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赫然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30130）

也曾裘马颇轻狂
——浅析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中的入世思想

孙赫然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30130）

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历来因其凄婉的词风而为人所欣赏，因此对于纳兰性德的认识也多以他的词作为依据。其实纳兰性德作于三藩战乱时期的杂识类文体的代表作《渌水亭杂识》，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他深刻的入世思想，大致包括了为君者、为臣者和相关国政等三个方面。这种入世思想在他的爱情外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入世思想

纳兰性德，字容若，满族正黄旗人，以词名世，有“满族第一词人”之称，其作《饮水词》家家争唱。前人对他的词的评价甚多，集中起来无外乎哀感顽艳令人不忍卒听。但词并非是纳兰唯一传世作品，今存纳兰自撰的《通志堂集》二十卷，包括了诗文词赋等多种文体。而四卷本的《渌水亭杂识》则作为其杂识、随笔类的代表作收入其中。

历来对于纳兰思想的评价，多以其词为依据，大多认为他是无意于仕进，英雄气太少，儿女情甚多的贵介公子。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在他的诗中便已有了“功名垂钟鼎，丹青图麒麟”[1]的壮志。而他的这种积极进取的热情，在杂识体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细读他的《渌水亭杂识》便可看到一位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浊世佳公子，而这无疑也是纳兰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渌水亭杂识》前小序载“癸丑病起，批读经史，偶有管见，书之别简。或良朋涖止，传述异闻，客去辄录而藏焉。踰三四年遂成。”据此可知，《杂识》作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至康熙十五年（1676），即完成于他18—21岁间。而在康熙十二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反，改国号为“周”，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纳兰性德作为满族的贵族统治阶级，自然十分关心这场威胁着自己切身利益的战乱。分析战乱原因、指出战乱教训、提出平乱意见是他不可不为的事情。于是在他的杂识文中，数次提到了为君者、为臣者应如何各尽本分，同时又从国防、工商业等各个方面，以古为鉴提出他对国政的意见。下面我便对他涉及以上三个方面的杂识文做分类梳理，并在每个类别中分析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张。

一、为君者——帝王之度

1.选贤任能。“唐昭宗欲伐李克用、李茂贞，无可将者，而朱温、杨行密辈其下智勇如林，盖朝廷用卢携、王铎之流，其所举者李系、宋威尔。智力勇艺者壅于下，悉为强藩所用。”在三藩战起之初，清政府由于刚刚经历过一系列的与南明政权的战争，兵疲马困，后勤供给也十分紧张。因此与三藩，尤其是吴三桂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不占优势，甚至略处下风。在这种情况下，选任正确的将领，不拘一格的提携有实力的官员便成为十分紧迫的事情。纳兰在这则材料中，以唐昭宗与藩镇主之间将领的对比，来劝谏统治者注意选贤任能。在天下大乱之际，君主唯有慧眼识才，借助不同的力量，才可以战有可用之将，治有可用之才。

2.恩威并施。“宋文帝时，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范晔谋逆事露，付廷尉。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扰，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年作散骑郎，那不作贼’？此与唐武后之见骆宾王讨己檄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皆绰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若梁元欲赦王伟却不可同年而语。”在这里纳兰通过列举两个对待谋反之臣采取宽容态度并主动反思自己的帝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在封建时代，讲究忠君不二，谋逆是为第一大罪，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容忍有人挑战自己的无上权威。可宋文帝和武则天却反其道而行，不仅不追究，反而承认自己没能及时发现有才之士才令才士谋反，这样的“帝王之度”确实令“才士心死”，也几乎道尽了天下读书人的辛酸之声。

诚然，宋文帝与武则天的做法不过是帝王之术而已，在他们的心里也并没有真正的认为是自己的错误才导致了谋反之事的发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想稳住开始混乱的局面，笼络住作为舆论领袖的知识分子的心思。但纳兰在此处提出这两则事例显然有着十分明确的现实指代性——同样是面对叛乱，同样的人心浮动，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平乱手法，但同时注重恩威并施，则可以损敌利己，此消彼长中决定最后的战局。

