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炜炜（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治疗功能
——以《流动的花朵》为例

毛炜炜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学者近些年来开始关注文学的治疗功能，对文本的文学治疗功能的探讨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该文在文学治疗功能的理论基础之上，以小说《流动的花朵》为例，论述小说运用于针对流动儿童的文学治疗的可能性：第一，小说中所描述的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与成长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了现实中流动儿童的心理历程，有一定的现实对应性；第二，小说中昂扬的精神力量和圆满的结局弥补了现实生活中流动儿童的缺失性体验，满足了他们对归属感、幸福感、平等性等的心理需求。同时指出，要验证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达到文学治疗的功能，归根结底是要看读者的阅读效果和阅读感受。

儿童文学；文学治疗；流动儿童；《流动的花朵》

对于刚过去的2009年，汶川地震的废墟中一个孩子吟唱《两只老虎》的情景，成为很多人都难以忘怀的一幕。人们除了感叹危难之际彰显的生命奇迹之外，也不免会感慨声声童谣里所蕴含的撼人心魄的生机。童谣作为文 学艺术的一种，具体至儿童文学的一种，在生死存亡之际为挽回人的生命所做的贡献，让长久以来的“文学无用论”、“书生无用论”的观点不攻自破。与此同时，这一事例也显示出文学除认识、教育及娱乐之外的特殊功能，即文学治疗功能。

从儿童文学的角度来说，作为“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1]，是否“以儿童为本位”已成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优秀的基本标准之一。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作为新经济形势下所产生的特殊群体，其教育发展和心理成长问题不仅关系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繁荣发展。作为一种基本的艺术形式，被称为“人类的精神食粮”的文学之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成长问题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在“儿童本位”这一标准的引导下，一些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新群体留守儿童、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弟的儿童文学、报告文学陆续面世。《流动的花朵》、《我的课桌在哪里》、《蓝天下的课桌》等作品作为其中的代表作，受到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的嘉奖。这类作品的许多作者都表示，写作这一题材，是希望这些作品“可以让生活幸福的城里孩子懂得珍惜，让生活困苦的农民工子女学会坚强”。[2]那么，这些作品是否能达到这些效果，以及怎样使得这些作品产生更深远的影响，直至使之运用于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心理辅导和治疗，是本文欲以文学治疗学说为理论基础来探讨的基本问题。

一

“人类为什么自古及今离不开文学，在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需要它，在电子时代的地球村中依然需要它？”[3]

这一追问成为人们研究文学功能的最初动因之一。叶舒宪教授认为在当前文学理论书里得到普遍认可的文学的认识、教育、娱乐功能并不足以回答文学作为“人学”的根本原因，而要回答这一问题，便有必要引入文学治疗功能的学说。

尽管国外的文学治疗研究在理论建树和实践运用中早已有了很广泛的影响，但是国内文学治疗研究却直到上世纪末才初现端倪。1998年，我国文学人类学界知名学者叶舒宪先生的《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和《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两篇文章的发表奠定了我国文学治疗研究的基础。“文学治疗”的概念、术语和范畴等相关理论基础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可能性、现实性、理论渊薮等论题都在这两篇文章中得以展现。此后，陆续有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学治疗”在概念上也逐渐形成统一的认识。简单地说，文学治疗功能是指文学艺术在维系作为语言符号动物的人的精神生存和健康的功能。[4]还有学者更具体地提出，文学治疗，是指被治疗者通过主动参与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评论等审美实践活动，缓解、消除自身心理压力或偏差，解决心理困扰，从而有效恢复内在精神生态系统平衡，促进身心健康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5]叶舒宪先生还总结了文学治疗的两种可能：一是治疗自己，是指创作主体通过写作本身达到对话和自我安慰的效果，写作行为不再是“文以载道”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目的，而是为了达到一种自我心理疗救的目的；二是治疗他人，是指文学作品的欣赏主体通过阅读他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而获得的精神治疗的功效。这两种可能的得以实现，主要是借助于虚构和幻想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从而唤起人们对抗精神疾患的力量。它所能满足的人类的高级需求，初步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并分别与某种已有的文学理论构成对应：一是符号（语言）游戏的需要（维特根斯坦、利奥塔等的语言游戏说、文学游戏说）；二是幻想补偿的需要（弗洛伊德的艺术白日梦说、霍兰德的防御置换说）；三是排解释放压抑和紧张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荣格的原型说）；四是自我确证的需要（布鲁东等的超现实主义说、拉康的镜像阶段说）；五是自我陶醉的需要（柏拉图的迷狂说、巴赫金的狂欢化说）。[4]

