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丹

（鸡西大学文法系 黑龙江鸡西 158100）

论《西厢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季丹

（鸡西大学文法系 黑龙江鸡西 158100）

王实甫的《西厢记》一直是诸多“西厢”故事文学作品中的巅峰之作，也是元代杂剧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王实甫在对前代西厢故事大胆改造与创新的基础上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使其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进步性。本文将分别从其叛逆性、矛盾性与进步性几方面对其主题思想的复杂性加以分析。

叛逆性；矛盾性；进步性

自古以来，王实甫的《西厢记》一直是诸多“西厢”故事文学作品中的巅峰之作，也是元代杂剧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有“天下夺魁”的美誉。它宏大的规模、紧张的戏剧冲突、深邃的主题思想、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精湛的语言艺术，无不彰显着王实甫过人的智慧与才华。其中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其“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思想的提出。西厢故事的主题思想从唐至元经历过多次大的转变与加工。逐渐尤其“高官忘旧情、始乱终弃”的悲剧主题转向了“高官不忘旧情”的喜剧主题。王实甫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对家喻户晓西厢故事的主题思想做了大胆的改造与创新，使之呈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与进步性。本文将从其叛逆性、矛盾性与进步性几方面对其主题思想的复杂性加以分析。

一、大胆的叛逆性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和方式的安排上都体现出了大胆的叛逆性。首先，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莺莺之父崔相国病故后，莺莺扶灵柩回京的守丧期间。按照古代传统的丧葬习俗，守丧期间是严禁男女情事的。一个身有婚约的大家闺秀在父亲病故的守丧期间，理应处于沉痛的哀思之中，无暇他顾。然而莺莺与张生的爱情却恰恰发生在了这样的时间。这种行为即使在当代社会也很难为大众认同。可见其爱情叛逆的典型性。其次，崔、张二人爱情产生及活动的主要场所被安排在了“普救寺”这一清规戒律森严、严禁男女情爱、神圣不可亵渎的佛门净地，就愈发体现出了其大胆的叛逆性。在崔、张二人眼中“普救寺”是二人从相识到相爱，留有美好回忆与见证甜美爱情的场所。寺院的威严与清规戒律对他们并没有起到有效的约束作用。可见莺莺与张生对对方的渴求程度早已超过了伦理道德的界限，不受一切宗教礼法束缚。由此可见王实甫眼中的理想爱情是不受一切宗教礼法和清规戒律束缚的爱情，体现出了惊世骇俗的叛逆性。

再次，莺莺身份与行径出现的巨大反差也典型的体现出了其大胆的叛逆性。莺莺不是行为放纵的风尘女子，而是相国之女，出身名门，从小受过严格的礼制教化，且崔母治家严格。莺莺对封建伦理道德有着明确的认知，她的意识和行为本应是封建礼教中最坚固的防线，然而这样身份地位的莺莺如此离经叛道的行为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叛逆，可见莺莺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一种否定。莺莺的行为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的结果，同时也典型的印证了思想控制越严重的地方，叛逆的声音发出的也越早越强。

张生本来是一个打算依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穷困书生，打算通过科举之路实现自己的种种人生抱负，但当张生遇到莺莺之后，宁愿为她放弃自己的科举之路，可见张生对莺莺的真情与痴心。王实甫能把张生的爱情凌驾于势位富贵这一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上，可见其对当时主流思想的一种叛逆。

另外，从身份与地位上看，二人在爱情上的阻碍也是巨大的。莺莺是一个已有婚约的大家闺秀，张生只是一个落魄的穷酸书生。别说以张生的条件与出身相国之女的莺莺门户相差悬殊、就是门当户对，莺莺此时已有婚约，二人自由恋爱也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以张生的条件远达不到崔母择婿的标准。因此，崔、张二人想走到一起是困难重重的，她们需突破多方面的阻碍与制约，然而这种种的不可能却着实发生了，有情人最后终成了眷属。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大胆的叛逆。

《西厢记》中主题思想的叛逆性除了在莺莺与张生二人身上有典型体现外，在另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上也有典型的体现，她就是红娘。红娘在莺莺与张生二人爱情的态度上是坚决明朗而大胆的。当莺莺与张生二人私情被崔老夫人发现后拷问红娘时，红娘作为一个仆人能在家族最高统治者崔母面前大胆的指责莺莺与张生的行为不是他们三人的错，而是崔母言而无信的错。体现出了她过人胆识与叛逆性。红娘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莺莺，也是莺莺思想的代言人。

