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厂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071)

方位词的立类过程及其意义

王红厂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300071)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方位词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之一。从语法学史的角度,分期对现代汉语方位词的立类过程做梳理,可以看到前人和时贤对待方位词的认识和态度。

方位词;名词;语法学史;参照点

汉语中方位词的地位和范围一直争议颇大,但近年来,随着功能主义学派,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人类认知有密切关系的方位词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相关的论著层出不穷。这使方位词成为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从语法学史的角度对汉语方位词的地位进行一番梳理,不仅可以对其有一个完整认识,而且也有利于看清其脉络,了解各种观点和论说。

一、方位词的立类过程

在汉语语法学的创立时期(1898～1936),由于着眼于语言的共性,方位词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这可以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中窥见一斑。《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真正诞生。由于作者朴素的语言共性论思想,该书主要模仿拉丁文语法体系,建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在《马氏文通》中,词类的划分基本上是比照形态比较多的拉丁语,没有专门介绍方位词,不过我们可以从该书的论述中做出判定。马氏在谈到假借现象时,曾举了如下的例子:

孟梁上:“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

并注“‘东’‘西’‘南’三静字,今先动字,以状其处也”。可见,他是把方位词归入静词也就是形容词。但由于马氏又把词类和句子成分对应起来,这样又把位于动词之前的方位词看作静字假借为状字,也就是副词。虽然因时代的限制,其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对方位词的很多用法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比如,指出“上”、“下”、“左”、“右”、“内”、“外”、“中”等方位词“缀于地名人名时代之后”用来“记处记时之语”,这明示方位词组可以表示处所和时间,在句子中作“状辞”也就是状语等。马氏对方位词的分布和用法作了初步的描写,为方位词的研究做了最初的探索。

陈承泽(1982:27—28)的《国文法草创》中名字是“字之表‘物’‘时’‘所’或‘物’‘时’‘所’之一部者为名字,表数之单位及度量衡与记号之字,亦物之属也”。这个名词的定义即包括了《马氏文通》中所说的“一切事物”,也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时间词”、“处所词”、“量词”和“方位词”,而且明确指出“‘上’‘下’‘左’‘右’‘前’‘后’‘东’‘西’‘南’‘北’等,表所之方位之字”也属名词。看一看我们现在的一些语法教科书中有关名词的次类或附类就可知,自陈氏之后,语法学家对名词类的划分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础或以此为借鉴的,可见其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字类”在该书中就是“词类”,可见“方位字”也就是“方位词”。陈氏不仅第一个提出了方位字这一术语,而且第一个把方位词归为名词的次类。

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文法革新大讨论,开始了汉语语法特点的自觉探求。以王力、吕叔湘的著作为代表,都是以努力摆脱西洋语法的羁绊,着力探求汉语特有的语法规律为目标,力图建立起反映汉语语法特点的新的语法体系,从此进入了着眼于语言个性的阶段即发展时期(1936～1985)。这一时期由于描写语法学的发展和结构主义的引进,加之20世纪50年代的词类大讨论,方位词逐渐受到了语法学家的重视。方位词在这一时期重要的语法著作中被单独立类或者作为名词的一个小类被提出来加以研究。

吕叔湘先生(1942)在《中国文法要略》中除了把词分为七大类外,还添列了方所词和时间词,并在表达论中单独辟出一章讲方所范畴,指出专门表示方位的方位词自成一类。这是“方位词”这一术语第一次使用。

赵元任先生在《国语入门》(1948)中提出了定位字,[1]并描写了定位字的语法位置,以及单双音节的区别。他明确指出,单音节的定位字永远是黏附的,如“屋子里”,双音节的定位字是自由的,如“上头没人”,由定位字构成的向心复合词的结果是时间词或者地位词即处所词。

丁声树先生等(1961)所编《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的词类划分与《北京口语语法》大同小异,也把方位词称之为定位词,后改为方位词,并作为名词的一个小类。虽是作为名词的小类,但是作者单独辟出一章对方位词、时间词和处所词的用法分别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至此,虽然方位词还没有单独立类,术语也还没有统一,但是方位词这一术语的提出以及对方位词的描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大大提高了方位词的地位。

赵元任先生(1968)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始将方位词单独列为一个词类,此后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等先生都把方位词单独列为一个词类,与名词等并列作为体词的一类。方位词是否应该单独立类,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把方位词列为名词的一个特类,所以,张斌(1984)就方位词的归类提出了三种方案:单独立类、作为名词的附类、列入名词。

