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珍良（黎族）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海南五指山572200）

黎族工艺文化的嬗变
——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及特征的比较研究

谭珍良（黎族）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海南五指山572200）

认为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具有不同民族工艺文化元素，体现了早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互动的关系。

黎族工艺文化；广幅布；类型特征；比较研究

黎族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族。自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正式在海南建郡以来，其间海南岛发生了两次重大的社会变化，一是在海南置郡县，标志着封建统治政权的建立；一是在汉朝统治之际，黎族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与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相应，黎族工艺文化也经历着内容与形式的巨大变化。从这一时期的黎锦贡品“广幅布”在功能上所发生的变化来看，则表现在实用功能和特殊功能上。对于当时生活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黎族先民，在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其本土工艺文化是如何实现自身功能的；又如何通过接触促使黎族工艺文化嬗变的？本文从文化类型与多样性研究方面，并通过早期黎族工艺文化元素——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及特征来加以论述。

一、黎族工艺文化的嬗变

在黎族文化嬗变的形式中，黎族工艺文化的嬗变是一种复杂多向的文化嬗变形式，它包含着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多层面的丰富内容。从这一种文化嬗变的形式来看，黎族工艺文化嬗变的过程往往是通过历代中央王朝政治的扩张，设置郡县；徙民入岛，文化的相互影响；封建统治者对黎政策中的“慕义贡献”［1］、互赠礼品；或是通过通商贸易；甚至是宗教的传播和战争的掳掠等形式来进行的。透过这些表现形式来审视黎族工艺文化内涵的变化，则表现出海南岛黎、汉民族工艺文化元素互渗的现象。促使黎族工艺文化变迁、更替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点：

（一）文化选择的特性。黎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所处的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所传承的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习俗，是孕育具有独特价值的黎族工艺文化的主要条件。它的独特之处，恰好是其它民族工艺文化不具有的那一种特性。因而，黎族在吸收汉民族的文化，并不是笼统的，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这种“文化选择性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即文化中包容有各种不同元素、特征或模式，可以使个人或群体在对它们进行比较后，作出选择，以通过不同手段达到相同的目的，或经由不同的目的达到相同需求的满足。”［2］这一概念对于黎族工艺文化嬗变问题的研究是具有一定意义，就黎族工艺文化所具有的某种特性表明，海南岛黎、汉民族工艺文化在发展的一定范围内，都具有不同的选择性，这种不同民族工艺文化选择性主要表现在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上。由于该文化成员选择的不同，则反映出了这一文化选择上所具有的某种可变性。因而，从黎族工艺文化嬗变过程中的可变性现象来看，这种现象同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一起，构成了海南岛黎、汉民族工艺文化不同选择的特性，这种不同选择的特性促使双方文化发展方向、内涵、速度等方面呈现出差异，因而是造成海南岛不同民族工艺文化丰富而多样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民族工艺文化传统与文化互动的作用。民族工艺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造物文化，由于各民族长期往来、风俗、习惯、历史以及所处的自然条件不同，便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由一代人传承下来的，它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时时刻刻影响着其民族文化的发展。人们遵循它行动，但又很难意识到它的存在，它即是文化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包袱。”［3］因此，黎族文化传统在发展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和谐或消极的一面。可以说，这种文化传统是千百年来文化发展积淀的结果。但随着海南岛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接触、互为影响，这种文化传统中表现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均会被这种文化纵向发展和横向互动扩展之间的矛盾张力所冲破。

从海南岛黎、汉民族早期文化互动的情况来看，是两种不同文化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一种体现。海南岛黎、汉民族这种不同文化群之间连续互动的这一过程是导致黎族工艺文化变迁、更替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变迁的形式，纵的可包括一个文化结构接着另一个文化结构变化的‘文化进化’；横的可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涵化’和文化转移。”［4］正是海南岛黎、汉民族文化互动的这种多重功能的发挥，才构筑了黎族文化传统得以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交流的基础。黎族工艺文化就是在这种民族双边文化的交流、互相影响中得以创新和发展起来的。

