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冬宁陈先贵

(1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控

胡冬宁1陈先贵2

(1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2东北林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晚清时期大量的域外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但此时的小说翻译却因其对原作的“不忠实”而受到后来学者的非议或者不能引起应有的重视。从晚清时期的意识形态入手来解释当时小说翻译中的一些现象,指出译者对翻译小说题材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认知程度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晚清;小说翻译;意识形态

一、晚清小说翻译概述及研究状况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长期紧锁的大门,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并提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政治法律等知识,在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下,大量的外文著作涌了进来,加大了对翻译的需求,中国迎来了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后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而小说翻译在这次翻译高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翻译小说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但真正引起轰动的是1899年出版的林纾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此后大量的外国小说被译介到中国,翻译小说也成了贯穿晚清时期文学样式的一个主流,很多政治家、文学家及知识分子都投身到小说翻译的热潮中。

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对启迪民众和白话文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又因其意译风格和过于随意的改编而受到批评,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晚清小说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控

(一)政治功利性和实用主义对翻译小说影响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呈现出题材多样化的特点,被翻译最多的是政治小说,其次是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这与当时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挽救国家于危亡的紧迫性。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但事实证明这种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必然失败的。梁启超等人从经验中知道要强国必须从启迪普通民众做起,但是普通民众很难理解那些严肃的社会科学和人文著作,于是小说这种人们熟悉的文学形式就成了表达政治立场、向西方学习的有效载体。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给了改良派很大的启发,外国小说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对教育日本民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梁启超也希望能把外国小说译介到中国,他甚至在逃亡日本的船上亲自翻译了柴四郎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率先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他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梁启超的呼吁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的热情,驱使他们投身到翻译外国政治小说以启迪民众中的事业中。

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翻译也十分盛行,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的情节和其中的异域风俗为时人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的窗子,很符合读者的阅读口味;另一方面这些小说也迎合了改良派的观点。侦探小说的情节往往是伸张正义、处罚罪犯,并且涉及到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律问题,这些都让译者有了表达政治观点的基础,更加贴近改良派的主张。同时,科幻小说的翻译也深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知识分子满怀救国之志,他们认为要让中国成为能够与西方列强抗衡的强国,科学教育必须深入人心,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阅读艰深的科技书籍,而科幻小说却能起到娱乐大众同时传播科技知识的作用。

(二)译者的政治诉求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大多采取“意译”的策略,对原文改动较大,很多译者删除了原文的某些内容,也有译者增加了原文所没有的情节甚至人物,这都是经常为后人所诟病的,但是如果从当时的文化背景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翻译策略也是实现译者政治目的的手段,译者通过这样的“不忠实”来表达某种政治观点。有些译者本身就是政治家,他们的译作就是为政治服务的,还有一些译者要把译作送到改良派人物开办的报馆、书局发表,也必然要迎合这些人的口味。梁启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热爱祖国,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来启迪国人,同时也不会把一切观点都全盘介绍到中国,于是就按照自己的政治需求对原文进行了操控。翻译《佳人奇遇》的时候,梁启超迫于其老师康有为的压力删除了原文中对清政府批评的内容,也根据自己的观点在译作中增加了对日本在朝鲜等问题上的指责。除了意译的翻译策略,译者有的时候还会使用一些文本以外的方式来强调其作品的政治含义从而影响读者的理解。

(三)大国中心主义思想对外国文学作品认知过程的影响

在探讨晚清小说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不免会问:为什么小说翻译在第三次翻译高潮中出现如此之晚?译者为何能如此大胆地改动原作?时人的大国中心主义思想或许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大国中心主义是一种以自己文化为标尺来衡量其他一切文化的态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一定会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的文化优越。“‘优越’文化的成员容易蔑视‘劣等’文化的成员,并且随意改动这些文化中的文学。”

清政府长期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得国人都认为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是最强大的国家。这种自负的观点无疑增加了人们的优越感,滋生大国中心主义思想。鸦片战争后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为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帮助殖民主义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来又进一步认识到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也促成了西方的崛起,于是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但是文学作品却没有机会进入中国,这是因为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中国人尤其是晚清知识分子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优越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文学是低级的、劣等的。清政府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就曾说过:“此间富强之基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思想家王韬也说:“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热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力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此后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大,小说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但是人们的态度是冷淡的,这正说明为什么从1840年到1896年仅翻译了七部小说。

后来在改良派的推动下,转机出现了,大量的翻译小说涌进中国,然而知识分子还怀有根深蒂固的大国中心主义偏见,他们怀疑外国小说中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认为只有中华文化才是最发达的,西方小说中的很多行为都是不检点的,很多情节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当时的译者往往不够尊重原作,非常随意地翻译,译者经常按照自己心中的意象对原作进行重写。

三、结论

勒非弗尔的重写理论告诉我们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它受到目标文化中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描述性的、以目的语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从这种理论框架下来审视晚清时期的小说翻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中国文化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对小说的翻译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以及对外国文学的认知过程上。

[1]陈平原,夏小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I207.42

A

1673-1395(2010)01-0153-02

2009-12-21

哈尔滨理工大学青年基金项目(2008XQJR013)

胡冬宁(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 胡号寰 E-mail:huhaohuan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