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玉环

(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系,贵州 遵义 563002)

清代是贵州书院繁荣发展的时期。在政府以及各级地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书院不断发展,书院的教育功能进一步强化,成为逐渐取代官学的重要教育力量,充分发挥了其社会教化功能。笔者认为,清代贵州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与教学、藏书、供祀三大事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教学事业的发展,是书院教育功能强化的重要表现;藏书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供祀事业的发展,是书院教育功能强化的保障。

一、清代贵州书院教育功能强化的表现——教学事业的发展

清代贵州书院教学事业发展,主要表现在师资管理加强、重视生徒管理以及教学内容的规范化和扩大化三个方面。

1﹑师资管理加强。

“有关书院师资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如何确保山长、院长等核心人选胜任其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方面”[1]。为了确保书院师资队伍能够很好的履行职责,增强书院的教育功能,清代贵州书院在师资管理方面逐渐加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严格书院山长的任职资格。这是确保书院师资队伍素质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乾隆元年政府对担任山长的人选作了明确规定:“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凡书院山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之”[2],必须是品学兼优的人,才有资格担任山长。各书院在选聘山长时,都非常注意山长的“品”和“学”,如《凤山书院条议章程》规定:“山长乃风化所关,非科甲出身品学兼优者不居是席”[3]。山长人选除要求品学兼优外,清代多数书院以应对科举考试为目的,选聘科甲之士到书院讲学,从而为肄业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就成为一种必然。以贵山书院为例,其山长多是科甲之士,其中陈法、张甄陶、艾茂、何泌等还是进士。从山长等人的任职资格上加强师资的管理,是确保山长等人能胜任其职责的重要举措。

(2)书院山长选聘的方式。清代贵州书院教师聘用有三种方式:一是官聘,即由官府直接负责书院山长的聘请。二是公聘,即由书院所在地的一些有名乡绅共同商议聘请山长。三是公举官聘,即由书院所在地的乡绅共同推荐,然后由地方官聘请。清代贵州大多数书院山长采用官聘或公举官聘的方式,采用公聘形式的很少。如遵义府湘川书院“主讲归府延致”[4];启秀、培英“两书院山长皆由知县延聘”[5],养正书院“每岁冬公举品优学裕堪为师范者于官验可而聘之”[6]。这两种选聘形式都体现了官府在山长选聘中的重要作用,书院山长由官府聘请,加强了政府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的教育更符合统治阶级的要求。

(3)山长的考核和奖励。即通过考核和奖励措施,确保山长尽心尽职地承担教育职责。乾隆时期颁布上谕“学臣三年任满,咨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2],从此定下考核山长的成例。张甄陶、安云舫等山长都受到过奖励。通过考核和奖励,既能使山长对所承担的工作尽心尽职,保障书院的师资素质以提高书院的教学质量,又便于政府加强对书院师资队伍的管理,从而加强对书院的控制。

师资管理的加强,是清代贵州书院官学化的必然结果,在当时对确保山长更好地履行教学职责、强化书院的教学功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重视生徒管理

清代贵州书院对生徒的管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入学资格的审查。以保证书院的生源质量。乾隆元年的上谕规定:“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沈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纵,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2]。乾隆九年,再次下谕旨要求对入学生徒进行甄选,要品学兼优,才堪造就者,才能选入书院肄业,并令各省道员负责稽查,按时进行考核。清代贵州各书院在生童的入学资格审查方面都有一定的规定,如凤山书院的章程里就规定了每年二月初二日对肄业生童进行甄选,选取优秀者进入书院学习。

(2)日常教学中的管理。清代贵州书院在对生徒的日常管理中有一个重要的规程,这就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乾隆元年的上谕中要求各书院“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2],很多书院都用它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并结合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学规学约,比如严修的《学古书院肄业条约》最具代表性,涉及到了日常生活、学习、出勤、礼仪等诸多方面,相当全面。类似的规定,在清代其它书院中也有记载。清代贵州书院对学生的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严格规范学生的言行举止和饮食起居,从而保证书院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3)通过固定的考课制度强化生徒的学习行为。清代贵州书院大都重考课轻讲学,考课的成绩直接关系到学生所得膏火、花红等的多少,因此,无论是官府还是师生,都很重视考课,各书院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考课制度,规定了考课的时间、内容、奖励等。如安顺府凤仪书院“生童每月初八官课一次,由府县官员主持,每月初三、十三堂课两次,由书院自己主持”[7]。每月按期进行考课,并根据考课的成绩实施奖励,是清代贵州书院教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成为书院甄选优劣的一个重要途径。实际上,随着清代贵州书院官学化,考课成为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各个书院都希望通过考课,为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做好准备,确保书院整体的教学质量。