（三）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适应环境、遵循客观规律改造环境的工具。任何社会或民族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民族，文明开发的程度不同，文化也有差异。黎族是海南岛上的原住民，两汉时期黎族社会还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而自秦以来，中原封建统治者以儒术为治国之道，己建成一整套的政治制度及伦理体系。当时中国人奉行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之“器”为不齿。民间工艺生产是一种“技”和“器”的造物，当属形而下的范畴。这种思想导致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手工生产技艺中“技”与“器”的贬低与否定。两汉时期海南岛民间手工业领域普遍存在着的一种互悖现象，在汉朝封建生产制强烈的社会需求促使黎族棉纺织品大量介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左右社会和人们心态的物力量，而在思想观念上封建统治者却鄙视黎族人民的手工生产和艺术劳动，大量的土特产和黎锦工艺品被汉朝的官吏横征暴敛，不仅黎族百姓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整个黎族工艺造物作为一项文化也没有在整体意义上得到相应的承认和重视。这样的一种治理黎族先民的政策及压榨的心态，黎族先民不堪忍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必然会奋起反抗。对此，在汉文献资料中有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5］此史料记载为西汉时黎族早期的反抗事件之一，其中关于黎锦贡品“广幅布”赋役苛重和黎民百姓起来反抗杀吏的记载，反映出当时黎族先民生产的“广幅布”曾占据特定位置。仅就这一事件表面来看，只是其民族为保护自身安全和生活安定的一种自发性反抗，但从文化变迁的表现形式来看，即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在早期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碰撞。

二、汉代“广幅布”类型的本土性

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的多样性是由环境的多样性决定的，它体现了黎族整个工艺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我们视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为体现黎族工艺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目的是将这一特定时期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广幅布”类型特征，具体的放在一个更为完整的工艺文化系统进行相互比较，而不是那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孤立的工艺文化元素。这种比较文化观是将黎族工艺文化通常看作为一个系统的或整合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每个元素都有自己独特功能。而且还将这视为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的多样性是由一种最基本的本土文化逐渐通过辐射（迁徙）、隔离、适应环境等过程而生成的，并从这一过程中发现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不同类型的某些文化元素的相互关系。

海南岛各民族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形式多样的工艺文化，若从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传播功能来看，可以大致分出某些有着相互关系的类型和文化特质。其归纳有“本土型”、“外来型”、“混合型”、“共有型”［6］四个类别：

（一）“本土型”——是指黎族共同体独自创造的，较为纯粹的“广幅布”织锦品。汉代早期黎锦贡品“广幅布”的织造工艺，在原材料和纺织技术方面基本上不受到外来的影响，虽然当时受到汉族文化的冲击也有一种吸收同化的能力，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黎族传统工艺文化的特质。这种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广幅布”不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织造工艺，与汉族的纺织技术有很大的区别。这首先表现在纺织工具上。从出土新石器时期的石质纺轮和陶质纺轮来看，黎族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掌握了纺织技术，并使用和制作“最早的纺织工具—纺轮和原始纺织机—腰机。纺轮，即是在一个圆盘状物体的中间，插一根植物杆，利用圆盘转动时产生的力偶，使纤维捻合与续接。腰机结构简单、织者席地而坐，脚蹬经轴，腰系布轴，将经线拉直，利用分经棍将经线挑出梭口。穿纬后，在用纬刀将纬线打齐，如此交替操作。”［7］其二是表现在纺织原料的运用上，古籍《尚书·禹贡》载：“岛夷卉服，劂篚织贝。”学术界多认为，“岛夷”指海南岛黎族先民，《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该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书中有“卉服织贝”的说法，学者研究认为，“是用野麻或野生木棉纺织成的衣服，还不是用棉花所织，因为棉花的记载始于汉代。”［8］据有关史料记载非洲棉大约在西汉中晚期由中亚传入我国新疆，至南北朝时期，亚洲棉经过东南亚传入华南地区。

从以上实物和史料来比较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确认，西汉王朝在海南岛统治时期（即公元前110—46年），亚洲棉还没传入海南岛。黎族先民当时以本地的野生麻或海岛棉（也称为树棉）为原料织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广幅布”，由于当时地方贪官对黎锦“广幅布”竟相掠取，激起本地的黎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这次“广幅布事件”后，由于受到汉王朝政治、文化、经济和生产制度的影响，黎族传统棉纺织业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中，与汉民族文化逐渐融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亚洲棉从内地传入海南岛境内，黎族棉纺织业得到了发展，织造工艺技术水平也大大提高。

（二）“外来型”——是相对于黎锦贡品“广幅布”的本土型而言的。不论是黎族工艺文化和汉族工艺文化的相互关系，对海南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所形成的双边文化互动关系和文化变迁，是促进海南岛民族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体现。

（三）“混合型”——是指海南岛棉纺织手工业，通过黎、汉民族长期互相来往、互相交流之后，两种不同文化融合、同化。两汉时期海南岛黎族家庭纺织手工业的形成，使黎族棉纺织业的生产从纯朴的土布到华丽的“广幅布”贡品，从简陋的生产工具到技术先进的纺织生产工具，从织物单一的纹样到花纹图案丰富多彩的纺织品，体现出了两个不同民族不同工艺文化元素的混合性，是造成了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丰富多样性的重要原因。

