砚,自可如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镇阳读书》),欧阳修不只是在“论时事”上大放厥辞,在学术争鸣方面也有“议论争煌煌”的特点,这大量学术文章的写作,为活跃学术气氛,传播学术理念和加大学术争论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欧阳修作《正统论》等文章,一改以往用阴阳五行理论来确定正统的迷信观点,重新确定了所谓正统的定义,并提出了“绝统”观点,这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据《宋史》记载:“欧阳修论魏、梁为正统,望之以为非,著《明统》三篇。江南人李觏著《礼论》,谓仁、义、智、信、乐、刑、政皆出于礼,望之订其说,著《礼论》一篇。其议论多有过人者。”[19]13098

总而言之,庆历学术兴起于天圣末年,而散文变革的高潮却发生在庆历时期,二者发生时间的先后虽不一定是散文新变的唯一因素,却是后来学界探讨庆历学术影响散文创作可能性的基础。另外,以人为本、求新求变的治经理念与学术风尚在当时影响深广,散文领域的重人情、求新变的主张正是其浸润的结果,而欧阳修等庆历学人身兼学者与散文家的独特身份更使得学术精神影响散文创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了解了这种可能性,并从这一角度入手考查相关问题,会对深入研究北宋中期学术转型以及当时重要散文作家的创作机制、创作风格形成等问题大有裨益。

[1] 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五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 穆修.答乔适书[A].曾枣庄,等编.全宋文[C].成都:巴蜀书社,1988.

[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2.

[4] 钱钟书.管锥编(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谢肃.密庵集[M].四库全书本.

[6]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 毕仲游.西台集(第6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8] 叶梦得.避暑录话[M].学津讨原本.

[9] 洪本健.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5).

[10] 洪本健.论欧阳修碑志文的创作[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2).

[11]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2]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3]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4] 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论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5] 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16] 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7] 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宋濂.宋学士文集·芝园后集[M].四部丛刊本.

[19] 脱脱.宋史(第44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