3.亲贤远佞。“亲贤臣，远小人”是历代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对于君王的最美好的期待，同时它也成为了明君的象征之一。在天下属一家的年代，君王的决策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和兴衰，而君王选任什么样的官员来执行自己的决策便成为了其中的关键，于是纳兰性德在此又特写出一条：“张天如史论有云，桓帝之世有宦官有名士，为宦官而驱除名士。灵帝之世有宦官无名士，宦官不复畏名士而专制天子。”纳兰特别提出了君主、宦官、名士之间的制衡关系，从而指明了无名士则天子受制。所以君王在选任臣子时，应注意辨别忠奸，才不会使大权旁落，才能使统治的根基稳固。

再看另外一条的记述：“北宫纯凉州所遣以卫京师者也，于汉兵恣横时，累挫其锋，陆氏不负晋，纯亦不负陆氏矣。”在汉兵恣横之际，因陆氏所举北宫纯的作用，终“累挫其锋”，而在结尾处，纳兰一再强调“不负”二字，意在说明当君主亲贤重贤，臣子自会以其才华回报知遇之恩，从而实现巩固统治的目的。当此际清正逢藩兵恣横，纳兰写下这些事件，显然体现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和清醒的政治头脑，也暗含着希望统治者能够看到并予以借鉴的目的。这与词中“醒也无聊，醉也无聊”[2]的消极少年确是同一人，由此可见知人论世切不可以偏概全。

4.礼贤教化。继亲贤远佞之后，纳兰性德又借禹与周公的“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故事来具体指出君主应如何礼贤下士。虽然整则材料是考据式的，而纳兰性德也的确长于考据（《杂识》第一卷几乎全是古代地名的考据），但在这里，考据之余，纳兰也隐隐提出了他对统治者的希望，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正是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青年最真诚的理想。除了政治、军事的主张和才士的作用外，纳兰还提到了教化移人的作用。他引用了《吕氏春秋·尊师》中的材料，指出子张、颜涿聚、段干木、子石、子索、卢参，都是“刑戮死辱之人”，不仅免于“刑戮死辱”，更成为了“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还使得“王公大臣从而礼之”，这均是学于圣贤的缘故。纳兰认为教化可以改恶为善，使天下大定，因此重视对有才之士的提拔，使其才识化育天下是大有可为的。

纳兰生于华阀，少年显贵，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近臣，虽少论时事，但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青年，在其最是轻狂的年纪，借助古人的故事，或含蓄或直接的表达他对君主的热切希望，是很正常的行为。同时我们在他的这些论述中，也看到了一个青年应有的入世的热情，否则那些对于历史的反思、对于现实的认识又是从何而来呢？正是因为他积极地入世，才让他把精力投注在这些方面，从而借战争的背景，一吐为快，希望能够对君主有所助益。

二、为臣者——赤子之心

1.臣与尽忠。纳兰性德始终把为人臣者忠诚尽责作为他奉行的准则，“出入扈从，服劳惟谨”[3]、“所巡幸，无近远必从，从久不懈”。[4]他在文中大力赞扬了耿弇、李道宗虽为武夫，但却知道臣子应尽本分为君分劳，而不应“以贼遗君父”，这是一般的儒生所不及的，指明“人臣当以此为法”。纳兰大力赞扬忠诚，对于不忠之臣，则是深恶痛疾的。“永嘉时事大坏，唯有南迁而已，王衍卖车牛以安众心，不久随司马越径去，弃其君于贼手，《世说》载之以为美谈，刘临川非有识者也”。天下大乱时，为臣者只知自保而弃君王“于贼手”，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背叛，纳兰所难容忍的更是王衍的行为已经彻底地背离了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他恨屋及乌，将赞誉过王衍的刘义庆也斥为无识之士。联系当时的环境不难看出，纳兰在“时事大坏”之际，以激烈的手笔抨击弃君自去的臣子，是有特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目的的。撤藩之初，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加之长久以来仍深刻存在的满汉华夷之防，一些大臣与吴三桂便互通款曲，地方上也有一些势力相继宣布反清，纳兰于此时，大力倡导为臣忠，抨击为臣逆，结合时代来看无疑是进步的，是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安定的，这不是能用一句“封建糟粕”便予以全盘否定的。

