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生产力观之道德透视

2010-08-15余京华

巢湖学院学报 2010年5期

关键词：物质基础三个代表生产力

余京华

（巢湖学院，安徽巢湖 23800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生产力观之道德透视

余京华

（巢湖学院，安徽巢湖 23800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生产力观内蕴深厚的伦理道德意蕴：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物质基础内涵；激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与调整，促成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的产生；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内在一致性，彰显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人民利益原则。它内在地包含着党对人民应履行的道德责任与道义承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伦理道德上的深刻而集中的理论呈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先进生产力观；道德

党的执政不仅应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而且应具有道德合理性，即具有坚实的伦理道德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郑重提出，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重视角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合理性、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政治合法性与道德合理性的有机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其先进性、科学性与其所蕴含的优秀伦理道德精神是密切联系的,其先进性是以先进的伦理道德精神作为深厚的底蕴和道德支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内蕴丰富而深厚的道德意蕴，其中每一个“代表”都具有深刻的道德内涵，代表了先进道德的发展方向，也鲜明昭示了党在执政道德上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先进生产力观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和核心，它所蕴含的伦理道德精神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道德先进性的基本前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伦理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内在地包含着党对人民应履行的道德责任与道义承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伦理道德上的深刻而集中的理论呈现。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当代理论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生产力观之伦理道德维度，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型道德体系构建的重要前提。

1 先进生产力观确立了经济建设主题，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物质基础内涵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形式，亦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的制约。马克思曾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一切历史现象最终只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无疑起着最终决定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可以为道德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直接决定着道德的发展水平。因而，要实现社会道德要求、推动社会道德的发展进步，就必须抓住生产力这个根本。社会主义道德虽然是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和人类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但是，它同样受到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没有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及其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充裕的物质条件，人的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进步就只能是一种道德空谈。

没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就不可能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社会道德状况的根本好转和人民道德境界的普遍提升。中国古代就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唯物主义伦理观。中国共产党历来也非常重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并把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当作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邓小平高度重视生产力，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指出:“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建设精神文明的经济方法就是“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并强调：“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的变化。”[4]

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也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5]一切伦理道德观念及其进步必然只能从经济活动中去汲取养分。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道德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它必然包含一定的经济成分，其发展进步必然要求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为坚强后盾和有力支撑。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物质基础就是不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及其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物质财富。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意味着党确立了经济建设这一主题，致力于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来为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雄厚的物质财富，这将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与进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保障。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解决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等诸多伦理关系问题找到了现实的客观基础，是社会主义道德进步的基本前提。当前，对于我们党来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使我们党的路线、理论、纲领、方针和各项工作都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就是要坚持把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核心的“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需的资金、物质载体和物质条件具有切实可靠的保障。这鲜明地彰显出先进生产力观的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先进生产力必然在道德上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即为旧道德的消亡、新道德的产生准备物质前提。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决定着包括社会主义道德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发展程度。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是推动社会道德进步、提升人们道德境界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6]人的道德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所决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性质和水平密切相关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推动着人的道德素质的提升。而且，人们在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也必然对人的道德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经济为好社会之本。”物质繁荣，是人民幸福的前提。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他的新著《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中提出，生活水平提高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给个人带来的具体改善，而且在于它如何塑造人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可以说，没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没有可靠的物质保障，就会成效甚微。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贫困的条件下也可能产生高尚的道德，也可以涌现出一批道德境界崇高的人物，但那只是在一段时期内对少数先进分子有效，而不能在长时期内对广大人民群众有效。在一个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国家，要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要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从长远的意义上来说是难以实现的。生产力发展之所以是道德进步的绝对必需的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6]经验证明，经济落后，许多反人道主义的现象就会死灰复燃。富裕与文明，落后与野蛮是如影随形的。把道德的发展看作与生产力、生产关系无关的至上命令，既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又是一种道德唯心主义。

国外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了一个规律性现象:以人均GDP1000——3000美元为界线，界限以下的贫困国家和界限以上的富裕国家社会道德状况良好，普遍的政治稳定；而介乎于上下之间的国家则容易出现社会动荡不安，道德失范和道德滑坡等道德状况。我国正好处于这个区间。要避开此规律，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以推动道德进步，维护社会稳定。从长远的意义来看，社会成员自觉尊崇道德规范，社会的德治教化能落至实处，归根到底需要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其提供物质支撑，自觉的德育往往产生于经济的高涨之中。生产力不发展，无以言道德。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物质条件和多样化的道德教育的物质载体，可以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不断改善当前的道德现状，不断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最根本物质基础和最终决定力量。党的先进生产力观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从终极的意义上来看，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全部社会历史的根本物质基础，亦是推动道德发展、进步的根本物质基础。把道德现象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把道德关系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肯定经济基础与道德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肯定生产力发展对道德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这是唯物史观关于道德问题的基本立场。一定时代的道德水平只能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基于此，社会主义道德的物质基础和支撑力量只能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世界中来寻找，这一物质基础和支撑力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先进生产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举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旗帜，牢牢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动态地、前瞻性地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视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的、基本的要求，视为包括道德等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其它领域发展的根本物质基础，彻底否定了历史上和现实中一切轻视生产力理论和物质利益原则的禁欲主义思想和伪道德观念，充分凸显了社会主义道德的物质利益原则和物质基础内涵，亦彰显出先进生产力的深刻的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伦理道德观形成的物质条件，是社会主义道德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础，亦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意味着我们党在终极的、长远的意义上充分肯定了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因而充分肯定了道德的经济根源和物质基础内涵。可以说，党的先进生产力观的发展思路鲜明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生产伦理的基本立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物质基础内涵。

