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艳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公共教学部，重庆 合川401520）

慧能修行观与周敦颐修养论比较研究

郑 艳

（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 公共教学部，重庆 合川401520）

周敦颐思想中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了佛教禅宗和道家思想。通过对周敦颐和慧能 “识心见性”与 “思”、“顿悟成佛”与 “诚即圣”、“出没即离两边”与 “允执厥中”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儒、佛、道融汇的多元文化。

慧能；周敦颐；修行观；修养论

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大多都有出入佛老的经历，他们在振兴儒家文化的同时，又要为儒家创立一套更为严谨的哲学体系以排佛老。但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佛、道两家思想的痕迹所在，足以证明中国文化是三教融汇的文化。慧能在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传统佛教进行革新并吸收传统思想文化，使禅宗思想更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直接导致后来宋明理学的产生。钱穆曾在《六祖坛经大义》中说：“唐代之有禅宗，从上是佛学之革新，向后则成为宋代理学之开先，而慧能则为此一大转捩中之关键人物。”(《六祖坛经研究论集》)由此可见慧能六祖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而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鼻祖，思想中无不呈现出禅的影子。

一、“识心见性”与 “思”

慧能对传统佛教进行革新，不再从烦琐的戒修及形式化的坐禅上下工夫，提倡单刀直入、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道。他认为自心便是佛，佛就在自性、自心之中。人自迷而不知佛在自性中，由此提出要“识心见性”。识得本心、本性即可成佛，“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识心”乃是识得本心，佛自在本心中，本心即是佛。成佛就可得到解脱，超脱世俗。他又讲：“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徹，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眛。悟般若三眛，即是无念。”（《坛经》）由此可知，识心的更深层的涵义，即做到无念使心自净，念念无著，还原本心。本心本原清净无杂念，需要做到无所念才能使心自明、自净。“见性”是自见、自知、自心真如之性，自见本性般若之知。然而“见性”是建立在“识心”的基础上的，要先通过“识心”、“明心”才能使自心本性得以彰显。他说：“故知一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 然而“识心”与“见性”并非一般的“知”与“见”，而是佛教中常讲的一种自心自性的自我观照，自我显现的圆融法。这足以说明慧能是以“识心见性”作为成佛的重要修行工夫之一。慧能的“识心见性”要求内外无著及念念无著以达到自净本心的状态，从而得到解脱成佛。他在《坛经》第二十七节中讲：“为世有八万四千尘劳；若无尘劳，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著，莫起诳妄，即自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说明其“心”、其“性”是当下现实中的“心”与“性”，注重当下的解脱超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便于广大信徒的修行，所以被信众所接纳而广为流传。

周敦颐的“思”与慧能禅师“识心见性”有异曲同工之处。“思”乃圣功之本。思通则能通几微，也就是使人达到无思而无不通达的圣人境界，即不被善几、恶几所蒙蔽。“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通书·思》） 可见，“思”在为圣工夫中的重要性。思是圣功之本，思之至，则没有不通的。前面谈过无思不等于不思，无思是本，思通是用。无思若从人道层面上讲则是“诚”，若从天道层面上讲则是“静”；思通在人道层面上讲则是“神”，在天道层面上讲则是“动”。这样，他就把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了。从“无思”与“思通”，从“静”与“动”来看就是一种体用关系。但如何将“本”与“用”贯通呢？周敦颐就此说：“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通书·思》）表明他是用“几”来贯通体用关系的，然而“几”又是微妙不可测的，是动静之微，能在“几”上作出敏锐而正确抉择的恰好是“诚”。也就是他在《通书·圣》中所说的：“诚、神、几，曰圣人。”由此可说明，他的观点、立场是人得立足于“思”，思后方能诚、能神、能几。

二、“顿悟成佛”与 “诚即圣”

修道成佛是佛教修行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佛”是佛教觉悟圆满的理想人格神，追求成佛是中国佛教徒的终极目标。不管这个佛境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是此岸还是彼岸，信徒们还是想通过修行、觉悟而寻求精神解脱而忘却现实中的痛苦和苦恼。然而芸芸众生得通过何种修行方法才能成佛呢？这就是慧能教外别传提出的“顿悟”说。此“顿悟”说是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汇的结晶学说，他开创了一种顿悟之禅风。“顿悟”乃是直指人心，当下了悟即可成佛之道。可与“顿悟”相对的还有神秀的“渐悟”。慧能说：“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本悟即长劫轮回。”（《坛经》）他又说：“人有两种，法无不一。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心。”“教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若学顿教法，愚人不可悉。”“自性顿修，立有渐次，契亦不立。”（《坛经》）从慧能禅师的这些话语中可知，佛法是没有顿、渐之分的，只是人的根器有利、钝之别，是为了悟成佛而假立了“顿悟”和“渐悟”之名。只要人不自迷，而得悟即可当下直指真心，使佛性自我彰显。可“悟”需自悟，如不能自悟则可觅大师示道开启。慧能说：“善知识！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善知识！遇悟即成智。”（《坛经》） 他又讲：“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今学道者顿悟披剃，令自本性顿悟。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坛经》）从中可知，慧能也是在弘忍五祖示道开启下见得真如本性，从而顿悟成佛。于是他也将此法流传并作为开启迷悟弟子之道，让众徒们都见得真如本性而成佛。“悟”与“迷”则作为成佛与否的一个必要条件，迷人不见自性则不得成佛，而悟者自悟或得到大师示道见性即可成佛。