二、复杂的矛盾性

《西厢记》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除了具有大胆的叛逆性外，还有着复杂的矛盾性。在作品中矛盾体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莺莺这一人物形象了。莺莺在面对崔母时感情是复杂的。崔母既是莺莺最亲近最敬畏的人，同时也是阻碍她寻找理想爱情的最大障碍。崔母代表的不仅仅是家族中的家长权威，也代表着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莺莺既不能完全置崔母的制约于不顾又不忍放弃理想的爱情。因此在双重思想的矛盾下她对张生的态度变得忽冷忽热、往往使张生困惑不已。如当张生翻墙夜会莺莺时，本来莺莺内心对张生很是思念的，但见其翻墙而入又反认为其行为下流，发誓再不见他，使得张生急出病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普救寺之围”被解后，崔母以考取功名作为同意将莺莺嫁给张生的条件。莺莺从内心不求张生是否有功名利禄、只求与张生能长相厮守，然而在崔母的强烈要求下她又不得不妥协。在“长亭送别”时她既表现出对张生的留恋与不舍又有担心张生在功成名就后另娶她人的顾虑，也典型的体现出了其复杂性的矛盾性。

另外在矛盾关系上除了莺莺、张生、红娘三人与崔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外，莺莺、张生与红娘三人内部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可见其矛盾的复杂性。莺莺、张生、红娘与崔母的矛盾是传统父母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矛盾；是理想爱情标准的矛盾；是传统伦理道德与反抗意识的矛盾。崔母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表，她是疼爱自己的女儿的。她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有好的归宿，能过幸福的生活。但崔母衡量理想爱情的标准是理性的，认为建立在门当户对，势位富贵基础上有物质基础的爱情是能保证女人幸福的前提，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而莺莺衡量爱情的标准则是感性的，以相爱与否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她不甘心被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勇于追究自己的幸福。因此，二人各自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 最后二人以折中的妥协方式“科举”作为解决矛盾的途径。莺莺、张生、红娘内部的矛盾实际上也是这种理想爱情标准与实现理想爱情方式矛盾的内化，在他们的矛盾上明显的体现出了莺莺内心思想的挣扎。

《西厢记》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有很多大胆进步的地方，但同时也有不彻底的地方。这也体现出了其主题表达的复杂性。如在张生身世的交代上，尽管他落魄穷困，却给他设置了一个礼部尚书之子的身份，以试图缩短崔、张二人在门户上的差距。就显得不够彻底。还有其才子佳人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以及在解决自由恋爱中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时以考取功名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三、先进的进步性

王实甫的《西厢记》相较之前很多的西厢故事有着明显的进步性。最典型的体现在了崔、张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由个体到大众的升华。莺莺与张生对爱情不顾世俗礼教的大胆追求，以及彼此对对方的诚挚感情充分体现了元代社会人们对个人情欲的肯定和爱情观的转型，在当时具有很强的进步性。《西厢记》作品中的理想爱情是以是否“有情”作为衡量标准的，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禄、权势富贵。在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张生憨厚、善良、为了莺莺可以放弃考取功名。莺莺同样也不在意张生是否得官。二人都可以为了对方不惜付出一切。崔、张的爱情尽管面对着伦理道德、宗教礼法、门第背景等多重障碍，然而彼此对对方这份真情却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爱情是高尚纯洁的，值得人祝福的。王实甫对“有情的”爱情是高度肯定的。他把恋人间“真情”的地位凌驾在了宗教礼法、伦理道德、功名利禄等一切约束人们真情的物质条件之上。追求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理想化的爱情状态。这种爱情状态，正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的不被认可与稀少而显得愈发珍贵。因此王实甫真诚的祝愿拥有这样爱情的“有情人”能终成眷属。并把这种祝福由个体上升到了大众群体。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样伟大美好的祝福。这种升华不仅影响了后世无数的文学作品创作，也引导了无数代人的爱情观，不愧为“天下夺魁”的旷世佳作。

综上所述，《西厢记》的主题思想以其先进性作为最具价值的特点，其大胆的叛逆性与复杂的矛盾性也侧面的衬托出了作者对“情”的高度推崇。人人都渴求理想诚挚的爱情，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有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追求真爱的勇气，也并非每个人都能为了爱情情愿放弃自己的一切。因此莺莺与张生不受一切束缚的爱情是一种理想中的完美爱情。在当代仍具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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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季鸿.论“《西厢记》天下夺魁”[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2）.

[4]黄一璜.《西厢记》意蕴新解[D].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

[5]刘健华.《西厢记》《牡丹亭》才子佳人形象探异及其文化阐释[D].中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季丹（1978-），女，黑龙江鸡西市人，鸡西大学文法系讲师。

2010-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