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玉明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一、诗歌批评、研究对诗歌形而上学本质问题的忽视

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是指诗歌在本质上与人、人生的本质紧密相关,它应该表现人、人生不囿于当下,积极地追求由有限到无限的审美超越本性。在具体的诗歌创作和欣赏活动中,人们的诗歌观念无疑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而人们的诗歌观念在根本上又是受制于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的认识的。因此,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的深入思考对诗歌活动来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它是诗歌活动的思想前提、理论根基。然而,在诗歌批评与研究中,部分研究者根本就不重视这一问题,甚至还有人直接排斥诗歌理论,认为直面作品以及创作和欣赏的“感性”经验远比对诗歌的理性思考更重要。此类观念的流行有其客观原因。

首先,诗歌批评、研究中宏大理论泛滥,完全脱离诗歌创作和欣赏经验的空谈盛行,影响了人们对诗歌理论的价值认同,这应该是当前诗歌理论“形象”不佳,进而导致人们忽视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质进行思考的原因之一。正如在发展尚未成熟的市场上,劣质商品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正常使用,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整个商品市场的认识一样,在亟待认识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反思诗歌境遇、探索其未来时,诗歌批评与研究中的“伪”理性思考,势必也影响了人们对诗歌理论的认识,导致了对诗歌形而上学本质问题的忽视。

其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在诗歌阅读与研究中更多地采取直面作品、回避理性深度的“实用主义”态度,这也是造成人们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等理论问题不感兴趣的现实原因。在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一方面能够有机会享用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受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人们有机会面对诗歌时,他们更多的是追求阅读时的身心享受,而不是真正的审美情感的体验和智慧、道德上的启发,因而回避精致的艺术创造和深刻的理性思考成为诗歌领域的突出现象。特别是在一些媚俗性诗歌作品中,浅薄的思想情感和模式化的诗歌技巧,形成了一种浅俗的诗歌风格,它们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追求暂时缓解读者所承受的生活重压或者帮助读者打发一段百无聊赖的时光,这种诗歌阅读与批评无疑是不需要深度理性思考的。

最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对理性、逻辑、本质等等的“解构”、批判,为诗歌领域对理性深度的排斥推波助澜,这也影响了人们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等理论问题的重视。法国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在概括后现代文化状态时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1]2所谓元叙事,简单地说是指对科学、艺术等活动的本质或者意义的终极证明。利奥塔所说的“对元叙事的怀疑”,不是简单地指对既有元叙事结论的不认同,而是从根本上指向了对事物本质的逻辑思考本身,即他对以往思考事物本质的逻辑认识活动本身进行了质疑。具体地说,利奥塔强调人的科学、艺术等活动的异质性、不可通约性,认为它们类似于游戏活动,其本质规定是在活动本身中形成、变化的,永恒的、单纯的本质规定是不存在的。这一看法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元叙事本身的合法性。

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批判,与20世纪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研究中,不同于传统哲学主要研究逻辑语言,而去探讨日常语言的游戏的做法,有思想观念上的一致之处;与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对逻辑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有相通之处。这样,在利奥塔、后期维特根斯坦、福柯和德里达等后现代思想大师们的影响下,在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现象学哲学的开山祖师胡塞尔所主张的,哲学研究需要“小零钱”,而不要“大钞票”,就在不同的意义上得到了真正的落实。反映在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就是人们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等宏大理论问题的敬而远之,诗歌个体直面诗歌作品的、活生生的创作和欣赏经验以及生命体验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对象。

自然,诗歌批评和研究中要求直面诗歌作品的主张,其实际观点和做法也有很大不同。以波兰英加登为代表的现象学文学批评,重视文学文本的“本质直观”,以此为基础,他们着重探讨了文本的层次划分与阅读接受时的“空白”填补。而美国后现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则从其实用主义哲学理念出发,直接强调文学阅读和批评对文本的“使用”——反映在诗歌批评和研究中就是一种开放的诗歌阅读主张:人们“使用”的出发点不同,对同一诗歌文本的阅读接受自然也有极大的差异。罗蒂说,“据我们实用主义者看来,任何人对任何物所做的任何事都有一种‘使用’”[2]115,而作为快乐的实用主义者,“我们只应该探讨文本的使用问题,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2]15。罗蒂的观点反映在诗歌批评和研究中,对具体诗歌经验的重视更为突出。但无论人们的观点如何不同,回避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探讨是共通的。

