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玺璋

（荆州广播电视大学，湖北 荆州 434020）

革命洪流下的守望、追寻与挣扎
——以老舍与革命关系看老舍的二元对立思维

王玺璋

（荆州广播电视大学，湖北 荆州 434020）

作为民主派作家的老舍，他与革命的关系经历了由抵触到接受与认同革命的过程。他试图靠拢革命，衷心地迷恋革命，但革命主流仍与他保持着微妙的距离。老舍犹如游离于革命中心漩涡之外的“散兵游勇”。他对革命态度的变化以及因无法融入革命所产生内心的苦闷彷徨皆与他思维方式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不无相关。

革命；传统文化；二元对立思维

老舍辞世前数月与英国友人斯图尔特•格尔德、罗玛•格尔德的谈话道出他与革命的关系。“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69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老舍以淡淡的言词道出心声，但其中蕴涵的感情色彩是浓厚的，它几乎可以囊括老舍的一生。他毕生经历了由同情革命到拥护革命而试图靠近革命却始终不能融入的心酸历程。在“不能真正了解革命”的一声叹息里，老舍向革命靠拢的自信和渴求变得无力与黯淡。

一、观日与逐日的认同

对于革命，老舍并非一开始就持认同态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拯救民族国家，为国家而牺牲个人在老舍看来才是最重要的，这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革命的观点。如何实现真革命，这正如《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所主张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善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悟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1]

抗战期间，老舍毅然地参与到全民抗战之中。即便如此，他在一定程度上仍保留了相对独立的身份。尤其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夹缝中的尴尬处境时，老舍表明了他的立场：“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2]这一时期，老舍没有明确的阶级斗争思想，他的政治革命立场是民族立场。

全民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陷入了内战。老舍看到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爱国主义的。第二阶段是爱国主义和要取得推翻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胜利。”[3]尽管对国内各阶级之间的党派性质有所了解，老舍仍有意无意地淡化党派色彩，全民的利益于他来说才是固守的理念。1949年6月，远在美国的老舍听闻上海解放的消息后，兴奋地对友人说：“中国不久将获新生了……就由此可知，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4]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受国内众多作家诚意相邀回国的老舍在离美前夕向美国友人表示，“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5]但是回国后的他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举动。并不能说老舍回国前的“三不”有着矫揉造作的成分，在美国讲学数年的经历能否被新政权所容纳和接受，这正透露出老舍的内心的跌宕起伏与惴惴不安。

回国后，老舍亲眼目睹了新政权给人民带来的另一重天。他深深地折服于共产党和新政权。老舍由不带党派色彩的立场到回国后钦佩共产党这一态度的转变正说明了他对革命的逐渐认同。在《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地战斗作用——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身为北京市文联负责人的老舍号召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思想上、文艺上和资产阶级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提高革命警惕性和阶级觉悟……”这些有着浓厚的主流色彩的话语符号隐喻了老舍追赶时代的政治姿态。但紧跟时代的老舍隐约中有着苍凉的孤独感与忐忑不安的情绪。1959年，开明书店筹划出版《老舍全集》时，老舍不无忧虑地说：“老巴（巴金）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6]

当老舍以满腔的热情歌颂新社会，拥抱新政权时，内心却深藏着心酸与隐忧。老舍犹如孜孜不倦的逐日者，崇拜日神使他试图紧跟太阳的足迹，但当他一旦靠近时，太阳炙热的火焰却使他始终难以近身。身为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老舍虽然工作勤勤恳恳，却连《文艺报》的赠送权都没有。他的秘书葛翠琳曾就这一事坦陈：“这件事说明，老舍是文艺界的散兵，他不在某些文艺圈子之内。”“老舍很以作新中国主人而自豪，他事事尽心尽力，希望真正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但是在文艺界似乎给他一种感觉，他始终成不了主人。”靠近政治中心的努力不仅没有让老舍完全地融入主流中，反而在阶级斗争的气浪中违心地斗争别人，也被别人所斗争，最终在革命热焰的急速膨胀中走上了决绝之路。

