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 超,杜 英

(1.甘肃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我国西南地区突发旱灾事件的组织机制分析

姬 超1,2,杜 英2

(1.甘肃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甘肃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在评析我国西南地区旱灾突发事件重复发生而当地组织却无力应对,组织失败等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组织自发演进和规避突发事件的内在机制,指出西南地区应对突发旱灾事件组织失败的原因。

突发旱灾事件;组织失败;自发演进

西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2010年我国西南地区突发旱灾事件,其中云南、广西部分地区已达特大干旱等级,贵州更是持续两百多天没有降雨,遭遇百年一遇旱灾。

深入挖掘突发旱灾事件的本质是客观认识本次旱灾和科学应对的前提。据历史资料显示,2003—2008年我国南方地区每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旱灾,面对2010年特大旱灾的突然袭击,相关组织居然没能从连续几年的突发旱灾事件中作出有效的变革,反映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失职和组织的失败。目前,通过加快水利设施建设、人工降雨、外界人道主义援助等途径,西南地区的旱情有所缓解,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本次旱灾的其他突发事件,通过破坏地下水等短期性行为解决干旱危机更是为将来埋下更大隐患。

一、突发事件理论综述

一般认为突发事件是指事态骤变,当事者的身心价值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其发展态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同时需要迅急决断的不利情景[1],包括战争、动乱、恐怖袭击、洪水爆发、火灾、地震、瘟疫等。国内学者多从管理学和公共关系的角度,诸如国家突发重大灾害事件时的医疗救援体系建设和媒体社会责任、突发事件情景判定及应对策略与流程、企业突发事件的公关策略和信息批露等,分析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化危机为转机的方法、手段。

韩宇宽教授从决策论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控制论模式,认为应对突发事件是一个积极对抗的循环过程[2]。基础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而必须主动地、系统地掌控信息权,解决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分析是管理学意义上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机制分析,没有指出为什么组织会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现实中组织往往消极逃避突发事件,探讨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内在机制成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南开大学NSFC应急项目研究课题组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研究了突发事件的成因和应对措施。良性的社会资本促使社会良好运转,消极性的社会资本则破坏社会运转的结构性均衡,使社会资源分布失序,带来了多种突发事件和危机的隐患。应对突发事件必须从分析社会资本原状,通过对社会资本的结构和质量型构来获得社会稳态发展[3]。这种认识已经从社会学领域和制度领域对突发事件进行解构,但该模型中的组织仍然是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而且把突发事件看作是一种绝对负面影响社会稳态发展的因素,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如何运用社会资本应对突发事件的内在机制仍然不得而知。

齐善鸿教授运用熵和自组织理论分析了突发事件的熵增与负熵流的矛盾运动规律,指出突发事件是系统从混沌无序的脆弱崩溃状态向有序整合的运动过程,突发事件成为系统演化的中间阶段,因而保持系统开放,关注系统演化的各种因子是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途径。这种观点为我们从一般意义上看待突发事件,系统地认识突发事件开创了先河。

二、交易费用理论的组织失败框架

1.组织失败框架

正式的组织结构在追求效率和适应环境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一个组织越是适应此时此地的环境,它就越难适应突发事件[4]。因为当前的组织大多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是为了适应常态事务而设计的。当出现突发事件时,组织在反应能力、信息协调等方面将会产生危机,造成组织失败。那么从常态事件向突发事件转变时,组织如何成功随之演进呢?

在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批判传统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和组织理论,并引入交易费用的基础上,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1985)重新界定了交易概念,扩展了交易范围,并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交易进行描述和分类。结论是不同的交易类型需要不同的组织结构进行规制,使得交易费用理论成为组织分析的重要工具[5]。

威廉森从行为主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分析中阐明交易和组织问题。一方面,人是有限理性的,并具有自利动机的机会主义倾向,只要收益大于成本,人就会不顾他人利益而从事投机行为;另一方面,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准确预料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并进行规避,如突发事件;此外,组织结构建立以后,组织内部各组成要素便由之前的市场竞争性的大数现象转变为小数现象。这四种因素相互结合,如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加上机会主义的人性假设,或机会主义和小数目现象加上环境的不确定性,就会造成信息不对称或信息阻塞,造成组织失败。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制度约束条件下的机会主义行为,农民与气象部门及其他服务机构双边关系中的小数目现象,正是本次突发旱灾事件中组织失败的原因所在。

威廉森的交易费用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不同交易类型下组织结构的契合问题,却忽略了组织自身的能动性。因为组织是知识的集合体,组织可以借助知识征服自然实现组织目标,同时通过开放的系统吸收学习更多的知识[6]。传统的突发事件理论强调组织自身的能动作用,交易费用理论则强调不同组织结构应对突发事件的适应性。两者从不同侧面对组织和突发事件进行了分析,综合两者可以更全面地认识组织和突发事件,结合的关键在于组织演进的过程和机制。