2.臣与受赏。“无功不受禄”是封建时代乃至当今社会通行的法则之一，“名正言顺”的封赏是上对下的肯定，同时也是有效驭臣的方法。纳兰在《杂识》中也对人臣应如何面对封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隋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喜，颁赐群官。李文博云：王妃生男与群臣何事？乃妄受赏。此与晋元帝所云：此事岂容卿等有勳？正可相合。”在封建时代因皇族得子、生辰而大封天下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这既显示了皇族的无上威严，同时又有天下一家的意味，起到笼络臣心和民心的作用。但是纳兰引述的材料恰好是与这种传统相悖，李文博直言王妃生子与群臣无关而拒受封赏，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本不多见，纳兰特别点出，而且是以肯定的赞扬的语气点出，显然是另有隐衷。

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之所以有机会成为藩主，乃至挑起战祸，首要的条件便是三人因功受赏，从而割据一方。在政策上纳兰无法从赐赏者的角度去评述，便从受赏者入笔，在直引史实的过程中发表对事件的看法。由此也可以看出纳兰并非只是一个多情公子，也是一个有着敏锐政治视角，对时事颇多关注并且有着十分明确的政治主张的世家公子。

3.腐儒与士。纳兰性德虽是满洲贵族，但他一生服膺儒家文化，在他短暂的三十一年的生命中，他一直致力于儒学的研究。他“尝延友人陆元辅合订删补《大易集议萃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又刻《通志堂九经解》一千八百余卷，皆有功于后学”在他短短的十几年的实际学习生涯中，竟可以完成这么多儒学方面的著作，实是惊人的，可见他用力之深。但是纳兰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皓首穷经的腐儒，他更注重的是经世致用，更关心学问的实用功能。因此如上文介绍的那样，他十分的推重耿弇和李道宗，认为此二人虽是武夫，但其见识气魄却是“儒生不及”。在另一则记载中，他又提到了傅介子，把他弃觚与班彪的投笔从戎并提，赞赏他不囿于书本，不甘心做“散儒”而求有功于社稷的行为。由此可见，纳兰性德的主张是十分灵活的，他认同一种学说并为其肆力一生，但却并不迷信这种学问，他所坚持的是关于“民物之大端，前代兴亡理乱所在”[3]的学问，穷极文字的考据式儒生在纳兰眼中是无甚长处的。这种思想固然有着统治阶级希望在天下未定之际臣子各展才华辅佐君主的目的，仅就其文学层面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更为通达和实用的价值观。而显然的这种价值观也是时代的产物，毕竟于根基未稳时仅谈书本章句，不过是妄想。

虽然韩菼说他“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4]但这并不是说他是一心归隐，消极避世的。相反，他有意于当世，否则做个散儒不是更符合他的理想，又何必论述傅介子的弃觚？只是这种入世的思想更多的表现在了他的诗文之中，而在他最为著名的词作里甚少提到而为人鲜知罢了。

联系纳兰身世，他生于贵族之家，这个贵族并非是悠闲的王爷似的闲职，而是权倾朝野的一代权相，从小耳濡目染，对政治自是有他自己的看法。这点是诸如李白等纯粹的知识分子无法做到的。何况他“肆力经济之学，熟读通鉴及古人文辞”[3]“与往古治乱，政事沿革兴坏，民情苦乐，吏治清浊，人才风俗盛衰消涨之际，能指数其所以然”[4]，再加上他为天子近臣，最为接近权力中心，因此对于重大政策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这样的纳兰性德，和一般的文人不同，他对于政治不是不能言，而是不轻言。

三、兴国政——为利无穷

除了上述的关于君王和人臣的记载外，纳兰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表达他对具体国策、国政的看法。这部分内容所涉十分广泛，如国防、赋税、工商业、科技等。