在汉语语法学走向成熟时期(1985～),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是个性和共性并重。语法研究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形式主义又有功能主义,语法研究的目标也从单纯地对语言现象的描写转向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再到对语言共性规律的发掘。这一时期对方位词的观点仍存在单独立类和作为名词小类或附类的分歧,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如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主张把方位词归入虚词一类,以便和“方位名词”相区分,刘丹青等秉承戴浩一提出的方位词为后置词的说法。这一时期与方位词相关的研究和前两个时期相比,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以前所不能比的,而且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视野也大大开阔,从静态描写转向动态研究,从关注方位词或方位结构的语法特点、句法功能转变到对其功能、语用、认知的研究,更有一批有价值的论著问世。

二、方位词和名词的区别

学界之所以对方位词单独立类有分歧,是因为方位词和名词有一些共同的语法特征,最主要的依据是,绝大部分方位词能够单用,能够作主宾语。朱德熙先生(1985)早就指出,汉语区别于印欧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特点便是“汉语的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汉语中动词、形容词都可以单用,也能够作主宾语,但它们并不归入名词,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分布特征。另外还应该考虑到词类的功能有优势和劣势分布之别。按照郭锐(2002:284)对句法成分的词类构成统计,方位词作主语的比例只有0.2%,作宾语的比例只有3. 8%,而只有“3%的名词不能作主语,2.4%的名词不能作宾语”。方位词和名词在句法功能上也差异甚大,所以方位词能够作主宾语也不是把它划归名词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把方位词归为名词的附类或小类的学者,过度重视了二者的相同之处,其实,二者存在本质的区别。

一般名词的划分我们是根据两条标准:可以受数量词的修饰,不受副词的修饰。反观方位词,方位词不受数量修饰,有时候会听到“一个南,一个北”,“一个东,一个西”等类似的句子,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省略了动词的紧缩形式,而且从语法结构的分析上看,这也不是数量结构,数量结构语法性质是偏正结构,而这是主谓结构。倒是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单纯方位词“前”“后”“内”等,以及合成方位词“之前”“之后”“之外”“以前”“以后”“以上”“以下”“上下”“左右”等前面有数量词语。比如可以说:

五天之前/以前

十年之后/以后

两小时前/后/内

三十岁上下/左右

五吨以上/以下这种“数量词+方位词”构成的词组与“数量词+名词”构成的数量词组虽然从语法性质上看都是偏正结构,但是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数量词+名词”构成的数量词组一般可以变换成“名词+数量词”的主谓结构。如:

五个碗→碗五个

一公斤大米→大米一公斤

一米木料→木料一米

三筐苹果→苹果三筐

而“数量词+方位词”构成的词组不能变换成“方位词+数量词”的结构,或者可以变换,但不是主谓结构。如:

两小时前/后/内→3前/后/内两小时[2]

五天之前/以前→3之前/以前五天

十年之后/以后→3之后/以后十年

三十岁上下/左右→3上下/左右三十岁

五吨以上/以下→3以上/以下五吨

可见,方位词和名词的语法性质是不同的。

一般名词是不受副词修饰的,而带后缀“边/面/头”的合成方位词、部分复合方位词(底下、头里、当中、中间)以及少数单纯方位词(左/右/后)可以受“最”的修饰,口语中也可以用“顶”“紧”,例如:

最/顶前面/东边/西部/底下/中间最/顶左/右

3最/3顶上下/前后/左右/内外例外的是“后”,但“最后”已经语法化为一个词了。另外,方位词“左”和“右”的引申义还可以受程度副词“很/极”的修饰,来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是激进的革命的,还是保守的反动的。单纯方位词和带前缀“之/以”的方位词为什么不能受“最”修饰?我们认为,这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这些词有的不能够自由运用,二是这些词本身的词汇意义。第一点说的是那些黏着词,如单纯方位词等。这是因为程度副词不修饰黏着词。第二点是有些词的词汇意义和其参照点的制约。石毓智(1992:156)在讨论“最”和形容词的搭配时,指出“‘最’所确定的范围看作是个‘量点’,这正与定量词语的语义特点相吻合。也就是说,由最、顶、极组成的形容词短语,范围确定,在量上没有伸缩性,具有定量性”。这也适用于方位词,如“以前”“以后”虽然可以单用,但是由于其参照点是一个以说者或写者说话或写作的时刻为参照点,即参照点不具有定量性,所以不能和“最”搭配。而“上下/左右/前后”等复合词,本身是由反义词构成的,表示的是一种概数、约量意义,也不具有定量性,所以也不能够与“最”搭配。