3﹑教学内容规范化和扩大化

明代贵州的书院教育以讲学为主,书院教学的内容视主讲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多数书院都是主讲者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与学术追随者进行探讨的场所。清代贵州书院是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为了应对科举考试,教育内容逐渐规范化,并且较之明代有所扩大。

清代贵州书院教学的基本内容是四书五经。乾隆元年上谕中指出“仿分年读书之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2],即按照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表》来安排功课日程。而后,“乾隆十年议准:书院肄业士子,令山长择其贤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攻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之学。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4]。因此,清代贵州的书院,多是以八股文、经史政学、骈散文及古诗赋为主。教学方式主要以个人攻读、互相问答和集中讲解的为主。

清代书院教学内容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非常注意德育教育,通过道德教育,使生徒的行为符合统治阶层的道德要求,只有这样,书院培养出来的才是真正“足备朝廷任使”的人才。陈熙《养正书院记》中对学生提出要求“入孝出悌,重廉耻知礼义,养其德行,变其气质,虽蒙养之事而所以笃伦理,砥躬行,恢宏此心,进德修业,即可与于君子之域”[6],实际上就是有关德育教育的内容。现存很多有关清代贵州书院的史料中,都有要求学生注意品德修养的内容。可以说,道德教育是清代贵州书院教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

二、清代贵州书院教育功能强化的推动力量——藏书事业的发展

“书院是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公共场所,藏书是书院一种永恒的事业追求”[8]。书院要传授知识,就必须有供教师和学生使用的图书。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是书院发展的直接结果,但书院藏书,主要是服务于书院教学的,对强化书院的教育功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贵州的书院规模普遍较小,很少有自己的藏书。清代随着书院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教学中对书的需求使书院开始重视书院的藏书事业,很多书院设有专门的藏书楼,用于保管藏书并形成了一定的书籍管理制度。如柳川书院、黎阳书院、凤山书院、明德书院等都建有藏书室,嘉庆时,周际华为湘川书院讲学时题诗:“书多苦日短,衣破觉风尖”[5],从诗中推知,当时湘川书院也有一定数量的藏书。

清代贵州书院藏书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1)购买。笔山书院“光绪十五年,购经、史﹑子、集四部书万卷供览”[9],后来又先后从武昌、长沙等地购置《皇清经解》正续篇、《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供师生阅览。“清康熙年间,曹申吉任贵州巡抚,捐资重修阳明书院,并置买书籍数千册藏书院中”[10]。雍正年间,贵州布政使冯光裕捐资修葺贵山书院,“僻远无从得书,遣官之江南购经史群籍数百卷,俾众读之”[10]。

(2)捐赠。锦屏人张应诏将御赐之书,并家藏经史子集、农圃、医卜等书共60余种2370多卷捐作龙标书院藏书。云贵总督谭均培在任上关心家乡教育事业,把家中价值4000余两的藏书捐给了镇远文明书院。

(3)书院自己刻书。这种情况在清代贵州书院中比较少,在目前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中,只有有关松高书院和兴文书院刻书的记载。

尽管与全国其他书院教育发达的地区相比,清代贵州书院的藏书普遍较少,而且由于管理不善等多种原因,书籍毁坏严重,但随着清代贵州书院教育的发展,藏书事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当时“惟得书最难,五经亦无善本……就学士子皆以不能得书为憾”[10]的贵州,书院有限的藏书服务于教学,既是一种文化积累,也是一种文化传播,藏书供院中师生阅读,开阔了师生的眼界,推动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

三、清代贵州书院教育功能强化的保障——供祀事业的发展

供祀是书院一项重要的事业,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书院通过供祀活动,为生徒树立道德典范,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为生徒确立努力的目标,保障书院教育的方向性和目的性。

从供祀的对象来看,清代贵州书院的供祀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祭祀学派先贤。祭祀学派先贤的目的,是借所供奉的人确定自己的学术追求,追溯自己的学术渊源。清代贵州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儒学先师孔子自然是供奉的主要对象,另外,儒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也受到书院的供奉,如大定府平阳书院“祀宋大儒九贤而招生徒弦颂其中”[5]。“黔中王派”的嫡传弟子及再传弟子创办的书院,则多以王阳明为祭祀对象,实质上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渊源。

