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炳中

（河南大学 马列德育部，河南 开封 475001）

周恩来对促进西藏发展进步所做的历史贡献

戴炳中

（河南大学 马列德育部，河南 开封 475001）

周恩来对促进西藏发展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先后主持签订中印、中尼通商交通协定以及中尼、中缅边界条约，并使我国与锡金、不丹建立友好关系，营造了西藏发展进步的良好周边环境；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务院（国务院）先后组织力量，调拨专款，筹划修建了多条进藏公路以及西藏区内诸多公路干线，并建成了拉萨机场等航站，使西藏便利了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便利了西藏区内的联系；他组织内地人力物力财力帮助西藏农牧工商各业发展，直接供给牧民粮食、贴补西藏物价，选派大批医疗卫生人员进藏防病治病；他还特别重视西藏民族干部的培养和西藏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周恩来；西藏发展进步；历史贡献

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进步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西藏民族的解放和发展进步，自然也凝聚着他的心血。本文只对他为促进西藏发展进步所做出的历史贡献，试作粗浅论述。

一 从营造良好周边环境、修筑公路、发展航空入手，奠定西藏发展基础

西藏要发展，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印度等国在西藏享有特权，影响了西藏的正常发展；二是由于受高山大川阻隔和恶劣气候影响，交通不畅，贸易不发达。基于此，周恩来从营造良好周边环境、修筑公路发展航空入手，奠定西藏发展基础。

西藏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祖国总面积的1/8。其南边和西部与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接壤，国境线近4000公里。因此，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对西藏的发展至关重要。根据中印两国1953年底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周恩来为首由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中印谈判委员会，经过与印度代表团4个多月艰苦谈判，以凡是特权必须取消，但按需要可保留某些不损害我主权的传统习惯的务实态度，于1954年4月29日和印度达成《关于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废除了印度政府沿袭的英国过去在西藏拥有的特权，全部撤退印度政府驻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由中国折价收回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业务、设备及12个驿站。同时，中国收回印度在亚东商代处以外的租地等。参照同印度达成的协定，周恩来又派出代表团于1956年9月20日在加德满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废除了清末尼藏旧约所规定的尼泊尔在西藏的全部特权。1963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196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在北京签订。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与锡金、不丹也建立了友好关系。虽然同这些国家中的个别者后来一度关系紧张以至出现严重曲折，但总的来说，同这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威望，保证了祖国西南边境的安宁；使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外国的奴役，有了生命财产安全，维持了西藏地方经济生活的正常稳定，促进了西藏地方同这些国家的平等贸易和正常交往。

西藏交通闭塞，和平解放前连一条通往内地的公路都没有，更没有航线，主要依靠畜驮人背的运输方式来跟外界联系，且受气候条件影响，一年只有三、四个月能够通行。修筑公路、发展航空，这对西藏的意义，不言而喻。周恩来提出，发展西藏，交通必须先行。他和他所领导的政务院（后称国务院）先后组织人力，调拨专款，筹划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川藏（时称康藏）、青藏、新藏、滇藏以及区内诸多公路干线，逐步完善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网，并建成了拉萨贡嘎机场等航站（这些航站始终严格遵循周恩来“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几十年来确保安全正常飞行），打破了西藏无公路、飞机与中央和内地联系的历史，便利了中央和祖国各地人员、物资的顺利进藏，也为西藏民族打开了通往近现代文明的广阔天地，为西藏发展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

