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芳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250022)

济南开埠与民间商会的发展

赵秀芳

(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济南250022)

分析了伴随济南自开商埠而发展起来的民间商会一城两商会的特色，提出济南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尤其是其协助工商管理的参政职能的发挥，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并且形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有的政治参与意识。

民间商会;济南开埠;发展

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组织，正在经济、社会治理等众多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民间商会正在成为区域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其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参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得民间商会研究一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方兴未艾的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及温州民间商会功能的发挥，进而带动了关于中国近代民间商会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济南作为一个保守的政治中心和内陆古城，以“自开商埠”之举迈出了向现代城市转变的步伐，这种独特的自开商埠的特色，也赋予了伴随开埠而发展起来的济南民间商会独特的个性，对近代济南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济南开埠后的民间商会

我国历史上有着极为悠久的民间结社和民间公益活动的历史渊源，先秦时代即已有“会党”、“社会”之说。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得商人被视为四民之末，其地位和社会影响都比较低。但事实上，商贸活动一直未有间断。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民间商业贸易往来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于是为维护行业利益、规范行业行为的行会组织应运而生，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民间商会的早期形式。

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为应付接踵而至的大厦将倾的困境，清政府被迫放弃“抑商”的政策，鼓励发展商业以应对因战争、赔款等出现的财政枯竭。在政府“振兴工商实业”政策的鼓励下，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刺激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转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商人也开始适应这种社会转型的变化而形成新式商人团体。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恶劣环境中艰难前进。

“山东和全国一样，是载负着血与火的历史而进入近代社会门槛的”［1］，因而山东经济现代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演进具有某些共性的特质，但是由于山东在全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使它的发展又同时具有了极具特色的个性特征。山东作为一个京畿大省，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同时又是一个东部沿海大省，饱受齐文化的洗礼，因此同时兼具传统的保守性和现代的开放性两种特性。一方面它易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因而政治上传统而又保守，另一方面它又较早、较容易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冲击，因而在经济上趋向开放并面临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其发展因彰显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这种特色而成为一个缩影。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可以看作是山东现代化进程中极具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开创了近代中国内陆省会城市自觉对外开放的先河，从而也成为晚清中国城市自我发展的一个特例和典范。也有人认为，济南走的是“拥有主权+西方模式”的自开埠模式。山东的民族工商业者以商埠开放为契机，不再囿于一城一地，而是面向山东、全国的舞台，开始了近代化发展的艰难探索。

开埠之前的济南经济远远落后于沿海的青岛和烟台，甚至比不上周边的潍县和周村，据史料记载，大约要比沿海城市的发展滞后40—50年，只能勉强算一个三流商业城市。开埠后，政府推行的“通商惠工”政策吸引了中外商业资本纷纷涌入，出现了以济南电灯公司为代表的一大批近代化的新式工商企业，促进了济南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伴随着商业的繁荣，以近代工业与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也获得了新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新思想、新观念的冲击也带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和价值取向的转移，“方今朝野有识之士，莫不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名士辈出的济南迅速成为华洋富商大贾云集的工商城市，一向以追求功名为重的官僚士绅纷纷跻身于实业，传统的坐贾行商的地位和影响日渐为人所重，如章丘孟氏、桓台苗氏等，都因其庞大的商业资本、出色的商业经营而名重当时。以这些名商为代表的新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素为儒林敬仰的内陆古城得以迅速成长。一些近代化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其中以商会为代表的新式资产阶级团体尤为世人所瞩目。

1905年济南正式成立“山东济南商务总会”，推举王懋琨为商会总理，孟洛川为协理。从此，济南早期资产阶级开始以社会团体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商会成立以后，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上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使商会在地方事务中享有很高威望和权利，成为新式民间社团事实上的领袖团体，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也通过商会表达出来。商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为济南带来无比活力，成为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商会的出现是因“商战”的紧迫性应运而生的，“是受洋商会的影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在华外商商会活动的示范效应和驱动是商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同时商会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商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产物，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商会组织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

二、近代济南商会的特色

与本省的青岛、烟台等约开商埠性质的城市不同，“济南地区因属自开商埠且系内陆城市，经济发展本土化特色较明显，济南商会因而具有了强烈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政治经济活动模式”［3］，因此王音先生认为，济南近代社会的新兴经济因素与传统资本结构，历史文化沉淀与近代思想传播相交融的社会环境赋予了济南商会特有的个性。

