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灿美

诗人的“罪”与“罚”
——柏拉图与孔子、墨子的诗论比较

熊灿美

分别介绍了柏拉图、孔子、墨子对于诗歌（文艺）的主要观点。认为三人的诗学观点异中有同，而最主要的共同点在于都承认诗歌（文艺）对人的巨大影响，因而依据各自的理想和标准给诗歌制定规矩，希望消除诗歌对人的负面影响，发挥诗歌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古代诗论；柏拉图；孔子；墨子；比较

诗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标志，是早期文学艺术的重要表达形式。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中国上古时期的孔子、墨子，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虽有不同，却也不乏相似之处。柏拉图酷爱诗歌却投身哲学，但仍然给诗歌定下了种种规矩。孔子极力推崇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当他以“仁”“礼”为标准便发现诗歌中存在他无法容忍而必须去除的“淫乐”。墨子承认文艺能够给人带来愉悦之感，当他从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功利来考虑问题时，则主张“非乐”。他们从各自的标准出发，结果却都保留着对诗歌的批判态度，希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诗歌（文艺）对于国家人民应有的积极作用。

一、柏拉图：将诗人赶出理想国

（一）诗人的“罪”

柏拉图热爱诗歌，是一位具有文学天赋的哲学家，如果没有遇到苏格拉底，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西方出现的第一篇广泛讨论诗和诗人的著述，就是柏拉图的《伊安篇》。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有关诗歌创作的摹仿论与灵感说。然而，“诗和哲学有着不同的企望和归向”，它们“是长期抗争的对手”。在哲学和诗歌中，柏拉图必须选择其一，理想国的建立也必须有取有舍，强烈的政治抱负使他选择了哲学。但对诗歌的热爱又使他摆脱不了诗歌的诱惑，这位矛盾的理想国创建者为诗人定下了条条罪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罗列了文艺的四大罪状。首先，文艺亵渎神明。神是至善的，文艺家们偏在神身上找恶。赫西俄德讲乌刺诺斯虐待儿女，后遭儿子宙斯报复。柏拉图认为这是诗人说的一个不好的谎，不应该拿来讲给理智的儿童听，要讲也必须尽量减少听众，否则会让青年人学会犯罪。其次，诗人不但亵渎神明，还讲了很多不该讲的有伤风化的坏故事。诗人揭露神饮酒纵乐，嫉妒淫秽，年轻人看了会学坏。再次，诗人贬低英雄人物，将英雄写成有许多缺点的人，而不是柏拉图希望的具有勇敢节制等种种美德的理想国保卫者。最后，诗人奉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迎合人的情欲，放纵人的欲念，使人失去理智的控制，败坏人性，连好人也受它的坏影响，这是诗人的“最大罪状”。

为了让诗歌符合理想国的规矩，柏拉图给有“罪”的诗人定下了种种规范。他认为必须限制诗人，规范诗人的写作。在诗歌题材或内容上，哪些是合宜的，哪些是不合宜的，诗人应该怎样描写神灵、英雄、阴间和人，柏拉图在《理想国》里都定下了具体的原则。

诗人常将神塑造成相互打斗、谋害、报复的不完美的形象，柏拉图认为这些故事尤其不适合讲给儿童听，而必须讲那些可以培养良好品德的好故事。在柏拉图的观念里，神从来都是至善至美的，完美无缺的，因此诗人所说的都是谎言。他极力主张“神本来是什么样，就应该描写成什么样”。柏拉图为诗人描写神制定了两条法律：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神们不是一些魔术家，不变化他们的形状，也不在言语或行动上撒谎来欺哄我们”。

诗人总是将阴间写得阴森可怕。在柏拉图看来，这些描写会磨灭战士的斗志，使他们贪生怕死，不再勇敢。因此类似的诗句都应该勾消，即使讲到阴间时，也不要象他们常做的那样一味咒骂它，最好是把它写得好看一点。他们原先讲的那些故事既不真实，对于预备做战士的人们也不合宜。为了使阴间不那么恐怖，还应该取消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字样，象“呜咽河”、“恨河”、“泉下鬼”、“枯魂”之类，听到这些字样的声音就够叫人打颤，城邦的保卫者们听到也将勇气消沉。

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英雄应该是完美无缺的，他们要保卫柏拉图的乌托邦——理想国，因而必须是兼具理性与勇敢等各种优点的完美人物。诗人们却总把英雄刻画成和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的角色，柏拉图认为这会给人以“误导”，因而他详细讲述了诗人应怎样塑造英雄。英雄不应该表露自己的情感，“应把著名英雄的痛苦勾消，把这种痛苦交给女人们，交给凡庸的女人们和懦夫们”。除控制自己情感以外，诚实应该特别重视，一旦发现说谎，都要惩罚。英雄还要有节制，一方面服从保卫者的统治，一方面自己能统治食色之类感官欲。保卫者们爱财或是受贿也是柏拉图所不能容忍的。对于诗人已经说过的英雄的坏话，柏拉图认为要强迫他们声明英雄们没有做过这类事，不能给人以神可以造祸害，英雄并不比普通人好的印象。

诗人讲述有关人的故事也要有原则性。柏拉图认为诗人和编故事的人们关于人这个题材在最重要的关头都犯了错误，因为他们说：许多坏人享福，许多好人遭殃；不公正倒很有益，只要不让人看破，公正只对旁人有好处，对自己却是损失。这类话是柏拉图所不能容忍的，必须禁止。他命令在诗和故事中所说的话要恰恰和这类话相反。