二、“铁肩担道义”的救赎心态

旧貌换新颜的北京风貌曾使访美归来的老舍欣喜不已。他以狂热的激情歌颂新政权，写下很多配合政策的文字。但仅有激情却“对革命没有真正了解”的老舍陷入痛苦和迷茫中。在茫然中，他开始回忆遥远的来自乡村式的老北平清新的风。《茶馆》、《正红旗下》正是老舍深情回眸往昔绘制的五彩的梦。在老舍曲未尽弦却断的无限伤感中，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作为知识分子的老舍对百姓的牵挂，对政权的信仰却是为我们所深知的。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对知识分子形象有这样的概括：“特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人，对他而言，不管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他们往往在权威与民间上传下达，却并不委身于两者间的任何一方。他们向社会传递着权威的声音，洞悉民间百姓的精神世界；但站在民间立场上，他们又会思忖甚至质疑权威。知识分子天生有着悲天悯人的救赎感和义不容辞的担当感。在鲁迅看来，真正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要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说什么。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厉害的”。也正因为此，萧乾谈论老舍之死时，对中国知识分子有如此概括：“我只想说一句话，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都太天真了，总以为自己是谁，到了谁也不是。……也无奈，大概是政治体制和士人性格两者使然。”这一概括道出了从古到今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救赎心态。

传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使历代知识分子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那份勇往直前的坚持使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国事天下事与百姓事，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于庙堂心忧百姓，处于江湖魂牵国事。中国知识分子夹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所产生的救赎与隐忍可追溯至在楚国大地留下绝唱的屈原。他不满于当时楚国奸臣当道，楚平王闭目塞听造成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感时伤怀的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政治集团里，“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奸佞小人向楚平王进谗言诬陷他，致使屈原遭流放。虽遭放逐，屈原依然忠君爱国且心系百姓。他无奈地感叹“举世皆昏我独醒”，在清醒中他担心楚国的前途命运，心忧老百姓的衣食冷暖，惶惑不安中他依然执着地“上下求索”。听闻楚国被秦国所灭的消息后，悲伤欲绝的屈原毅然跳入汨罗江与国同亡。纵身一跃之间饱含着他对楚王的愚忠，对世道的愤恨，更满怀对故土的坚守。

屈原身上折射出的知识分子的反抗、隐忍与焦虑穿透了历史风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心态。这一心态在老舍的人格追求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老舍眷恋北京传统市民社会平和的乡土性，但厚重的传统文化沉淀下来的诟病使老舍从文化性格上予以革除，救赎民间传统。另一方面，革命并不是老舍竭力排斥的，他在提倡遵循的同时却越来越发现这种力量以其激烈的斗争性正渗透破坏着民间。老舍葬送三个时代的《茶馆》内蕴着传统文化母题的深层机制，《正红旗下》对清末下层旗人生活的真实描写似乎暗藏着老舍对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某种反抗。

老舍身为知识分子睿智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有着对政治权力针砭时弊的胆魄，他反思政治权力本身是出于对主流的皈依与愚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胸襟使老舍肩负起社会责任，但这种盲目的自信又使得他们轻视了权力的残酷与无情。当他潜意识里的反思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中被曝光甚至不断地扩大时，在接踵而来的批判中，老舍螳臂当车的努力必然失败。