商会起源于传统行会。行会是早期的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的同业性组织。洪志强先生在《近代中国对商会的早期认识述论》中提到，“近世商会，肇于法国”，第一个商会产生于1599年法国的马耳塞市。商会“最初都是商人为保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商业发展而自发组成的。……经过一段时期，得到了本国政府的认可和扶持，这些国家的政府颁布了有关商会的法律，置商会于政府的监督和保护之下，使商会成为商人真正的法定社团，商会之组织也日臻完善。”我国最早的商会组织，应该追溯到1874年成立的辽宁工商界“公议所”。到20世纪初，民族灾难日渐加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也带有了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盛宣怀在商务大臣的任期内主张成立商会，此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济南商会公所”酝酿成立，当时组建的缘由也带有民族主义的烙印:“今兹富国首在兴商，商之振兴要资讨论。查欧美以商立国，通都大邑均设有商务学堂，商务总会，研求商理，考察商情，故能商智日开，商战日烈，富强之道实始于斯。我东省素少富商，学堂尚可暂从缓议，而他族日逼，商会宜及时举办，以期自保利权。……兹拟依照上海商业会议办法，另设公所，俾各行业随时可以聚会，讲求利病，汇册上闻”。［4］

在济南商会公所成立之前，济南已有各种工商业者组织、手工业者组织和外乡人组织，如行帮、会馆等。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国资本渗透的加深，济南的工商业者越来越感到势孤力单，依靠自身的资本和实力很难同实力雄厚的外资竞争，因此他们希望打破行帮壁垒，联络各业力量以与外商抗衡。于是商业界要求成立商会的呼声日渐高涨并获得各行业组织包括一些上层人物的积极响应。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要求适逢清末新政推行之时，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对商会的成立予以法律确认并提供依据。依据章程规定，1905年济南商会公所正式改称山东济南商务总会，以“联络商情，启导商智，保护商业”为宗旨，属领汇兑、典当、钱业、杂货业、绸布业、酒业等24个行业。［5］

与全国其他地区商会相比较而言，济南商会具有明显的官督色彩，其领导层成员呈现出“半官方”性质。这种特有现象应该源于济南本身经济社会环境，同时也与当时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社会由于清政府的政策导向，捐官衔、买功名已是工商界的普遍现象，很多地区商会领导人以及大多数会员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都捐有各种品级的官衔或监贡功名，从而受到工商界的瞩目而成为商会上层人选，但他们实质上仍然属于工商阶层。而从济南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其经济现代化起步较晚，在济南开埠后才开始迈进正常发展的轨道。这就导致济南工商业界鲜见富商大贾而多中小工商业者，很难出现具有丰富官商交涉经验的“绅商”，因而济南商会的上层中，众多担任商会要职的成员只具有官员身份而实际并无经营工商企业，其本质是“官”而不是“商”，使得济南商会相比上海、天津等商会对“官”的依赖性要强。这一点从济南商务总会的早期领导层成员构成就可以窥见一斑:萧应椿、汪懋琨、孟洛川，另外两位坐办谭奎翰为在籍湖北候补知县，李士可曾任山东工艺局坐办，皆为候补官员。除了孟洛川外，其他全部具有官员身份。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济南商会的“商办”特色和民间性。一方面，商会的领导层大多都通达经济，对商业贸易了如指掌，对经营管理也了解颇多，因此在商会运行中为振兴工商业做出了应有的努力，代表和维护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济南商会的经费来源也表明了商会的民间性。商会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其所需经费应该自行解决，也因此才能体现其商办的民间社团的性质。而济南商会在成立之初就完全秉承这个原则，在经费方面不与官府发生任何联系，完全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商”。