二、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因“灾难”而显现

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在诗歌批评与研究领域拒绝对诗歌的深度理性反思都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不认真思考诗歌与人及其生活的本质关联,必然会导致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在根本的价值选择包括人生价值与艺术价值的选择上出现一系列问题。这里,我们并不是认为,对诗歌的理性反思包括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的反思是诗歌创作与欣赏的实践手册,而是强调两者之间有着虽然是间接的但又极为重要的本质联系。正如对人生实践的哲学反思并不必然直接指导具体的人生实践活动,但它为具体的人生选择和人生行为等从根本上提供价值依据一样,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的深度反思,也通过对诗歌观念的深刻影响,从根本上制约着具体的诗歌创作与批评。

在这里,人生的灾难特别是群体性的大灾难为我们思考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我们不妨从中国古典文论中的一句俗语说起。“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清沈雄《古今词话》语),是中国古典文论中一句流传极广的俗语,意思是说,国家民族的不幸,有时对诗人来说却是诗歌创作走向成熟的“幸运”契机——因为,诗人因国家民族的不幸而具有了丰富的人生、社会体验,进而诗艺提升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观点注意到了灾难对诗人的创作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推动作用——在国家民族的灾难中,诗人的人生境界升华了,情感内涵丰富了,因而其创作走向了精炼成熟——有一定的客观性,因而这一说法影响很大,流传很广。但认真分析起来,这一观点只是把灾难看作是诗人创作水平提升的一个特殊的缘由,而没有深刻地揭示出灾难与诗人创作水平提升的本质关联,所以只是停留在对一定的诗歌现象的经验认识层面上,有其认识上的不足。

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灾难都是个体人生中意外的不幸:一方面,灾难大多是突如其来的,它纯属意外;另一方面,灾难打断、破坏了人们的幸福生活或者至少是正常生活,它带来的是不幸。但是,就灾难对个体的客观影响来说,在意外的灾难所导致的痛苦与不幸中,劫后余生的受灾者和真挚的灾难同情者也有受惠于灾难的“不幸中的万幸”——人们会因灾难而超越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对人生的本质有了新的感悟与认识。就对人生本质的领悟而言,善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的人,自然能够不囿于日常生活的习俗,超越通常的得失计较,而对人生的本质有特别的认识。然而,灾难因其带来的意外不幸,还是构成了人们反思人生本质的特殊契机:一方面,灾难的突如其来放大了人生变故的程度,使人能够有机会超越日常的生活状态,对人生进行彻底的反思;另一方面,灾难带来的巨大不幸强烈地冲击了人们既有的人生观念,迫使人们直面人生的本然状态。

就诗人及其创作来说,如果诗人因自己经历的各类灾难而丰富了人生阅历,使自己的思想情感变得深刻厚重,从而提升了诗艺水平,那么灾难对诗人诗艺水平提升的积极作用难道不也是因为灾难使诗人重新认识了人及人生的本质吗?我们认为,诗人在灾难中所获得的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所带来的人生境界的提升,主要是因其对人生本质有了新的体验、感悟。过去,我们往往把诗人的人生灾难对其诗歌创作的积极影响主要归结为诗人的人生境界由“小我”到“大我”的提升,这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的人生价值观系统中,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统一被设定为人生的本质要求。诗人在经历了人生灾难后,对国家命运、民生艰难等等的感慨,不能只被简单地理解为人生境界从个人“小我”到群体“大我”的提升、成熟,它其实也是诗人对人生本质的重新领悟的结果。因而,从根本上说,灾难对诗人创作的积极影响最终可以追溯到诗人对人生本质的重新领悟,这才是灾难能够使诗人的诗艺走向精炼深刻的根本原因。在这里,诗歌的形而上学本质——它是人及其人生本质的表现——也显现了出来。正是因为诗与人及其人生活动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诗人所经历的国家灾难才会在使诗人重新感悟人生本质的基础上,使其诗艺水平有可能提升。