三、抉择中的困惑与挣扎

对于轰轰烈烈的阶级革命，老舍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他同情革命，却不能真正明白何谓革命。他所理解的革命，其目的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与百姓的安康，却忽视了革命本身强烈的政治权力性。政治革命的斗争性和残酷性为老舍所低估，最终他被无情地卷入政治斗争之中。老舍在漫漫文学征途上苦苦求索却求而不得，反陷入悲惨的境地，这并非偶然，其中潜隐着历史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与老舍的思维编码中所折射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相对固定的思维活动程序和模式，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形成的，它标志着特定阶段上人们理性认识的方向和趋势，体现着人们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的总思路”。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源于西方哲学体系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主要体现在哲学家们对“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理解上。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哲学论断将“思维”与“存在”作了明确的二元分离，从而使得近代哲学“转向认识论的主体性形而上学”，18世纪启蒙主义哲学也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直到德国古典时期“主客二分认识论”才得以完成。[7]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学说基础上提出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马克思看到了对立两极之间的差异以及彼此之间相互渗透与转化。

如果我们解析老舍的思维编码，不难发现他文化价值取向是以二元对立思维为支撑的。老舍二元对立思维的两极是传统文化的平和性与革命的斗争性。

生于传统乡村色彩浓厚的北京城的老舍，对传统市民社会有着深深的眷念之情。北平温柔敦厚的文化风物，北平人积极乐观的文化心态以及恬静平和的生活方式感染着老舍。但是，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岁月的淘洗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灵活性，而变得机械和僵化，如同老化而臃肿的机器，文化原初承载的精深意蕴和盎然的活力逐渐流失。回眸北平城，它内蕴的中国文化的精华令老舍留念，但文化在岁月的传承中积淀的糟粕又让老舍有着恨其不争的痛楚感。不过正基于老舍对北平文化深厚的爱，老舍以医者的心态望闻问切代表着传统文化精髓的北平文化。他以“含泪的微笑”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剖析传统文化积习的诟病。为其如此，老舍并不是从接触到革命开始就对其顶礼与推崇的。狂风暴雨似的激烈革命所爆发出的强大的破坏力能否彻底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为趋于迟滞的文化输入新的血液，而带有乡土色彩的平和与安详的民间秩序能否被保留，这是老舍所担忧的。所以，对于革命，他持着观望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回国的老舍目睹了新政权下普通市民安居乐业的生活后，他内心逐渐认同了革命。革命解决了横亘于他心中的如何更新传统文化的困惑。但是，当他努力地向主流靠拢时，却发现自己始终是“座上宾”。革命所爆发的盲目性与狂热性使老舍觉察到传统文化可能遭遇的危险。革命掀起的浪潮越大，它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就越深，传统文化内质中平和与恬静的自然秩序被破坏的力度也就越大。老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老舍不舍传统文化的敦厚平和，他知道革命的破坏力度可能在革除传统文化毒瘤的同时，也可能影响甚至摧毁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如果没有革命，中国文化因无法得到更新而处于贫血与停滞的状态。随着老舍认识的逐渐深入，他意识到革命正以其激烈的斗争性摧毁传统文化所葆有的自然平和的状态，而以平和克制为特征的传统文化无法与以激烈斗争为特征的革命相对抗。不过，传统与革命这两极是老舍无法跨越的巨大障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他无法舍弃其一。

老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他徘徊于民间与主流之间，平和与斗争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在革命热情极度高涨，革命洪流逐渐汇成革命的漩涡之时，老舍内心处于矛盾与挣扎中。在《正红旗下》的绝唱中，嵇康的“广陵散从此绝矣”的悲鸣之声仿佛穿透几千年历史的天空，这份孤独与无奈也许只有身陷矛盾中的老舍才能体会得更深切。

[1] 老舍. 老舍文集·第1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 孟广来，史若平，吴开晋，牛运清，等. 老舍研究论文集•试论老舍对抗战文艺的贡献[M].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3] 老舍. 老舍全集·第18卷[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石垣绫子. 老舍——在美国生活的时期[J]. 新文学史料，1991，9.

[5] 乔志高. 老舍在美国[N]. 明报.

[6] 张桂兴. 老舍年谱[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7] 朱立元，王振复主编.《天人合一：中华审美文魂[M].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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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427（2010）10-0077-02

201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