2 先进生产力观激励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与调整，促成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的产生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它随着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发展演化。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发、激励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经济基础的变更，从而也必然引起包括道德在内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对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7]道德的进步是变革性与继承性的统一。旧的道德,一旦推陈出新,必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从而促成新道德的产生。社会主义道德在本质上就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当先进生产力发展到旧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体系被彻底打碎,新的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随之建立。生产关系的新旧更替,迟早会引发社会上层建筑的根本变化,从而促成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体系的产生，推动社会的道德进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由此带来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对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与道德规范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经济改革对旧的道德观念、心理和习惯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使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观念遭到否定，安贫乐道、重义轻利的道德标准发生动摇，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价值观有了彻底改变，也使动机与效果、富与德、公平与效率等伦理关系真正被客观地对待并加以研究和践履。另一方面，经济改革极大拓展了人们认识世界、适应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视野，也为我们从道德角度认识和思考新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产生了诸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等新的道德观念及自主创新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自由平等意识等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道德意识，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更新和完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调整，对于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劳动者的道德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了人们的主人翁责任感,改善和充实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促使人们更加热爱知识、热爱科学，这必然要求劳动者强化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弘扬崇尚科学、热爱劳动、尚俭戒奢的道德品质和公平竞争、诚实守信、互利合作的伦理精神,这对于建立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伴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所引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既是对社会经济关系变化所作的新概括,亦是对现实的道德实践和道德生活的反映。可见，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然为科学道德理论的确立提供现实依据,为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有助于确立与时俱进的道德观念和体系，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道德风尚。

3 先进生产力观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内在一致性，彰显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人民利益原则

现阶段，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内涵和伦理意义,是一种最高的、最真实的道德。这种深刻的道德内涵即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人民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内在一致性。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强调的，“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8]

党的先进生产力观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系统阐述并论证了生产力发展对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作用，赋予了先进生产力以人民性的内涵，使其获得了深刻的道义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取最大利益是无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人民利益原则不仅是一种正当、合理的功利主义原则，亦是一种崇高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是一种宏观层次的“善”和“义”。人民利益原则更是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根本道德原则。毛泽东强调:“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9]而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就会变成空头政治，就会游离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反复强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0]“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在此，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人民群众获得切身的利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根本手段，它在更深的层次和意义上凸显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人民利益原则。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生产力观所传达的主旨就是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从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幸福。现阶段，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坚持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利益原则内在统一的时代体现，人民利益原则是党的先进生产力观所内蕴的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的最高体现。先进生产力追求经济领域的最大效益，这本身就促进了群体利益的增加。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合理而有效地为改善人民生活提供物质前提，这既表征出先进生产力的道德指向，又是对当前经济活动之伦理道德意义的充分肯定和最新诠释。先进生产力观致力于发展先进生产力，是我们党尊重生产力发展规律、履行历史责任的鲜明体现。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又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道义责任和道德承诺。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12]并说，“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2]胡锦涛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13]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只有不断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充分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发展先进生产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民谋利的重要手段。先进生产力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绝不仅在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而是在于改善人民生活，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正是道德的宗旨所在。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增加了社会可分配的物质财富总量，从正面的、直接的意义上来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及建立于该基础之上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从根本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本身就是最高的道德和善，是一种最真实的人道主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先进生产力观是对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张扬，是使人成为人，将人视为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这彰显出以人为本的深刻道德内涵，亦体现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时代内涵。

社会主义道德的最高层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要求我们不断解决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及弱势群体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而有效的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充分实现，以人为本也无法真正落至实处。现阶段，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国家及时进行方针、政策的调整，认真落实分配公正、扩大就业等各项惠民政策，而最根本的途径莫过于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并公平有效地实施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努力增加弱势群体的经济收入，逐步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上，以不断解决社会前进中的各种问题，这鲜明地凸现出党的先进生产力观所蕴含的人民利益至上的道德旨归。“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践中果断地采取物质鼓励政策，主张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物质利益，深刻凸现了生产力发展的人民性内涵，鲜明彰显出为民谋利的道德真蕴。

总之，党的先进生产力观具有宏观层次上的“善”的道德价值。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将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中心任务,亦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需要，更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9.

[5]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5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4、3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3-144.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7.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6.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8.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