与慧能“顿悟成佛”说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乃是周敦颐的“诚即圣”思想。“诚”是“人极”，是修养的最高境界，且又是为圣的日用之功，需要不断地日积月累。“诚”是至纯至善的，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而“几”是产生善恶的源头，因此，需要日念心中之“诚”而弃恶从善。只有达到了“诚”的境域，人才能做到众理万事自然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矣。只有通过不断地培养人的善性成为圣人而进入“诚”的境界则能通微知几，知吉凶祸福之机，才能做到至纯至善。而人也并非只要做到了“诚”就可以成为圣人，周敦颐讲：“诚、神、几，曰圣人。”（《通书·圣》）

三、“出没即离两边”与 “允执厥中”

慧能反对一切形式化的修行，他认为口念佛教并不能自悟成佛，关键还在于心中是否自观真如本性。于是慧能禅师提出以帮助众生破除一切执著，让众生慧眼识得真心、真性的“出没即离两边”修行之法。他将门人法海、志诚、法达等人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汝等拾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三科法门，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坛经》）这“三科法门”是佛教为教化众生而立的科目，通过科目对修行来达到破“我执”的目的。慧能又在“三科法门”的基础上提出“三十六对”。“三十六对”概括众生对世界万法的分类，用相对二立法使众生看到任何事都有相联相对的两面，不能执著于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应做到“出入即离两边”以达到“究竟二法尽除”直入佛性的境界。慧能“出没即离两边”修行方法的提出是想超越对立两边而能体悟自性便是佛性的道理，这样无非是简化了原来佛教修行的烦琐戒律和形式化的修行法。提出众生修行即可当下成佛，这增加了众生信佛的信心，也就成为世俗流行的方便法门，在客观上拉近了世俗间与出世间的距离。慧能说：“一念吾若平，即众生自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作这种修行成佛之道的提出是使众生更注重自身价值体验，佛性、佛就在当下现实的人的心中，只要不被万法、万相所迷惑，或不要过分执著于外在的“相”与内在的“空”，就可成佛，而不需要向外另寻佛性、佛。那么，就可通过自我开悟、无念、无执著而使自身佛性得以显现。众生即佛，佛即众生。这样的修行法利于人们精神的解脱而忘却现世生活的悲痛和烦恼。

慧能“出没即离两边”的修行法与周敦颐“允执厥中”的成圣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要不偏不倚地坚持正道，一切做到中和、中节。人性的善恶是由“几”产生的，“几”乃动静之微，由此分化出“善几”和“恶几”。其实“几”是一种“度”，人之善恶是看人是否能掌握好这个“度”，而这个“几”是微妙不可测的，并且这个“善几”和“恶几”是很难把握的“度”。恶固然为非正，而善也未必全善，只有真正做到允执厥中，即是要真诚地坚持那不偏不倚的正道，做到中和、中节以合乎圣人之道、天之道。故君子要慎动，动必正，用必和，一切都要合乎善，将恶念及恶排除在外。

慧能与周敦颐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两人的思想却有相似之处，这与当时佛、儒、道三教思想合流有关。慧能所处的唐代正处于三教融汇阶段，周敦颐所处的北宋时期，出于排佛、老的需要，而出入佛、老，其思想脉络中难免不融汇进佛、道思想。宋明理学也是在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儒学新形态，不同先秦儒学。本文研究是想说明任何一种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不断地与其他异质文化的冲撞下得以融会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科学地对待各种思想文化，而不能一味地排他。

[1]（唐）慧能.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9.

[2]（宋）周敦颐.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12.

[3]梁绍辉.周敦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

[4]洪修平，孙亦平.慧能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

[5]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编辑委员会.六祖坛经研究论集[C].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65.

[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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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0）04-0033-02

2010-05-09

郑艳，女，四川乐山人，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贸学院公共教学部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