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自主开放的内陆城市，济南开埠采取的是新老城区相辅的城市规划格局，在老城区之外有一个特别规划的自开商埠区域，既保持了旧城原有的特色，同时又为经济的发展拓展了可以利用的空间，形成新旧两个城区的互补，发挥城市的双重功能，这也使得济南成为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新商埠区域内行政、规划、管理都自成一体，并有自己的商会——济南商埠商务分会(简称商埠商会)。这样加上老城区的山东济南总商会，在济南市就形成了一城两商会的特色，即城里商会和商埠商会。这成为中国商会史上极为独特的一道风景线。两商会各有独立的办公地点、经费来源、管辖区域，但是人员构成有很大的重合性，投资的重点不受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因此两商会在政治、经济活动上有一定的默契和同一性，相互联系、互为支撑，在历史重大事件中也基本保持步调一致。1929年济南设市后，开始按市的建制开展市政，济南商会也按照国民政府重新颁布的《商会法》，开始进行改制，两商会在1931年合并为济南市商会，从而结束了一城两会的历史。在此之后，政府对商会的控制程度有所加强，同时也使得济南商会民间性的色彩大打折扣。这种变异，直接影响了民间组织的角色定位和基本职能的发挥。

三、商会对社会的参与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商会，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严格按照政府有关规定成立的。作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商会这种法定的商人组织形式遍布中国各地，成为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和工商业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一般来说，商会是统领工商界的社会团体，在与各方面进行社会交往和处理各种事务中，应把握住自己的社会定位，恰当行使自己的职能。商会章程中载明的辅助政府促进工商业进步和发展的宗旨与任务，正是商会社会定位和基本功能的体现。”［6］济南自开商埠后成立的近代商会，在济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基本准确地把握住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的发挥。

有人把商会的功能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信息功能，即商会要在政府、企业、公众之间建立起畅通的信息通道;二是协商功能，即商会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加强与政府、其他社会团体及内部人员间经济关系的协商协调;三是服务职能，即商会要为会员提供投资、贸易、咨询、培训等多方面的服务;四是参政职能，即商会对政府的主要经济决策提出建议。

依据以上对商会角色、功能的定位，从济南商会的历史发展状况看，济南商会基本功能的发挥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但又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在近代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舞台上，到处都活跃着商会积极参与的身影。当然，作为一个工商业的社会团体，商会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要远比政治领域中的影响大得多。

济南商会作为一个在济南有影响和实力的商务社团，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联商情、开商智、兴商学、扩商权”，主要侧重于商业方面经济功能的发挥，对于整顿改革传统的陋习，加强各商家之间的联系和竞争意识，谋求商品经济大幅度增长，发展近代实业教育、增进工商界人士的科学知识和促进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管理推广，处理商事纠纷、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山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事实上，这些作用也正是以上商会功能前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而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功能的体现，则是济南商会通过它的下属团体以及与其功能发挥相关的组织的人事交叉渗透，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治安、市政建设、卫生防疫、文化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管理权，参与并主宰了地方各项事务。这个可以看作是济南商会参政职能的具体表现，即协助工商管理，表现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然的一种合作互补关系。清末民初，政府在执行有关工商实业的政策法令和处理具体事务时，大都需要商会的协助与配合，而商会也在协助和配合政府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尤其是近代商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行会制度造成的森严壁垒，改变了民族工商业在面对外来经济渗透和侵略的力不从心，打破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和瓶颈;引进了新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把各行各业的发展逐渐纳入法制轨道，促进有序竞争，规范行业秩序，为商业运营规范化营造一个有序的外部环境，增强了中国工商业自身竞争实力。

经济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共振互动，尤其要发挥民间商会的积极性和作用。而在政治黑暗和社会秩序混乱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工商业很难获得一个和平、稳定的有利于振兴发展的环境，作为工商界社会团体的商会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的精力，打破“在商言商”的传统旧制，使商会的功能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从而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

［1］ 李平生.论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J］.文史哲，2002 (6):119－128.

［2］ 严建苗，刘伟峰.近代中国商会的制度分析［J］.商业研究，2002(8):140－142.

［3］［4］ 王音.近代济南商会初探(1902－1927)［D］.山东大学，2002:1－23.

［5］ 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603.

［6］ 徐鼎新.商会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J］.上海经济研究，1999(1):67－70.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Jinan Open Port and the Folk Chamber Commerce

ZHAO Xiu－f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250022，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k chambers of commerce with Jinan opens the port.It points out that Jinan Chamber of Commerce's functions is not confined to the economic sphere，but extends to political and social fields，showing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 in the social governance，and forming the unique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bourgeoisie.

Jinan open port;Folk Chamber of Commerce;development

book=8,ebook=31

F121.23

A

1009-8976(2010)02-0027-04

2010－03－10

赵秀芳(1976—)，女(汉)，山东高密，硕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