三、追问诗歌形而上学本质的必要性

再来重新反思诗歌批评与研究领域人们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质问题的轻视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仅仅因为部分批评家和研究者对诗歌的理性思考是空泛的,就直接取消了探讨诗歌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必要性,甚至还取消了诗歌理论存在的必要性,那么这种观点的偏颇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是因为在当下消费社会中,人们在“诗歌消费”时偏重于功利性地“使用”诗歌或者说单纯地“享受”诗歌的娱乐功能,而放弃关注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拒绝对诗歌的理性深度提出要求,那么这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诗歌只是满足人们的精神娱乐需要的方式之一,只是因为尚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效率逻辑”——市场经济社会高度重视“投入产出”的高效率——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价比而得以存在,那么这就是宣告:诗歌的存在是纯粹偶然性的。这种看法也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它不仅无视诗歌与人类在直至目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始终相伴随的事实,而且还轻率地宣告了诗歌的死亡——把诗歌在当下消费社会的存在看成是“偶然”的,这实际上是把诗歌在当下的存在解释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事物接近消亡的残留罢了,事实上是宣告了诗歌的消亡。因为,按马克思“诗歌与资本主义是相敌对的”的观点,诗歌在本性上是拒绝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它在市场交易中缺少生存土壤。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只强调诗歌的娱乐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

从我们上文论及的诗歌的形而上学本质在“灾难”中的显现来看,无疑,对灾难进行艺术思考的诗歌是无法被当作消费品的,诗人在经历了人生灾难之后的创作水平提升更是“把诗歌当作消费品”的观点无法解释的。而且,正是在灾难中,当仅仅作为消费者而存在的人领悟到其人生的本质后,即使是被看作消费品而存在的诗歌就显现出了它的存在根基——诗歌与人及其人生具有的本质关联。此时,我们才发现,即使是作为消费品而存在的诗歌,其存在也是奠基于它的形而上学本性中的。总之,我们认为,人及其人生的本质在灾难中放射出了光辉,同时也照亮了诗歌,对诗歌的理性思考如果拒绝折射这种光辉是错误的。

再来看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消极影响。正如在哲学领域,后现代哲人们的批判、解构主张也招致了众多的批评一样,在诗歌批评和研究领域拒绝思考诗歌的形上本质的主张,同样也不乏批评的意见。如果说指出了诗歌批评者和研究者们拒绝理性深度的主张也是用理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一悖谬还不能真正反驳其观点的话,甚至挖出了反形上本质者的真实动机——反形上本质者们不过是试图在竞争激烈的诗歌理论领域阻止后来者的理论之路——也不能直接驳斥其观点的谬误,那么我们不妨直接对其拒绝思考诗歌的形而上学本质的主张本身进行商榷。

不难发现,当反形上本质者们在拒斥诗歌的理性深度,要求直面诗歌作品本身时,不仅其观点的表述采用了理论表达的方式,而且其观点的具体内容也是哲理化的。虽然“直面诗歌作品”的观点表面看来非常朴素,但当我们一想到接受美学对文本与作品两个概念的区分,以及接受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对作品本身的复杂讨论,就会意识到这一朴素的观点其实并不单纯,特别是“直面诗歌作品”的要求与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哲学、美学所要求的“直面事实本身”非常相似,这不是偶然的。胡塞尔曾直接论述过现象学哲学的“本质直观”研究方法与艺术活动中的“美学直观”的相似性。他说:“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艺术家为了从世界中获得有关自然和人的‘知识’而‘观察’世界,他对世界的态度与现象学家对待世界的态度是相似的”。[3]1203所以,我们认为反形上本质者们所要求的“直面诗歌作品本身”,事实上也是一种现象学批评的方法,它在拒绝理论的表层话语深处暗含着一种诗歌批评理论。