文学治疗功能作为一个新近的研究主题，确实应该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粗略观之，我们就能从不少文学作品及其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中找到这一功能的强大作用。流传半个多世纪的《安妮日记》就是一个实例，它不仅曾在战火纷飞之时抚恤了一个身藏密室的孩子躁动的青春和无垠的恐惧，更是在战后若干年里更新着人们关于战争的记忆，鼓舞着那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继续前行。文学作为人类特有的符号，在人类精神生存的独特家园默默耕耘。它补偿着作者或读者的某种缺失性体验，使人类处于失衡状态的精神生态再次趋于平衡，从而“消解内心生活的矛盾，维持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健康均衡关系，培养和滋养健全完满的人性”[3]。

作为文学治疗的一个著名个例，贝特尔海姆的“童话心理学”，可以说开创了儿童文学文学治疗研究的先河。什么样的童话可以通过意象和行为描述出孩子的内心心理状态？如何向儿童讲述童话以唤起他内心的情感、渴望和忧虑从而使鼓励儿童发展自己的建设性潜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答复无疑是鼓舞人心的，曾被视为“小儿科”的童话和儿童文学的成长引导和心理治疗的功效的论证，着实让人振奋。那么，中国儿童文学是否能达到文学治疗功能？如何能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巍立起那些成长所需的精神力量，真正地陪伴和守护成长？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但它们的答案又往往不是三言两语就足以概括。限于研究能力和论文篇幅，本文欲以《流动的花朵》为个例，探讨这一儿童文学作品运用于文学治疗的可能的途径和障碍，以期能有更多的儿童文学的作家、批评家们关注到对儿童文学的文学治疗功能的开发和利用。

二

《流动的花朵》出版于2008年12月，作者徐玲是江苏省张家港市的一名语文教师。小说以“流动的花朵”来比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以小学五年级学生王弟为主人公描写了一个流动儿童的成长故事。主人公王弟和姐姐王花，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一座美丽的江南城市，虽然生活无比艰辛，可是王弟并不觉得痛苦。城市对外来人员的巨大包容，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当地同学的友爱、老师的关怀、城市人的友好，让他在历经（与“本地生”）分班、分校等一系列事件后，仍从心底萌发出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并逐步走向成长。小说的封面上把这部小说被定位为“校园励志小说”，小说的前言中，作者亦表明这部小说“能感动很多人，亦能激发读者内心蓬勃向上的力量”的希望和信心。但这部小说是否真的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否能企及流动儿童的内心并成为他们成长的驱动力？作为获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大奖殊荣的作品，我们又是否能将它作为代表文本广泛推广作为针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文学治疗的代表作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对这部小说的另辟他径的分析，亦是对中国儿童文学文学治疗功能的初次探讨，更是对促进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途径的有益探索。

我们知道，随着1985年“打工潮”的兴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地流向城市，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农村流动人口的主要群体是青壮年，随着他们的外出务工，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方面来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由此产生。留守儿童，指父母双方或一方离开家乡外出工作，而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或父、母其中一方）生活在一起的儿童。[6]流动儿童则是指随外出务工的父母辗转于各地的随迁子女。目前，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已超过两亿人，他们的孩子超过七千万人，其中流动儿童超过一千四百万。在社会生活问题上，一方面，由于城市的排斥，以及流动儿童的自我封闭，社会学调查显示，大部分流动儿童，包括他们的父母，并没有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生活中；另一方面，由于长时间与原先家乡的生活环境的隔离，距离感和陌生感也随之产生，对家乡的认同感随之减弱，他们逐渐形成一个游离于城市和农村家乡之间的“社会独立单元”。作为一个“社会独立单元”，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所遇到的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与城市原住民在生活习惯、社会认同上的彼此疏异，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具体到教育，由于公办学校容量有限，打工子弟学校又参差不齐，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

在了解了概念和现状之后，要论这部小说是否能达到文学治疗的功效，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这个文本是否道出了流动儿童们的真实心声，道出读者之“想要”，构建文本的现实对应，无疑是小说“俘获人心”的第一步。总体上说，《流动的花朵》称得上是秉持了“问题意识、原创意识、中国话语”的优秀之作，对流动儿童问题关注的本身就表现出作者写作的敏锐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作品内容而言，它也确确实实地道出了许多流动儿童的心声。

该怎么称呼他们——“农民工子女”？“第二代移民”？“民工第二代”？或者给他们一个比较阳光的名称：“城市新市民”？——这是一个“旁观者”发出的感叹。流动儿童，这个伴随着中国的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他们身份的认同就困难重重，教育、陪伴、抚慰这群孩子的成长更是陷入了一个积重难返的困境中。既不能融入城市，对农村老家又充满了隔膜，这样的一个群体，其成长过程中自我认知的树立更是问题的重中之重。流动儿童的自我认知，也成为《流动的花朵》的一个写作重点。