为什么带后缀“边/面/头”的这些方位词能够受“最”修饰?邢福义先生(2000)指出,“最X”有时是一种客观性表述,其表现为计量测定性和定较抉择性。这种客观性的“最”可以证实,可以辨伪。另一种是主观性表述,这是一种主观心态的表述,属于情绪性的认定。这种主观性的“最”是不能证伪的。显然这种区分辨别是很有意义的。在谈到“最+方位词”时,邢先生指出:“由于方位可以测定,因而这一形式通常用于客观性表述。”但是具体的原因是什么,邢先生没有明确说明。我们觉得从参照类型上来分析会比较好。方经民(1987)根据参照点的选择,把方位参照类型分为外物参照、整体参照、自身参照三种。我们发现“最”所修饰的方位词,其方位辖域总在其参照物以内。如:

(1)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到处都是彩旗,上面写有斗大的红“武”字,古建筑群的南边是一片竹屋,上面写有“武当山影视基地”字样,西边的空地上,三排架子上挂着几十个沙袋,最东边是一处大院子,几十间瓦房里是武术学校的宿舍和练功场地。(《北京青年报》2003-01-23)

(2)我木呆地站在了门口,看到了最里边坐着三四个人,有男的,有女的,围着一台电脑。

(3)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4)2点50分,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他们要在这里排队集合,登上天安门。毛泽东自然站在了最前面,朱德紧随其后。(董保存《毛泽东与天安门》)

(1)句中的“最东边”是指“古建筑群”这个参照物本身的最东边,(4)句中的“最前面”是指一排队伍的最前面。可见“最+方位词”之所以成立与前面的参照点是分不开的。当然,有的时候,其参照点是一个内置参照和外置参照的结合。比如在一个礼堂里有一排排的座位,假设甲坐在某一排座位的中间,这时他如果说我最左边是乙,那么,这个参照点是一个复合参照点,甚至有时是人的一种心理认知原因,把所看到的一些事物看作一个整体。如:

(5)我抬起头来,看到五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还拉着一辆板车,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余华《活着》)

句(5)中的“最前面”其参照范围是把“五六个人”看作一个有形的整体(如队或列)来看待的。当然判定相对方位时,还要受到参照点的朝向、运动方向、观察点的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另外,从充当“最+方位词”的参照点的成分来看,其应该是具有【范围义】的名词或名词性成分。这和石毓智先生说的定量性原则上是一致的。

总之,不管“最+方位词”选择哪种参照点,在说话人或写作人的心理上,都存在一个范围化或整体化的过程。

我们不赞成把方位词归入名词还有一条原因,就是方位词也不像名词一样能够受形容词的修饰。名词一般都可以受形容词修饰来扩大内涵,限制外延,如“红苹果”、“漂亮的裙子”,而方位词基本上没有这种用法。我们能见到如下的例子:

(6)他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东方,竟然会有一个那么大的国家!(李雅民《奥地利——中国:一个美丽的爱情传奇》)

(7)15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发现从这里可以通向富庶的东方,故名。(《现代汉语词典》1988年版)

这里的“东方”尽管前面出现了“遥远”“富庶”等形容词,但是这里的“东方”并不是方位词,而是专指亚洲,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注音是大写的“Dong2 fang”,这说明这里的“东方”是作为专有名词处理的。

方位词是表示方向和位置关系的,它需要有一个参照点。廖秋忠(1983)指出:“没有参照点的方位词或方位短语是无法用来定位的。”正是由于方位词不管单用,还是和实词性成分构成方位结构,都必须有一个参照点,所以郭锐(2002:208)认为,这是方位词和其他所有词类的根本区别。

海外汉学界如刘凤樨、Ernst等也都否定方位词为名词的说法。[1]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便发现方位词与名词在语法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把二者混同在一起,即表述不清方位词的特点,也影响对名词特征的阐明。把方位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处理,符合语言的实际,也有利于语言研究与教学。把方位词作为名词的附类或特类处理,实际上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语法体系变得没有系统性,所以把方位词从名词中分立出来,可以使名词的语法特征更清楚、更明确、更严密。

[1]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刘丹青.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马建忠.马氏文通(新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6]张斌.处所、时间和方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7]朱德熙.语法答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2mail:shekeb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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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5

A

1673-1395(2010)01-0050-04

2009208211

王红厂(1973—),男,河北河间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与汉俄对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