(2)祭祀乡贤名宦。主要是供奉与本乡本土有关系的、德行足以为后人学习典范的贤士大夫。贵州书院的供祀对象中,最常见的是尹道真和王阳明,因为这二人都对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黔省城向建书院,皆崇祀先生 (尹道真),瞻仰先生,慨然有思朴学经训之原,而动考古之意焉,则先生之遗韵余徵,其沾惠后来者岂浅鲜哉。祀典不修,无以伸后学高山景行之慕……自王文成公主讲以后,贵州遂兼祀阳明,有司岁时致奠”[5],表明了祭祀的目的是表现对前贤的崇敬,为生徒树立榜样。当然,除了尹道真和王阳明以外,贵州书院还有供祀其他乡贤名宦的。莫与俦主讲遵义湘川书院时创立三贤祠,祭祀贵州乡邦贤人舍人、盛览和尹道真。黎平府黎阳书院,设祠供奉何腾蛟。安顺凤仪书院除了供奉尹道真、王阳明外,还设“有功德于地方之长官之长生禄位”[11],岁时进行祭祀。龙里的莲峰书院,“后房三间,奉诸葛武侯、王文成公,额曰‘二贤祠’”[12],古州龙冈书院也供奉诸葛武侯、王文成公。

(3)祭祀对书院创建有功之人。即把书院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为书院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作为祭祀对象。如星川书院首任主讲赵敦如,“经明行修,讲授勤劳,后卒于院,诸生为之送葬,书院设祠春秋祭焉”[13]。湘川书院供奉创建者刘诏升神位。贵山书院供奉田雯、卫既齐。书院把有功于书院的人作为祭祀对象,既是为了缅怀前人,彰显其功绩,也是为了激励生徒不负前贤兴学育才之意,努力学习。

(4)供奉神灵,主要是魁星和文昌帝君。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的神,文昌帝君被认为“掌人间禄秩,司科甲权衡”,供奉他们,当然是希望在他们的保佑之下,书院能够兴旺发达,在科举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随着清代贵州书院对科举的重视,魁星和文昌帝君在书院供祀中也越来越普遍。仅以黎平府为例,其在清代的25所书院,就有16所书院有关于供奉魁星和文昌帝君的记载,占了总数的64%。

供祀活动的教育作用,使它不仅受到书院重视,官府也同样重视书院的供祀。嘉庆二十年,贵州巡抚曾下发公文,要求所属书院奉祀尹道真,就是官府用行政命令干预书院的供祀活动的明证。

清代贵州书院的供祀活动是教育功能强化的重要保障:通过祭祀学派先贤,确定了儒学在书院教育中的正统地位;通过祭祀乡贤名宦和书院先贤,为学生树立典型,激励学生以先贤为榜样,进德修业,成为有用之材;祭祀神灵,表明了清代贵州书院教育的方向性,即培养科甲之士,书院生徒努力的目标就是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教学、藏书、供祀三大事业的发展,是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同时又推动了贵州书院的发展和进步,使书院的教育功能进一步强化;教学事业的发展,是书院教育功能强化的重要体现;藏书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供祀事业的发展,指明了书院教育的方向和目的,从方向性和目的性上保障了书院教育功能的强化。清代贵州书院三大事业的发展,使清代贵州书院的教育功能不断强化,在当时官学困顿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了其培育人才、传播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成为贵州文教事业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

[1]邓洪波.中国书院的教师与学生管理制度 [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03,(4).

[2]《清实录高宗实录》卷20,转引自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道光二十一年刻本:702—703.

[3]天柱县志编撰委员会.天柱县志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703.

[4]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 [M].遵义:遵义市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出版,1986:703,704.

[5]周恭寿.续遵义府志 [M].遵义: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2000:569,571,572,576.

[6]刘显世.贵州通志 [M].贵阳:贵阳书局铅印本,民国37年:545,538.

[7]安顺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安顺市志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1218.

[8]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56.

[9]卢杰.兴义县志 [M].贵阳:贵州省图书馆油印本,1966:446.

[10]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州省志----教育志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240.

[11]黄元操.续修安顺府志 [M].民国三十年本 (未刊稿).

[12]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阳府志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868.

[13]平塘县史志编撰委员会.平塘县志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