主人公王弟第一次看到新的打工子弟学校“讲公平，让流动的花朵吐芬芳，求质量，使每一个孩子都进步”的竖幅时，在心里暗暗地想：

“流动的花朵”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外来人员子女。可我怎么也没法把自己，把刘端端、钱国钱他们跟花朵联系起来。不过，我们跟“流动”倒是很有关系的，从家乡流动到这儿，从公办学校流动到民办新市民学校。[2]

王弟与“花朵”界限划分里是一种难掩的不满情绪，跟“流动”的关系暗陈的则是其生活状态的关键词。王弟虽未直接地发出类似“我是谁”的疑问，故事进展中却处处是他寻找自我、确证自我的过程。小说开篇就是王弟参加学校的唱歌比赛，因输给本地生屈居第二而懊恼不已。想要赢过本地生的愿望，并不单单是一种好强的心理；同为外地生的刘端端和叶客倩，对比赛不公平的愤懑和附和，旁证了广泛存在于流动儿童中的一种普遍心理：我们并不比本地生差。然而，与本地生的攀比实是一种自我认知上的偏离，王弟最终达到自我的确证，还是通过别的途径。在新市民学校里，王弟被选为班长；“班长很忙”作为单独叙述的一个章节，表现了这一新角色之于王弟成长的重要意义。王弟当了班长之后做了哪些事呢？组织同学填写“用餐建议单”获得肯定；就校车超载问题与校长谈判；在老师体罚学生问题上的积极处理……勇气、威严、责任和容忍——这些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王弟已不再是那个因唱歌比赛屈居第二而懊恼伤心的王弟了，也不再是那个因一句话而与本地生“为尊严而战”的王弟了，他在这些事件中培养出了一些成熟的品质，也在这些事件的完满结局中获得了自我的认同。

在获得自我认同后，又是自我实践过程中的困难重重。“为什么我们同城里的孩子命运不一样？”——在对命运公平性的质问中，隐含的是无数个敏感多思而又倔强上进的心灵。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最主要的就是集中于对外界的适应不良以及人际关系紧张敏感，严重的时候，则会表现出对外界的敌对。在小说的扉页上，写的是一段类似独白的话语。在这段独白中，王弟表达了“跟本地生一样过上好日子”的希望。在地铁上感觉城市的美好发现了自己的好奇和渴望后，王弟亦发出了“有钱真好”的感叹。在这些希望和感叹声后，面对的却是家庭的困窘和“不公平”的现实，在上学问题上尚且频频“受挫”的经历触痛了这些孩子的敏感神经，不公平的呼声日甚一日。毋庸置疑，这份心中的不平气自然会阻扰他们成长的脚步，无形中滋生出对外界的抗拒从而形成一种“内卷式”的心理结构，不仅难以融入新的环境，更严重的则会造成性格上的狭隘。那么，王弟是怎样走出这一“公平”的桎梏的呢？

在王弟的成长过程中，出现了几个关键的人物作为成长引导人，促进了他的成长。本地教师吴老师深受外地生们的喜爱，在王弟迷惘无助之时道出与王弟相似的成长背景，怀着体恤的心情多次扭转局面，引导着王弟的成长。同一个家庭成长起来的姐姐，更是给了王弟更深层的鼓舞：姐姐在参加夏令营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和激动，姐姐的“花园般”的学校所勾起的想象和向往，无不激励着王弟树立起自己的梦想。盲人歌手，小说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王弟与他的交往过程。这个带有一些悲剧色彩的人物，却表现出超出常人的昂扬向上的力量，他对生命价值的领悟、把不愉快的事迅速忘记的能力、“把明天向往”的歌词以及他通过奋斗而走向成功的弟弟，都无疑是王弟极好的榜样。学校、家庭、社会，小说集中了多方的力量来引导和守护小主人公的成长。另一方面，本地生朋友左伟的真诚也最终感动了王弟，对左伟的物质帮助的接纳是王弟迈出的重大的一步——他已不再是那个带着自己的倔强和敏感而背过身去对全世界说“不”的人。

除了文本的现实对应外，作品通过情节而论定的结局对其运用于文学治疗的有效性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市民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局长说要宣布三件喜事，快要被炽热的太阳晒成“干花”的王弟暗自盘算着他所希望的三件喜事：

让我们回到原来的学校……和本地生平起平坐；免收我们所有的费用；给我们每个人办一张市图书馆的借书证，我们可以免费读书。[2]