在形式或体裁上，柏拉图也有严格的规定。他总结了诗和故事的三种类型：一是从头到尾都摹仿，如悲剧和喜剧；二是只有诗人在说话，例如合唱队的颂歌；三是摹仿和单纯叙述掺杂在一起，这包括史诗和另外几种诗。摹仿是诗人的一种重要创作方式，他们摹仿各种自然现象，摹仿作品中人物的口吻，摹仿各种技艺，各种言行，善的或恶的。但在柏拉图建立的城邦里，他只要一种诗人和故事作者：“他们的作品须对于我们有益；须只摹仿好人的言语，并且遵守我们原来替保卫者们设计教育时所定的那些规范。”因为摹仿坏的行为会对人产生巨大影响，久而久之，会变成习惯，不利于培养好的德行。

（二）对诗人的“罚”

鉴于诗人犯下的种种“罪行”，限制他们的写作范围与方式似乎还不够，最终柏拉图宣布将诗人赶出理想国。“因为诗的本质既如我们所说的，理性使我们不得不驱逐她。”这主要针对摹仿诗。他禁止一切摹仿性的诗走进理想的城邦，因为这类诗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

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说”，世间万物是神的杰作，有技术的人制造任何东西是对神的摹仿，而诗人的创作又是对工匠的摹仿，因此诗歌自然隔着三层。即使是伟大的诗人荷马，也只是简单的摹仿。诗人们对所写的一切题材都没有真正的知识，因此他们都只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无论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都只是高度的摹仿。在这方面，诗人有两点类似画家，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另一点是他奉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因此，诗人被拒绝进入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会被残害。摹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奉迎人心的无理性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像。柏拉图宣布，除了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以外，不准其他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甜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深爱诗歌的柏拉图并不想彻底消灭诗歌，他深深的感受到诗歌的魅力，不否认诗歌对人的重大作用。他所做的是将诗歌的影响引向积极的一面，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因此他为诗歌留了一条后路。只要诗歌能找到理由，证明她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的地位，他就很乐意欢迎她回来。柏拉图明确提出了准她回来的条件，即先让她自己作一篇辩护诗，用抒情的或其他的韵律都可以；也可以准许她的护卫者（自己不作诗而爱好诗的人们）用散文替她作一篇辩护，证明她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都有效用。证明了诗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人们就可以得到益处，这是柏拉图所希望的。但是，如果证明不出她有用，就该象情人发现爱人无益有害一样，要忍痛和她脱离关系了。因此要定下法律，不轻易放她进来。

柏拉图以他所建立的理想国为中心，给诗歌作出限制，并在必要时驱逐诗人，这都是符合他的哲学观的。中国上古时期的诸子中，也有人以自己的标准去限定诗歌，以期达到自己的理想。

二、孔子：正乐

与柏拉图一样，孔子对文学艺术充满感情，同时他也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诗歌，并进行取舍。“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也是其文艺思想的立足点。孔子认为，文艺的深远意义在于伦理教化，为仁义善性服务。他主张为善而美，为伦理道德而艺术。首先必须有“仁”，文学艺术才有价值和意义。孔子对文学艺术巨大的感化力量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十分重视“正乐”，极力抨击“淫乐”。不但乐要正，诗也要无邪。孔子编辑古诗时，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进行筛选。“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于违反礼的“乐”，孔子决不能容忍。譬如当时很流行的新乐“郑声”，孔子认为是“淫乐”而主张“放郑声”。“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礼记·乐记》）为了伦理道德而否定甚至赶走文艺，孔子是全世界第一人。柏拉图驱逐诗人出理想国是在孔子之后。

三、墨子：非乐

如果说柏拉图与孔子代表的均是士大夫或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墨子所代表的则是庶民阶级。墨子更关注人民疾苦，他是从国家和老百姓的实际功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墨子的文学理论核心是“非乐”，即对“乐”的非难和指责，甚至否定。墨子之所以要非乐，并非像老子那样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他并不认为文艺会戕杀人的本性，相反，他认为文艺是能给人愉悦之美感的。但与儒家提倡礼乐，认为作乐有益于伦理教化，有利于国泰民安不同，墨子认为乐不但不是治天下的工具，而且还是乱天下的祸根之一。“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辞过》）因而墨子几乎反对一切艺术享乐，主张从根本上禁乐。他说：“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悦）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早）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曰：孰为大人之听，而废国家之事？曰：乐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虽反对文艺，但在他出去游说各国君主时，为实用目的，却非常注重自己的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的偏激观点。为规范诗歌，他提出了“三表”与“三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墨子对言辞与文章提出的具体要求和法则：应当首先有依据，还要根据当时老百姓的实际情况来加以考察，最后还要经过“刑政”实际运用的检验，看看是否利国利民。“三法”与“三表”大略相同：“三法何也？……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之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政）。”作出这些规范，墨子注重的其实是诗歌文章的实用价值。

四、结语

柏拉图与孔子和墨子，他们的诗学观点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最大的相似点在于：第一，都承认诗歌（文艺）对人的巨大影响，因而都不敢忽视诗歌；第二，他们的理性哲学观使他们对诗歌保留了批判态度，从现实功用角度出发，依据各自的理想和标准去给诗歌制定规矩，希望消除诗歌对人们的反面影响。不得已时，则不惜驱逐诗人，消灭文艺。在他们眼中，当诗歌与哲学、现实冲突时，诗歌只能作出让步。诗歌最终应为政治、为社会服务，若失去了这些作用，就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1]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上古时期[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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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23-0125-03

熊灿美（1985-），女，湖南师范大学（湖南长沙410081）外国语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2010-09-04