康熙十二年时，满清政权刚刚经历了消灭南明残余势力、除权臣鳌拜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未及休养生息，“三藩”之乱又起。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下，军队的战斗力就成了关系清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纳兰性德自然不可能避开这一问题。“唐肃宗撤西北边兵平内贼代德，遂以京师为边镇，明弃三卫亦然。”“明之军卫仿唐府军之法，其后官存而军丁渐消，遂无实用招募起焉。既有招募之兵而军卫之屯田如故，徒为不肖。卫官所衣食亦困民之一端也。”他明确地批评了唐肃宗撤边兵而使京师为边镇以及明撤三卫的政策，同时也指出了唐、明所用府兵制既使军队“无实用”，又使百姓因需满足军队衣食之用而困弊，虽是评点前代，却明显地针对现实。毕竟在战火纷飞的时刻，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采取最正确的军队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在他对国策的点评中，一条关于工商业的文字也十分引人注目：“史记乌氏倮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比封君，与朝清；巴寡妇用财自卫，为筑女怀清台。此用礼安富遗意，亦秦致富强之本教也。后世动破坏富家，诡云强干弱枝之计者，亦暴秦之不如矣”。纳兰在《杂识》中的文字多冷静直陈，像上述这样激烈的语气，在四卷中实是少有。他论点鲜明的提出，“用礼安富遗意”是秦朝强盛之本，后世对于富人的打击破坏是“暴秦之不如”。虽然把工商业提到立国之本的高度（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的初创时期）是有夸大之嫌的，但却也点明了在商品经济已然发展起来的清代，重视处理与商人的关系的重要性。这无疑是受到了晚明时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涌动的新思潮的影响，是纳兰性德思想中的进步一面。同时也应承认，这与他对时代、对现实的热情是分不开的。正因为他密切关注世情，才能注意到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

纳兰在《杂识》中还详细地介绍了两样西方的科技，这是他杂识文中十分特殊的地方。“西人风车藉风力以转动，可省人力。此器物扬州自有之，而不及彼之便易。西人取井水以灌溉，有恒升车，其理即中国之风箱也”。他首先介绍了西人风车在扬州亦有，接着便大方地承认扬州之器不及西人的便利。“中国用桔槔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其制：用一木柱，径六七寸，分八分。橘囊如螺旋者围于柱外，斜置水中而转之，水被诱，则上行而登田。又以风车转之，则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纳兰对于“龙尾车”更是赞不绝口。他所举二物并非玩赏消遣之物，而均是与农业生产相关，认为使用它们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一人即可以灌溉数百亩田。他尤其希望这些西人的科技可以“通行天下”、“为利无穷”。正如赵秀亭先生所言，以纳兰的身份他不可能亲见风车和龙尾车，他所记却又如此的详细，可见他读书涉猎之广。另外也可以清楚，他在广泛涉猎的同时也是有所取舍的，他大力介绍有利于农事生产的发明，既可以看出他不拘于“天朝”的心胸，对于外来事物他潜心研究虚心接纳；又可看出他于民于国的忠爱关切之情。他有着积极的用世之心，他渴望自己的介绍可以引起别人的关注，从而真正的使他国之物有利于国计民生。

除此之外，纳兰几乎论述了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分析铸钱的利弊，提出以“黄铜铸重钱”的主张；论及海运漕运，各析长短，点明海运的重要性；评述科举，指出“不拘地方，不限年岁”的考试制度对于选拔人才的优越性，同时还列出了数位因童子试而为宦的名臣，承认童子试的合理性……举凡与国运相关，他无不思考，在这里的纳兰性德没有一点哀感顽艳之气，而是一位初入社会对政治充满希望和热情的风华正茂的热血少年，其文中对于现实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令人叹服。

四、结语

纵观《渌水亭杂识》，文中所写的他对于历史兴亡的关照和对现实政治的建议绝不仅只是本文所引的部分，文中只是选取了其中比较典型的部分予以评述。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杂识》中也有荒诞不羁的内容（如对龙的考据等），但应该可以说，他的杂识还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纳兰性德。我们从他留下的文字中，发现了盛世初创时期封建贵族公子的用世热情，发现了他健康进取的理想和阳刚健朗的人格。而这些与他那凄艳婉转的《饮水词》一起，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纳兰性德，所以综合考察这位清代文学的代表人物，《渌水亭杂识》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

当然《杂识》多属随笔性质，如他自己所说是“随手挥写”之作，篇幅较短，几乎不成体系，且文学性不强，这也是这四卷本长期少人问津的原因之一。但他的杂识文的思想性还是不容忽视，也正是因为他的杂识文的存在，才让我们发现了其实在纳兰的世界里除了让他终生遗憾的爱情外，还有着属于青年的、属于知识分子的对于国家和民生的热忱和重视，这无疑是可贵的。

[1](清)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3.

[2]张秉戍.纳兰性德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2001.105.

[3]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A].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韩菼.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铭[A].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I206

A

1005-1554（2010）04-0001-04

2010-06-20

孙赫然（1986-），女，河北省围场县人，暨南大学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