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安徽大学 政治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博士（生）论坛·

认识与回应：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

唐建兵

（淮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安徽大学 政治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面镜子，既随社会变迁而起伏跌宕，又是一种隐形驱动力，推动着中国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是复杂的、多层面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学术背景交相辉映的产物，是特定群体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面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发展态势，只能主动回应、认真研究、科学应对。

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嬗变；演进

在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理解，社会主义被模式化操作，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的那个特殊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敢有丝毫不敬之举，更不可能越雷池半步，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杀生之祸。然而束缚人们思想枷锁的闸门一旦开阀，其结果不难预料。1979年改革的春风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展开的逻辑起点。自此以来，各种政治思潮犹如雨后春笋，喷薄而出，形成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异彩纷呈、相互渗透的生动而复杂的局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30年来的中国政治思潮，对于我们分析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上的棘手问题，思考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之路，不乏有借鉴意义。

一、从政治思潮谈起

要准确把握政治思潮，笔者认为首先需对社会思潮有个初步的认识。不防这样题解，社会思潮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中流行，具有一定的理论作为主导，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心态、社会行为、观念文化和学术理论而得到显著表现的社会思想潮流的总和。[1]社会思潮从性质上讲，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价值需求；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是多种多样的；从学科分类上讲，社会思潮一般分为社会经济思潮、社会政治思潮、社会文化思潮及社会哲学思潮等等。一定程度上折射政治发展进程的政治思潮作为社会思潮极为重要的内容，势必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

政治思潮既有作为社会思潮的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就政治思潮，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作如下界定，“政治思潮是反映社会中某一阶级、阶层、集团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认识，由一批思想家来表达，并为社会中一些人们所认同的政治理论、信念、观点和主张；它常和某个政党、政治组织或政治运动相联系，是指导和解释它们政治行动的意识形态。”[2]以此基础上，可以对政治思潮的界定作进一步分析。首先，政治思潮体现鲜明的政治价值，反映特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切都是清楚明白的，不同阶级立场的人们根本政治观点是不同的”。[3]任何政治思潮都是特定群体基于基本的价值追求通过价值观念在思想理论形态上反映出来。其次，特定群体基于政治价值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价值问题很容易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为得到一些人群的认同，获得一定的群众基础，每一种政治思潮都把价值问题摆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价值指向是政治思潮的核心，是各种政治思潮相区别的最根本标志。所以，历史上各种政治思潮都试图将本群体认同的政治某一指向无限放大，甚至将其推向极至。如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完全自由而反对国家干预，而传统保守主义则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再次，政治思潮起源于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深度思考，即有明确的问题取向。特定群体就如何看待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诸如对现实社会性质如何看待，社会矛盾如何解决，社会弊病怎样革除，现行社会关系与社会政治制度怎样评价等问题。政治理论、信念、观点和主张正是特定群体对政治生活思索的成果。最后，政治思潮经常与特定的政治运动相联系。每种政治思潮都代表着特定群体的政治理论、观点或主张，但这种政治理论或主张不能仅陈列在象牙塔或书斋里，只有见之于实践，人们才能对此做出回应。从一定意义上讲，萌发于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进程。

二、当代政治思潮：嬗变轨迹与演进历史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大会的主题报告，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在社会体制转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们思想活跃的急剧变化的时代，政治思潮如适得春雨，运运而生。

（一）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泛起的复杂背景

如前所述，对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思潮有着丰富研究经验的徐大同教授所言，特定政治思潮总是与复杂的、多面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学术背景相伴而生。勃兴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与特定的社会存在、文化学术基础是分不开的。

1．变革的社会现实：新旧体制的社会交替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异彩纷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产儿。由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热衷于个人崇拜并在潜意识下将其不推向顶峰，高筑“神坛”，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更是将中国社会带入万丈深潭，致使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改革开放让新中国重新获得了生机，社会主义优越性再度体现。素有“中国第二次革命”之称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但从改革的深度、广度及影响力来看不亚于第一次革命，它同样是新旧体制的相互交替。改革开放的起步，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这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迷雾中的人们早已觉醒，社会各阶级、阶层及政治团体积极地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表达其政治信念和思想主张，试图依据自己设计的社会制度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单就表面上看，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再度泛起，是对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及逐步融入全球化潮流的一种文化反应。实事并非如此，任何一种政治思潮均是特定群体某种利益的表达，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与实践指向。新的时代，这些特定群体开始对“文革”政治运动及其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进行批判，对社会主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思考现实社会性质及社会政治制度，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答案。而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客观上要求政治思潮不能仅仅停留在“虚幻的想象和抽象的批判，从而转化为一种展现和支撑中国政治发展历程的现代思想资源”[4]，探寻着自己设计的理想社会的实现路径。

2．重获新生的文化学术：“伪科学”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任何社会态度及行为，包括理论思维和政治情绪，都是发生在一定文化传统中的，都有着文化与学术背景。”[5]政治思潮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总是离不开一定的学术背景和学科基础。众所周知，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被当做资产阶级伪科学被迫取消。从此，政治学在中国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长期处于空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几乎不存在任何学术团体对政治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研究、探讨，政治思潮自然丧失了其赖以立足的学科基础。时隔近30年后，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6]根据这一讲话精神，政治学科在我国高校陆续恢复。政治学等相关学科的恢复、学术团队的重新组建，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学科支撑和学术支撑。

根据徐大同教授对政治思潮的概念阐释与分析，不难发现，任何一种政治思潮都是特定群体所持的价值观念的反映，并提出与其价值观念相适应的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理想社会政治制度或政治主张以及实现所主张的理想社会的道路。改革开放的渐次展开，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与迅速发展，为中、外学术资源在中国的再度重逢提供了契机，自此西方政治思想及政治思潮的学术观点开始大量引入中国并借助高校迅速传播。透过自由化思潮、西化论、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思潮的背后，可以依稀地看到西方政治思潮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契合的影子。这一点只要分析各种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影响群体就会一目了然。