即使是深受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的“开放的作品”问题——部分激进的后现代美学理论家们取消了诗歌作品的统一性——也是可以商榷的。诗歌作品在揭示存在之真理时,对存在的既敞开又遮蔽、诗歌传统的断裂和艺术主体的意识活动的能量等等都可以打开作品,但这不能完全抹杀诗歌作品所揭示的存在之真理所具有的“逻辑统一”力量。比较典型的,如诗人在经历了灾难后对于存在之真理的揭示,就具有强大的“逻辑统一”的力量,而艺术主体很难逃脱这种力量的制约,从而无法彻底打开诗歌作品走向解构游戏。巨大的灾难作为存在之无,本可以最大限度地颠覆具体的诗歌作品所创造的艺术世界,解放作品,然而它却像无言的土地一样稳稳地托起了具体的诗歌作品所敞开的世界,反过来加强了存在之真理的“逻辑统一”的力量。这是因为,灾难的巨大冲击力反而使诗歌对存在之真理的揭示走向了深入,同时具体的灾难作为存在之无的客体化成了诗歌世界的现实大地,这稳定地确定了对具体的灾难进行艺术思考的诗歌世界的逻辑统一性。

四、黑格尔理念美学对我们思考诗歌形而上学本性的启示意义

总之,人生的灾难反而成为诗人诗艺水平提升的重要契机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诗歌与人、人生的本质的关联,也即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来认识人、人生的本质,从而对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有进一步的把握呢?这里,我们想借助于黑格尔理念美学的相关观点来思考这一问题。黑格尔的理念美学是西方古典美学中形而上学美学的典型形态,它虽然因为过于强调思辨理性而导致了对事物、人的具体存在的忽视,但它的“以主体性——自由为发展目标的基本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著名学者张世英先生在谈到黑格尔哲学在当下的意义时说:“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并未过时,我们应该着重吸取其以主体性——自由为发展目标的基本精神”[4]52。黑格尔的理念美学是其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因而张世英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同时也包含着对其理念美学的价值的肯定。

黑格尔的理念美学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而理念实体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也是主体,它指的是作为世界本体的人,也即黑格尔的理念美学要求艺术去表现作为世界本体的人。强调人应当作为世界本体而存在,认为艺术、美应当去表现这一作为世界本体的人,这清楚地说明了黑格尔理念美学对主体性的重视。虽然,黑格尔的理念主体还只是认识到了自己就是世界本体的精神性主体,并不是指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无产阶级,但透过其思辨的哲学语言可以看出,黑格尔美学对主体性精神的张扬是明确的。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清楚地说明了作为世界本体的精神主体是如何发展、成熟的。他在抽象思辨中通过揭示理念的辩证发展过程,清楚地说明了人成为理念主体的自我实现过程——人是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达到了自我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最终使自己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黑格尔把人看作是在社会历史中不断辩证发展,始终在追求着个体自我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的自由主体,认为艺术应当表现这一自由主体,这清楚地说明了艺术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的统一,对我们认识艺术当然包括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具有重要的思想启发意义。

我们认为,在诗歌领域,人生灾难确实具有使诗人超越当下生活,反思人生本质的重要功能。一方面,人生灾难使诗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终究要死的存在,从而真正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个体性、偶然性本质。另一方面,与此同时,灾难也会使生命个体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认识到个体生命与他人生命的本质统一,正如勒维纳斯在论死亡时所说的,“他人关系到我,谁都会是下一来者。在任何的死亡中,都显示出下一来者的临近,显示出幸存者的责任,这是被临近的逼迫所激发出来的责任”[5]14。因此,人生灾难也会在一定意义上促使诗人以“向死而生”的态度去活出生命的本真,从而进一步用自己的诗歌去描绘揭示出人的生命本真。

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人生灾难只是日常生活的短暂中断,日常生活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灾难后“日子还得照常过”。所以,人在灾难中对人及其人生本质的认识还是具有“抽象性”的,诗歌的形而上学本性在灾难中的短暂显现就像灿烂燃放的烟花一样耀眼而短暂。回归日常生活后,黑格尔指出的“艺术应当表现在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中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所具有的思想启发意义重新显现了出来。特别是在当前经济竞争的压力不断加大,社会中的科层制对人的束缚越来越紧的情况下,诗歌更应当去具体地展现人的辩证发展的形而上学本性。从这一角度看,我们还不能彻底走出黑格尔的理念美学。

[1] 让ˉ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 昂贝多·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4] 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5] 艾·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