二 组织内地各种力量帮助西藏各项建设

周恩来1952年8月15日在致达赖喇嘛的信中指出：“帮助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进行工商业及其他有利于人民的建设，是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确定政策。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遵循着这一政策，因为这是符合西藏僧俗人民的愿望和祖国利益的。”[1]P479他根据西藏地理位置偏僻、人口少、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度落后的情况，指出：西藏各项建设事业不能急，要一步一步发展；西藏的宝藏是无穷的，帮助开发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长期的政策；要开发，仅有公路还不够，还需要修铁路，还要发展人口。他认为制约西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稀少，而人口稀少与宗教对西藏的负面作用有关。因此，1959年他专门同班禅等人谈话，建议实行宗教改革。他说：西藏要进步要发展，必须进行民主改革，包括宗教改革。对于宗教，至少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我们有资格说话。一是宗教不能被封建农奴制玷污。二是反对清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削弱政策。清朝统治者提倡西藏人和蒙古人当喇嘛，当喇嘛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西藏人和蒙古人就一天比一天少，这大大不利于人口发展和民族繁荣。我们一见面就谈，要西藏人口兴旺，必须反对民族削弱政策。要反对这个政策，就得像阿沛副主任说的让不信教的人不当喇嘛，只让信教的当喇嘛。三是信教的不一定都在庙里住。信教的人也要有人的一般活动，要进行物质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进行这两种生产的人都可以同时信佛。在西藏民主改革和平叛过程中，他提出改革不要破坏生产，应着重搞好农牧业和工商业。民主改革后，他提出要防止和纠正在西藏的过早合作化以及其他一些过左举动，西藏要“稳定发展，休养生息”。

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西藏在工业、农业、牧业等各项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工业方面。据《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记载：根据1955年3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该年4月，由燃料工业部、地质部、水利部等有关单位组成的西藏工程勘察队到达拉萨，8月，国务院派到西藏支援各项建设的300多名干部到达拉萨和昌都，12月，中国第一支青藏煤田勘测队赴藏，在西藏进行了首次矿藏勘测。到该年底，西藏已经建成了第一批工厂。经过15年的努力，到1970年，西藏建成煤炭、水力发电、机械化工、建筑材料、森工、造纸、纺织、皮革、火柴、肥皂等几十种地方工业，全西藏30%以上的县有了中小型水电站，拉萨、日喀则、那曲、山南、昌都等地都有了农业机械修造工业，各种工业总产值达11725万元。在农业方面。根据上述1955年3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该年5月，农业部派出第一批农业技术人员离京赴西藏协助发展农业生产。到1958年，全西藏共兴修110多条灌溉水渠（其中包括江孜大水渠和部队帮助修建的年楚河水渠），以及拉萨河和年楚河的河堤水坝（防洪工程）。到1965年，全西藏的灌溉面积比1958年扩大了28%。至1956年，国务院发放给西藏地区价值170多万元的无偿农具。到1959年，累计无偿发放给西藏农牧民的铁质农牧业生产工具达366925件，户均1.5件。1965年西藏全区修造农具30多万件，从内地调进140万件，全区耕地比1958年增加了60万亩，全区粮食产量达到29.07万吨，比1958年增长了66.1%。1970年，粮食总产为20.59万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也还在关心着西藏农业生产。1975年8月，周恩来对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谈到西藏干部的同时，强调说：“生产建设要发展好，物质生活要搞好。”他还亲自出钱购买科教片《养蜂促农》，托中央代表团送给西藏农民看，促进西藏农业的发展。[2]P117在牧业方面。通过合理利用草场，改良牲畜品种，抓好畜病防治等工作，牧业生产也有所发展。1952年创办了兽药厂，生产供给全区兽防站和兽医各种疫苗、药品，建立一所畜种改良场，为改良牲畜品种准备条件。仅1953至1954年，先后在西藏各地建立起20多个兽防站、医疗机构，免费治疗牲畜近20万头。1956年9月，由农业部拨专款18万元用以资助发展西藏的畜牧兽医事业。广大牧民不断加强草原建设，改进饲养管理方法，注意防灾保畜，1965年全区牲畜达到1701万头（只），比1958年增长54.6%，1970年牲畜存栏数为1051.18万头（只）。