（四）“共有型”——指汉代海南岛黎、汉两个不同民族共同体，在棉纺织生产力水平发展相当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纺织出相类似的甚至相同的“广幅布”品种。这里所谓“共有”和“相似”即指形式特点，也指棉织品的织物特点和原料的运用；有的“广幅布”织物形式结构的“相似”或相同，除了某些纹样和织造技艺各具特色以外，棉纺织品的实用性和原料的运用都趋向于资源“共有”。

本文为了具体地论证黎锦贡品“广幅布”在工艺文化的嬗变过程中的普遍原则或特殊规律。选择了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的多样性进行分析，通过比较多种不同类型及特征实例的剖析，来探讨黎、汉两个不同民族工艺文化融合和发展的相互关系。

三、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基本特征

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有着非常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可以说这个时期“广幅布”的丰富多样性，体现了整个黎族工艺文化元素最初核心的文化特质。具体说来，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有以下类型的基本特征。

（一）黎锦贡品“广幅布”的本土型特征。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一词见于《汉书·地理志》中，这里所说的“广幅布”是一种土布，或称“古贝布”，俗称叫“棉布”，黎族则习惯称之为“吉贝”、“吉贝昂”。［9］汉代“广幅布”的命名，主要是依据其织物形式和特征而命名的。首先，从形式结构的特点来看，构成它主要单位是由单幅，双幅、多联幅的拼接。由单幅或双幅、或多幅拼幅相联，即可生成形式多样的品种——单幅“广幅布”、双幅“广幅布”、多联幅“广幅布”。通过以上这些形式与结构特征进行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对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一名的涵义作如下的描述：“广幅布”是汉代著名的黎族棉纺织品。以单幅织物、双幅织物、多联幅织物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织锦品，因它形式多样又可制成各种类型的织锦品，故使汉朝官人和文人都称之为“广幅布”。其次，汉时黎锦贡品“广幅布”本土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黎族传统纺织技术特征上。就纺织工具和纺、织、染、绣等技术特征来看，这种纺织手工技艺具有比较鲜明的本土文化特征，即使是进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黎族至今还完整保留着这种古老纺织工具和传统纺织技艺，就是有力的印证。上述两个特征是规定和区别“广幅布”本土型及其技术特征的基本原则。

古代黎族先民就己种植棉、麻，自染织成可作衣被的土布。黎族在秦以前，传统棉纺织手工业并不很发达，以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纺织品经济价值还表现在以实物为等价交换的原始阶段，并还没有象汉时“广幅布”的生产那样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家庭棉纺织手工业。黎族传统棉纺织手工业的兴起，是随着汉族较为先进的技术与文化传入海南后才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自然便会出现当时黎族妇女生产的棉纺织品“广幅布”被封建统治者例为上贡珍品的典范。从这一意义上讲，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形式和特征，是黎族工艺文化本土型的早期形态。

（二）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变异。两汉时期，受汉族封建经济及政治的影响，岛内文化进一步交融，促进了黎族棉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本节就从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作纵向的描述，对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变异的情形进行分析，来充实类型原则的内容。我们所说的变异现象主要表现在实用功能及特殊功能方面。

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从实用功能到特殊功能变异的这些现象，是黎族棉纺织手工业发展从原始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之时在性质上发生突变的重要体现。从西汉一朝在海南设郡至罢郡的期间，充满着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汇与碰撞，至使汉朝与黎族部落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一时期汉朝封建统治对治理黎族先民的政策，尚未建立起比较系统性的及完整性的机制。但对管辖区内的黎族先民的赋税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黎族传统棉纺织手工纺织业，在汉族封建生产力的推动下，从过去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到“以吉贝为业”的发展，促使海南棉纺织新兴产业的出现。黎锦织造技艺精巧，艺术风格和社会习俗愈趋奢华，大大刺激了封建统治者的贪欲，渐渐地成为他们横征暴敛的赋税征收品。其中黎锦贡品“广幅布”也渐渐地从商品的、经济的功能和实用功能向贡品的特殊功能转化，此种功能的变异现象，也映现了黎族早期工艺文化变迁、更替的这一历史发展进程。

（三）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共有型特征。若论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共有型特征，就得从海南岛不同民族工艺文化融合的问题进行考查探究。我们在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特征的比较研究中，发现黎、汉族杂居地区普遍具同一性质的工艺文化要素。