想到这儿，王弟忍不住地笑起来。在王弟心中的三件喜事里，我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渴望——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无忧无虑地享受平等的教育的权利：没有本地人的歧视，没有经济上的困扰并享有读不完的书籍。这样的称不上愿望的“愿望”说出来着实让人心寒，但这却确实是成千上万的流动儿童的真实心声。小说中，王弟的这些需求虽未全如他想得到百分百的实现，但是，在新市民学校里，开学第一天学校上空飘挂的办学理念、社会各界的关心、教育局长暖心的讲话等情节，无不让人看到希望；王弟的家在表弟瓦蛋一次玩打火机时被烧了，当一家人生活陷入困境时，同学、社会、政府的关爱不断涌来；在王弟妈妈生病急需用钱的时候，爸爸被评为“优秀农民工”而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奖金。经受着一波波痛楚的王弟，又能不时地体会到一种奋发前行的力量，这份力量归根结底就是流动儿童所渴望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他所心心念念地渴望着的与本地生平起平坐的权利，也在小说结尾的本、外地生的联谊会上得以实现。联谊会作为一个看似闲来之笔的情节，实是旁证了“平等”在新社会、新学校中的“美梦成真”。

如果我们将小说《流动的花朵》和同一主题的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做个简单的对比，我们就不难发现前者类似于“童话”的完满性，这种完满性表现于统帅全书的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和事事最终归于圆满的“童话式结局”。此前情节中的现实对应与最终的这个完满的结局，既说出孩子的“想要”，又进而告诉孩子“可以得到”，这其实就已经达到了文学治疗中“满足读者某种缺失性体验”的基本要求；同时，它最终实现的完美结局在除却它本身的结构意义外，还在潜意识中以温和间接的方式暗示着读者——你所经历的欢乐困苦主人公都经历过，你想实现的愿望梦想主人公也都实现了。因此即便是这些故事里带有童话的色彩，但它的现实对应又时时提醒着读者这故事并不荒谬，那些现实对应中展现的串连起的点滴情节，表明着与真实世界中的留守儿童同样的内心经历和个人发展，并以小说主人公的故事，展现了一次成功的成长和获得独立生存的基本进程。如此一来，这种由文本构建的心理真实性，便有的放矢地允诺了孩子们渴望已久的胜利。

三

19世纪英国学者利文斯坦提出：“人口的迁移流动意味着生存和进步，而静止则意味着停滞和萧条。”[6]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不仅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其社会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所产生的首要社会问题，就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我们常把新时代出生的孩子称作“蜜缸里泡大的一代”，可若非要把这一标签硬贴到村间乡道上苦苦张望父母的留守儿童，或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战战兢兢生活的流动儿童身上，则无疑是我们这些主宰着世界的成人们在自扇耳光。这些孩子该何去何从，是随着城市、国家的日新月异而日日紧逼的枷锁，不能忽略，亦无法规避。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流动的花朵》作为一本以流动儿童为主人公的小说，确实道出了流动儿童的一些真实的心声，也确实弥补了他们的某些缺失性的体验，具备了运用于文学治疗的基本要素。并且，这部小说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的嘉奖，便是展开阅读推广，最大限度和范围内实现其治疗及其它文学功能的良好契机。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作者赋予作品的“歌颂教育公平、歌颂社会和谐”的宏大叙事的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纯粹性，磨圆了这一主题本可凸显的锐气，也极有可能影响到儿童读者的阅读心理。

儿童本位，每一次当我们说起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该意识到，在评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好”或“不好”、“能”或“不能”的时候，儿童说什么、怎么说其实更为重要。找寻儿童文学治疗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心灵的途径还有一段长远的行程，探索儿童文学的治疗功能更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话题，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奋力迈出第一步，便是这段旅程的第一个站点。

[1]王泉根.儿童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徐玲.流动的花朵[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9.

[3]叶舒宪.文学与治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6).

[5]曾宏伟.文学治疗与地震灾区学生心理重建[J].教育评论,2009,(3).

[6]周林,青永红.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7]叶敬忠,潘璐.别样童年——中国留守儿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8]伍美珍,刘君早.蓝天下的课桌[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9.

[9]黄传会.我的课桌在哪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Literary Treatment Function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MAO Wei-w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Beijing 100875,China）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literary treatment, which became a new entry point of literature studies.Based on this theory, this essay takes the children's novel "the Flowing Flowers"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and tries to make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treatment fun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essay concludes as followed: First, the main character's growth process and psychological activity match along with most migrant children in the real life. Second, the spiritual strength and the happy ending of this novel can satisfy the readers who lack these experiences, meet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happiness, equality and other psychological needs. What is more, this essay also points out that a literary work, especially a children's literary work has treatment function or not depends on the readers' reading experience and effect.

Children's literature;Literary Treatment;Migrant Children;"the Flowing flowers"

I058

A

1673-2219（2010）06-0037-04

2010－01－15

毛炜炜（1986－），女，湖南湘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