2.组织与分工的自发演进

杨小凯认为,分工的演进是一个自发过程,因而是内生的,这种自发演进要求每个人或组织从自利角度进行动态最优决策,相互冲突的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出一种所有人和组织都不得不接受的后果[7]。行为主体将未来各个时点的收益贴现到决策时点的现值,权衡未来收益并与现时决策引致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分工就会自发演进。分工的演进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未来收益的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分工的演进,因而这种自发演进成为一个良好的循环过程。分工的演进意味着组织结构的相应变化,但由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有限性,组织和分工的演进并非一帆风顺。组织不断地进行社会试验、失败并付出代价、进行信息反馈和修正。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和分工得以自发演进,允许组织自由尝试进行试验是组织成功的前提。

三、我国西南地区突发旱灾事件中组织失败的分析

突发旱灾事件打破了原有的组织均衡状态,组织通过自发的学习和演进适应类似的不确定性事件。然而西南地区屡次突发旱灾事件之后,相关组织在应对类似事件时依然力不从心,反映了组织学习的失败,制度的阻碍是根本原因。

1.农业层次的组织失败

西南地区历来水资源丰富,说明这次突发旱灾事件是结构性的水资源危机。当地水库等水利设施多建于20世纪50—70年代,目前已严重老化、衰退,政府部门却没有动力修缮重建。由于我国官员升迁体制注重经济建设成就,忽视民生工程方面的绩效考核,而受这次旱灾影响的多是落后山区农民,农业附加值低,对经济数据未能产生太大波动,近几年来充足的粮食储备使得这次旱灾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有限。结果是部分地区水资源匮乏,人畜饮用水困难,粮食减产甚至绝收,同时一些高耗能、耗水而经济附加值较高的金属冶炼工业仍然大量地消耗甚至污染水资源。

这种情况下,农民面临的是有限的环境和资源约束,因而从事大量短期性、非科学、损害未来利益的不可持续行为。例如山区大量建水坝以形成水堰用来饮用和灌溉,造成供水之间的矛盾,水在上游被拦截,下游的水量减少,水质下降,结果破坏了整个水系流域周边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又如村民通过打水井等方式大量抽取地下水以解决饮用水困难,使水位不断降低,致使未来地下无水可用。

可见,农业层次组织的失败不能简单归之于农民知识水平低,目光短浅。农民的做法是在环境约束条件下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决策,落后僵硬的政治体制下的制度激励不足,致使组织陈旧落后而不思进取。

2.气象部门的组织失败

这次突发旱灾事件与生态气候现象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尽管气象部门预测技术水平有限,但是受灾地区也未能有效、充分利用这有限的气象资源。一方面与农民靠天吃饭的思维模式有关,一方面是由于气象部门没有动力服务农民造成的。气象部门和农民结成紧密的利益合作关系是双赢结果,但是作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气象部门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进行气象预测和气象研究,没有深入基层开展气象推广等应用性行为的动力,缺乏有效竞争使气象部门的内部组织逐渐僵硬。结果是气象部门服务于上级而不是服务于民,例行的气象预测和报告不过是维持其合法性的外衣。农民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推动与气象部门的合作,私有的民间气象企业更是没有生存的余地,结果是农民与气象部门的双边关系被人为地限制成“小数”现象,组织学习和自发演进的路径被掐断。

3.外界人道主义援助的非理性行为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当灾情影响人们生存的权利时,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等短期行为保障人们渡过难关是必要的。但是人道主义援助需要理性的热情,而不是“好心办坏事”。比如应通过建立专项资金账户用于对口建设,而不是用慈善帮助人们从事竭泽而渔、破坏生态环境的短视行为。否则当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搞到水,旱情缓解之后,相关组织仍然不能从中进行学习和变革,下一次梦魇来临时,组织依然无力应对。

以上分析可知,突发事件不仅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同时也为组织学习和演进提供了契机,因而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组织要从根本上认识突发事件,大胆进行社会试验,创造更好的组织结构,适应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要通过不断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为社会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竞争的市场环境,打破不合时宜的激励体制,为组织自由进行社会试验创造机会和条件,促进组织的学习和自发演进。

[1] 齐善鸿,乐国林,刘金岩.基于熵与自组织理论的突发事件分析模型[J].科技管理研究,2006(10):238-241.

[2] 韩宇宽.突发事件基础信息作用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4):9-12.

[3] 南开大学NSFC应急项目研究课题组.基于社会资本的突发事件理论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3(6):22-27.

[4]周雪光.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J].社会学研究,2006(4):214-224.

[5] 芮明杰,钱平凡.组织分析的交易费用理论认识与评析[J].上海经济研究,1998(6):42-46.

[6] 芮明杰,袁安照.企业理论:组织创新的新评价[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1999(1):42-46.

[7]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68.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for Emergent of Drought Event in Southwest China

JI Chao1,2,DU Ying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Gansu Agricultur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2.Insi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of Gansu,Lanzhou 730000,China)

The deficiency of organization in the recurring emergencies of southwest China is analyzed.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the organization evolves spontaneously and responds to evergency is discussed.The reasons of organizational failure in the emergent drought event of southwest China are pointed out.

emergent drought event;organizational failure;evolve spontaneously

F 061.5

A

1008-9225(2010)05-0108-03

2010-06-23

姬 超(1987-),男,河南新乡人,甘肃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田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