事实上，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共有型特征最初形成，是在海南岛黎族“广幅布事件”冲突之后，由于黎族传统棉纺织业手工业受到汉王朝封建统治政策的长期影响和波及，造成了黎族传统棉纺织手工业和汉族家庭纺织手工业的发展逐渐走向“趋同”的方面，这正是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共有型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这类共有型特征具体表现在实用性和装饰纹样二个方面。其一，是棉产品中的“吉贝布”、“广幅布”，从一般的实用品、商品到特殊进贡品的生发，促进海南岛黎、汉族早期家庭纺织手工业发展、融合的进程；其二，是贡品“广幅布”装饰纹样中的鱼、龙、鸟、鹿、龟等形象，都不是民间中一般性的题材表现，而是由统治阶级和贵族阶层不同的精神需求和审美心态所决定的。总之，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共有型特征形成，是黎、汉民族在同一区域两种不同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的结果。只有海南岛黎、汉两个不同民族文化倾向互相为用的时候，这种不同民族工艺文化才能巩固发展。

四、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社会成因

两汉时期，是海南岛黎、汉民族不同文化交汇与碰撞的初期。探讨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社会成因，首先得以考查黎、汉民族不同工艺文化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才能发现这两个不同民族文化中，具有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混合性。

有些学者认为，黎族先民在秦汉以前是用野生麻或野生木棉来织成布制成衣和被的，还不是用棉花来纺织，因为棉花的记载是在汉代才开始出现，便是把黎族古老的棉纺织技术和汉族先进的纺织技术做比较，就断定汉时“广幅布”不是黎族先民所为。这种不严谨的比较方法在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研究上所造成的错误和观念偏见，是由于将它运用于不同类型文化的一种流行作法，他们将这两种类型之间的界限为“原始”与“不原始”的文化相对照。由此把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都是彼此可以直接比较的错误看法，来考查不同文化类型的差别，这不仅是比较方法的错误，重要的是与黎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变迁情况不相一致。

造成研究者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我想主要在于搅混了海南岛黎、汉民族两种不同工艺文化的界定——在特定的两种不同工艺文化嬗变过程中，由于两种不同工艺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彼此之间，那些工艺文化元素的意义和功能是恒常未变的，哪些在这整个文化类型中是已发生了变化的界定。

春秋战国早期，黎族先民己掌握了棉纺织的技术，创造了灿烂的织锦文化。随着汉王朝在海南开郡以后，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日益扩大，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从内地输入，促进了黎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黎族社会己实行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汉民族封建生产制方式介入了黎族棉纺织手工业的生产，造成了黎族棉纺织生产形式和纺织品的特殊性——一种是运用本地野生麻、棉纺织成的土布，称“吉贝布”；一种是运用海岛棉或亚洲棉纺织成的纯棉织锦品，它形式多样又可制成各种类型的织锦品，被称为“广幅布”。不论是“吉贝布”还是“广幅布”，它们都是黎族早期工艺文化嬗变形式的具体表现。

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社会成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统治者对海南岛黎族棉纺织品的赋税政策。正如，《三国志·吴书·薜综传》卷五三中叙述：“田户之租赋，载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10］由于统治者对珍宝异物的租税征收的推行，黎族棉纺织品被作为进贡的土特产之一，不仅风靡一时，而且一度占据了海南纺织业的重要地位。就当时入海南岛的汉族居民以蚕桑纺丝为主；黎族先民以用棉纺棉而著称。正是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构成了独具海南岛民族文化特色的黎锦贡品“广幅布”类型。

五、结语

综上所述，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社会成因，反映了黎、汉民族相互往来，相互影响，致使黎族工艺文化发生嬗变的典型实例。因此，通过详细研究海南岛黎、汉民族不同工艺文化元素，并对汉代黎锦贡品“广幅布”的类型和特征进行比较分析，除了工艺文化相似性和差异性的重要意义外，尤其是在解决海南岛民族多元文化的发展及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上，具有重大价值和启迪作用。

[1]《后汉书·明帝纪》卷二.

[2][3][4]陈国强.《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87、78、8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

[5]《后汉书·南蛮传》卷八六.

[6]参见胡平《工艺文化的交流——缠枝纹典型例》，21页，南京艺术学院《艺苑》美术版，1987年1—4期.

[7]参见《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56页，朝华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8]参见符策超《海南文化史》，8页，中国戏剧出版，2008年2月第一版.

[9]参见邢关英《从广幅布事件谈起》，载海南民族研究（一），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2页.

[10]《三国志·吴书·薜综传》卷五三.

Li Nationality Craft Culture Evolution

Tan Zhen-liang（Li nationality）
（Hainan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Wuzhishan，Hainan，572200）

This paper points out Han Dynasty Li Nationality brocade“Guang Fu Bu”’s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have the different national craft culture elements and manifests the early nationality fusion and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Li Nationality craft culture；Guang Fu Bu；Characteristic；Contrastive research

G127

A

1008—6772（2010）03—0013—04

2010-4-6

谭珍良（1965-），男，海南保亭人，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工艺美术师，主要从事海南省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