周恩来在组织内地人力物力帮助西藏进行各项建设的同时，还通过拨巨款和直接供给西藏牧民粮食的方式，改善西藏人民生活。1954年7月14日西藏日喀则地区遭年楚河洪水灾害后，周恩来指示政务院和内务部致电慰问，并拨款80亿元（旧币）救济灾民。同年10月13日又由国务院批准拨款240亿元，用以工代赈办法修筑日喀则至江孜及亚东的公路。1955年3月，国务院决定：在西藏与内地贸易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每年贴补1800万至2000万元以降低西藏物价的政策。1952年至1958年中央给西藏地方财政补助累计达3.57亿元，1959年至1965年中央给西藏地方财政补助巨增，累计达5.9亿元。1959年西藏平叛改革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年中国家直接供给西藏牧民的粮食达3300多万斤。

周恩来尤其特别关心与改善西藏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惠及西藏人民健康的医疗卫生事业。根据他的指示，从1951年就开始选派大批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深入西藏农牧区开展防治地方病等各种事项。1965年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93个，为民主改革前的3.73倍。1973年9月6日，国务院卫生部组织的上海、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山东、辽宁、四川八省市共445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赴藏为群众治病。

三 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教育事业，扶植西藏人民自建家园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周恩来从西藏的实际出发，认为西藏社会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应该双管齐下，在全国人民积极支援帮助西藏建设的同时，从长远和根本上来看，更应从扶植西藏人民自建家园和持续发展的能力入手。他遵照毛泽东关于“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是不可能的”指示，特别重视西藏民族干部的培养和西藏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1950年2月，为了给进军西藏做好干部准备工作，周恩来指示中央民委在北京举办“藏族干部研究班”。4月22日，他给该班学员做报告。他鼻子流血了，却坚持不休息，只在鼻子里堵上棉球止血，继续做报告，感动得学员们流下了热泪。他肯定学员们几个月的学习很有进步，但“更主要的还是工作。要回到自己民族的地区去工作，将学到的理论如何与实践结合起来。”他勉励学员们：“你们到西藏去准备建设西康、西藏，这样才对得起你们的祖宗。”当然，“中央人民政府（也）是要扶植帮助的”，“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1951年元月，周恩来在接见西北局关于西北解放军入藏问题赴京汇报团时，范明向他提出想在西藏搞一个民族学院分院，他回答说：民族学院分院可以搞，在班禅行辕可搞一个干部班，其余可在兰州培训。1956年初春，周恩来亲临中央民族学院视察。在藏族学员住地，他嘘寒问暖，并当场指示学院领导：对藏族学员要更加关怀，要努力帮助他们学习政治和文化，要给他们增添衣服和被褥，需要休养的学员，一定要送到条件较好的疗养院去。视察过后，他又指示学院领导：在语文系里设藏文研究班，具体规定每期三年，要抽调各方面条件好的毕业生研究藏文文法、古典作品、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继承藏学的遗产，培养新的一代又红又专的藏学家。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对筹委会的党员领导干部说：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干部去做才能做好，你们必须培养民族干部，要大量培养藏族干部；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同藏族干部互相学习，在工作中注意发挥藏族干部的积极性；要提高各民族干部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3]P355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一号决定中，把培养干部列为五个重大问题之一。由此，国家采取了在内地培养、培训、轮训等多种方式培养西藏干部，同时也努力使从内地毕业的大部分藏族毕业生走向领导岗位。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辛勤努力下，西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在干部队伍中的比例逐年上升，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管理自己的程度。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干部，已占西藏干部总数的61%，自治区、地、县三级领导班子中，64%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同志，自治区党委书记中藏族同志已占1/2。