急剧变化的社会存在及再度复兴的文化学术基础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新的知识群体的出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及信息时代的来临也对政治思潮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价值指向

价值观念是一种政治思潮评价现实社会的标准，也是其设计现实社会的依据。在不同历史阶段，因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不同，政治思潮关注的焦点就会发生变化，视为政治思潮核心的价值指向亦会随之而变。

1．1978年“改革开放”至1989年政治风波：价值重估与否定权威并进

确切地说，在这一时期，不仅仅存在一种政治思潮，但其价值指向大致趋同，即围绕着“文革”十年所否定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进行重新估价。“文革”期间，因受极“左”思想的指导，各项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许多价值观念被彻底否定，诸如人道主义、民主观念、人权观念等，当改革春风将人们从“文革”的睡梦中重新唤醒之时，陡然发现曾经遭到否定的诸多价值观念己经使整个民族付出了惨痛代价。改革开放序幕拉开后，人们希望这些价值观念能够再次回归到现实社会生活，并在人们的心中扎根生长。对“文革”的反思，直接引发人们对人道主义、民主观念和人权观念的重新估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围绕“民主”这一政治价值观念的重新估价。价值重估运动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四项基本原则而展开的，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其直接目的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抨击共产党领导，既而力主在中国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自由化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最集中的体现。对这些消极的政治思潮，邓小平同志早有觉察并表示过明确态度，但因中央在思想战线上严肃的批评缺乏一贯性，加之外国势力的挑拨，最终酿成了89年的政治风波。风波之后，别有用心的群体对“民主”的渴求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只是转入地下蓄时待发，继而在90年代变异为自由主义思潮重新登台。

2．1992年“南方谈话”至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平等民主与民族复兴相继

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中国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在这一关键时刻，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再次站出来，发出“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惊世声响。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92年十四大毅然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正式在中国推行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广泛而急剧的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推行的初期，由于党对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缺乏经验，市场化改革致使贫富分化相当严重和社会公平缺失，它对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生活景况造成冲击，特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大量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必须引发人们对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实行市场经济的思考。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年轻知识分子乘势而起，他们成为”弱势群体”代言人，对市场体制的弊端进行抨击，将阶级、阶级斗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再次搬上前台，对自由主义关于人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经典诉求发出挑战。他们强调民主、平等具有最高价值，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在中国现阶段应大力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快速推进及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来讲已经来临。但世纪之交中国在全球化面前却屡屡受挫，“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等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民族复兴”意识极大增强。民族主义思潮以社会主义强国梦的崭新内涵顺势再次复兴。客观地讲，新阶段的民族主义思潮是较为温和的、比较理性的，是对中国融入全球化时代的主动回应，是中国知识群体对中国加入全球化洪流国际出路的深度思考。此时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源，维系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政治资源，增强了国人民族国家认同意识。

3．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多样化政治思潮的多元价值指向共生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决定》的颁布实施表明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政策转变，意味着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也意味着执政党在对待党外思潮的方式方法上有所调整，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又包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这片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土壤中孕育着多种政治思潮，其间既有积极、健康向上的诸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也低级的庸俗的诸如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等政治思潮，还有反动的、腐朽的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这些政治思潮，代表着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特定利益，依据自己所持的价值指向，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基本判断。但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国内急剧转型的社会体制，激烈地对撞与交锋使得各种政治思潮不断分化、重新组合，从而推动着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发展演变。今天，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文化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盛世局面已日渐形成。

三、当代政治思潮：消解之力与应对之策

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中国政治思潮，避而远之、敷衍塞责是无用的，熟视无睹，放任自流也是非明智之举动。我们必须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敢于主动回应，进行认真研究、科学分析。

（一）善于引导，掌握主动

正如《高校理论战线》主编田心铭同志所言，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并不排斥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既要坚持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这样，才能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凸显出来。在政治思潮发展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掌握话语权，对非主流政治思潮的内容我们可以不干涉，但是思潮讨论什么题目，主流意识形态应该加以引导，而不能由着各种政治思潮随意兴风作浪。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说过，“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 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7]前者意指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者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者说话语权。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着时代的话语权，根据国情和时代发展，适时提出了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共享改革成果等课题，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主动性。

（二）科学判断，认真研究

当前，在中国政治思潮领域，主流政治思潮与非主流政治思潮并存，正面政治思潮与反动政治思潮同在。鉴于当前中国政治思潮差异性、复杂性特征，首先要做的是对各种政治思潮进行科学判断，正确判断各种政治思潮的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高雅的还是庸俗的。对与主流政治思潮相适应的积极的政治思潮，敢于汲取与借鉴其有益思想养分并应给予正面引导，使其沿着主流政治思潮预设的方向发展，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而对与主流政治思潮相违背，甚至严重干扰了社会肌体和谐运行和正常发展的政治思潮，必须坚决制止，绝不手软。当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学界认真研究，才能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的指引下，致力于追寻政治思潮这条真理之路的人们，当代政治思潮无论从方法到内容，仍需实现在认识中批判，在批判中借鉴。

[1]朱士群．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回应与引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4）：390．

[2]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

[3]梅荣政，张晓红．论新自由主义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34．

[4]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根源与演进[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4）：90．

[5]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6．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0．

[7]葛兰西．狱中杂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6．

G642

A

1003－2134（2010）02－0015－04

2010－01－1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06JZD001）

唐建兵（1975－），男，安徽怀远人，淮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安徽大学博士生。

责任编校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