在培养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周恩来也积极培养到西藏工作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干部。他多次同去西藏的内地干部谈话，要求他们四海为家，要求他们对西藏的具体情况作调查研究，要求他们和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他还特别强调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同志之间的团结，认为只有他们融成一片，才能集中力量进行西藏建设，并多次要求汉族和其他民族同志尊重藏族和其他西藏少数民族同志，努力学习藏语，而藏族和其他西藏少数民族同志也要注意学习汉语。在一次接见西藏领导人的座谈会上，他亲切地询问了几位汉族干部的年龄，然后说：长期住在那里，不学藏语怎么行呢？50岁以下的领导都要学会藏语，50岁以上的也要学一点，如此才能搞好工作。在周恩来指示和有关政策的引导下，在藏汉和其他民族干部中曾一度掀起学习藏语的热潮。加上前述藏文研究班的开办，涌现出了一批藏语文人才。他们为藏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64年11月22日，新华社报道，在西藏公办、民办中小学中，90%以上的教师用藏语教学；自治区文教部门编印的各类藏文课本已有18种；《西藏日报》藏文版的发行量由创刊时的几百份增加到5400份；各个专区和靠近专区的一些县设立了主要使用藏语进行广播的有线广播站；还设立了一所藏文书报印刷厂。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也时刻关心着西藏干部。1966年9月，西藏派出少数民族观礼团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周恩来邀请他们住进国务院，晚上亲自查铺，看大家休息得好不好。1968年8月，周恩来接见西藏赴京学习班部分学员，拉着藏族同志的手，仔细地询问西藏人民的生活怎么样？吃什么？盖什么？喝不喝青稞酒？酥油够不够吃？听完大家的回答，他十分诚恳地说：“你们不讲假话，我受到了很大教育，谢谢你们。希望你们今后多向中央反映西藏人民要求。”如前所述，1975年8月，周恩来对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谈到西藏干部。他说：“在西藏工作的同志很艰苦，这几年工作不错，去了要多加鼓励；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西藏在这个问题上是注意了的，也是有成绩的，但不能满足，这个问题在民族地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注意质量。”

周恩来认为，教育是治藏兴藏的根基，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进步切实可行的途径，西藏各方面的建设越来越主要依靠西藏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藏民族素质的提高。在他的关怀下，西藏先后办起了小学、中学、专科学校（1965年全区中等专业学校和普通中学由民主改革前的1所增加到5所，公办、民办小学由民主改革前的400多所增加到1822所），同时还在咸阳和拉萨等地兴办了专门为西藏培养干部和各方面人才的西藏公学和西藏干部学校以及中共西藏工委党校，在兰州的西北民院及北京的中央民院增设了藏学及藏族班，内地许多省市办起了西藏班。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西藏公学发展成为西藏民族学院并在林芝成立分院（1978年该分院改称西藏农牧学院，现为西藏大学的一部分），西藏干部学校发展成为西藏师范学院（1985年该学院改称西藏大学，现已进入211行列），中共西藏工委党校发展成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周恩来还积极组织内地师资和干部，支援西藏教育事业。

[1]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书信选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2]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编委会,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心中[A].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7.

[3]本书编委会.当代中国的西藏(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责任编校：王晚霞）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Zhou Enlai to Promote Tibet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DAI Bing-zhong
( Marxism-Lininism and Mo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China)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Zhou Enlai to promote Tibet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s as follows: he presided over one after another the signing of the Sino-Indian, Sino-Nepalese trade traffic agreements and the Sino-Nepalese, Sino-Burmese border treaties, established friendly relations w ith Sikkim, Bhutan, and created a favorabl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for Tibet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he and the Government Adm inistration Council (the State Council) under his leadership organized labor power successively, allocated and transferred special funds, planned and constructed several roads into Tibet as well as a lot of highways w ithin Tibet, and built Lhasa airport, etc.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e contacts w ith inner-land and w ithin Tibet,he organized the manpower an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financial capacity of inner part of our motherland,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agriculture, animal husbandry,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sectors, supplied directly grain for Tibetan herdsmen, supplemented Tibetan prices, send a large number of medical and health personnel into Tibet to prevent and cure diseases,he also attached particular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ibetan cadr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Zhou Enlai;Tibet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Historical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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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7

A

1673-2219（2010）06-0101-04

2010－04－06

戴炳中（1963－），男，河南淮滨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及西藏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